尼尔·波兹曼的《自娱至死》(1985)
尼尔·波兹曼的《自娱至死》(1985)
迈克尔·福斯曼/文
王立秋/译
译自Michael Forsman, “Neil Postman(1985)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in Stina Bengtsson, Staffan Ericson and Fredrik Stiernstedt, Classics in Media Theory, Routledge, 2024, pp. 322-334. 译文仅供教学与学术交流使用，请勿做其他用途。
引言
尼尔·波兹曼把《自娱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AOD)描述为“对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文化最重要的事实的研究和哀悼，即印刷时代的没落和电视时代的崛起”(AOD: 8，中9)。他的书的第一部分（第1-5章）呈现了波兹曼的媒介生态与历史原则，第二部分（第6-11章）则聚焦于诸如新闻，商业和宗教节目以及儿童节目此类的类型，对作为电视的电视展开批判讨论。在书中，波兹曼总的来说讨论了电视的视听逻辑是怎样使印刷文化和公共会话(public conversation)变形，把政治、新闻、宗教和教育变成娱乐的。波兹曼指出，这一变形是不可逆的，它也对我们的普通知识结构和我们对“真”的理解产生深刻（并且主要是负面的）影响。波兹曼甚至说“我们每一分钟都在变得更蠢”(AOD:24，引文的译文都是我自己的，下不赘述，可参阅中译第27页，该书中译本时有漏译和不准确的地方，建议对照原文阅读)。
技术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是波兹曼媒介生态学进路的核心，但《自娱至死》本身并不是一部媒介史，它是一部文化史，其中，作者不是从内容的角度来理解媒介，而是更多地把它理解为人类传播(human communication)的环境。换言之，根据波兹曼的媒介生态学进路，技术先于讯息(message)（参考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讯息”），而媒介则是语言和意识生长的环境。
与这一视角相应地，波兹曼指出，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美国民主的出现，是因一种“超然的、分析的、追求逻辑、厌恶矛盾”（AOD:57,可参阅中译第70页）的口头和印刷文化才得以可能的。不过，随着电子媒介的出现——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电报开始，随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电视而升级——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而这一过程也以一种深刻的方式，影响了公共会话。因此也就有了这本名著的完整的书名：自娱至死，演艺业时代的公共话语。
《自娱至死》多次再版并被翻译为数十种语言，但当然了，自从这本书于1985年初次出版以来，媒介环境中很多东西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就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平台媒介、算法、数据化等而言。不过，我还是认为我们可以把《自娱至死》当作比一部以往更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来读（参Strate 2014）。尼尔·波兹曼也是媒介生态学传统的一位核心人物(Strate, 2006, 2017)，所以，不要因为《自娱至死》偏保守的语气，就不去读这部经典。波兹曼是一位很多人阅读的、原创的学者，并且他偏随笔的写作读来也颇为有趣。
我对《自娱至死》的呈现将从对波兹曼的生平简介开始，然后我将呈现他的一些媒介生态学原则。因此，我的解读将围绕四个主题进行：1）作为媒介哲学、2）作为媒介史、3）作为媒介批判和4)作为一个主张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教育的命题的《自娱至死》。在总结和讨论中，我将指出一些媒介生态学原则，做一些批判的评论，并论证对今天的媒介生态来说，波兹曼的进路的现实意义。
尼尔·波兹曼
尼尔·波兹曼(1931-2003)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家中既说英语，也说意第绪语。他在纽约的布鲁克林长大，在那里，日常生活中就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语言。这也许出发了波兹曼对语言学和传播的兴趣，并是他走上了英语教师的职业道路。他于1955年获得硕士学位，并于1958年成为教育学博士。在旧金山当了一阵老师后，波兹曼又回到了纽约大学和教育需要，此后一直在那里工作(Strate, 2014)。
波兹曼一开始感兴趣的是语言学和语义学，这些学科显然影响了他的写作。在他的第一本书《电视和英语教学》(Television and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1961)中，波兹曼已经以扩宽普通人对语言的理解为目标了；他也指出，英语教师应该以当代电视为材料来训练学生的语言能力及其批判思考能力。波兹曼早期著作在教学上是进步的，他甚至和查尔斯·温加藤(Charles Weingarten，他和波兹曼合写了好几本书)一起提出，应该用更加主题化的、现实导向的安排，来取代普通课程和传统学校学科(Postman & Weingarten, 1969, 1971, 1973)。
波兹曼一直忠于自己的理想，但随着电视和大众文化对公共生活和公共教育影响的增长，他的著作也趋于保守。《自娱至死》(1985)就反映了这一视角的转变。《童年的消失》(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 1982)和《教育的终结》(The End of Education, 1995)也如此。比较而言，《技术垄断》(Technopoly, 1992)是对这样一种建议的批评，即认为，原则上，大多数社会和生态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解决。不过，在他的最后一本书《建设通往十八世纪的桥。何以过去能够改进我们的未来》(Building a Bridge to the 18th Century. How the Past Can Improve Our Future, 1999)中，波兹曼认为，在现代性中，在一定程度上重获平衡和意义的唯一方式，是与启蒙运动的古典理想重新连接，而这也应该是公共教育要完成的主要任务。
波兹曼出版了二十多本书并发表了很多文章。在很多著作中，波兹曼看起来是在对教师和公众而非学界同仁说话。作为一位经常受邀公开演讲、经常上电视的学者，波兹曼喜欢对话，并把他与学生的联系视为他的工作最能带来回报的一部分(Strate, 2014)。
进入媒介生态学
波兹曼在1968年一次演说中，受马歇尔·麦克卢汉几年前写的一封信启发，第一次使用了“媒介生态学”这个术语(Strate, 2014)。1971年，波兹曼在纽约大学建立媒介生态学系；2000年，他和他的同伴——他后来的继承人和主要诠释者，兰斯·斯特雷特(2006, 2014, 2017)——创立了媒介生态学学会(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MEA)。在MEA的官方上，他们是这样描述媒介生态学的：
媒介生态学考察这样的问题：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理解、感受和价值；我们与媒介的互动如何促进或阻碍我们的生存机会。生态学这个词意味着要研究的事环境：它们的结构、内容和对人的影响。说到底，环境是一个把特定思考、感受和行为方式强加于人类的复杂讯息系统。它塑造了我们能看到、能说并因此而能做什么。它把各种角色分配给我们并坚持让我们表演那些角色。它明确规定了我们被允许、不被允许做什么。有时，就像在法庭或教室或商务办公室里那样，这些规定是明确而正式的。而在媒介环境（如书、广播、电影、电视等）中，这些规定则更加含蓄和不正式，半遮半掩在我们的这一假定背后，即，我们假定自己是在和一个机器而非一个环境打交道。媒介生态学试图明确这些规定。它试图弄清楚媒介逼我们扮演什么角色，媒介怎样塑造我们看到什么，为什么媒介会让我们以现在这样的方式感受和行动。媒介生态学研究作为环境的媒介。
（引自Islas & Bernal, 2016: 191）
因此，媒介生态学进路涉及把媒介当作环境和复杂讯息系统来理解，在这样的环境和系统中，每一种媒介都有它自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功能和立场、可供性和偏见。不同的媒介形式也属于不同的技术和文化“系谱”（例如，电报到电话到广播到电视）和发展线（例如，广播和电影变成电视），同时，它们也在为自己的存续和现代化而竞争（例如，电视改变了广播），媒介生态学研究也对不同传播秩序（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电子的）或不同读写能力(literacy)形式之间发生的长期历史转变感兴趣，这样的转变也会对不同传播文化，和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对时间、空间和知识的组织之间的联系产生影响(参Stephens, 2014)。
波兹曼在自己的著作中经常回到马歇尔·麦克卢汉，他认为后者通过《古腾堡星系：印刷人的形成》(1962)和《理解媒介：对人的延伸》(1964/1987)开创了媒介生态学进路。在《自娱至死》中，波兹曼也提到了刘易斯·芒福德的《技术与文明》(Technic and Civilization, 1934)，那是一部现代媒介技术的历史，从中世纪到钟表的发明到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煤炭蒸汽工厂再到电子时代和二十世纪上半叶。波兹曼还提到了哈罗德·伊尼斯和他在《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 1950)中对媒介——从纸莎草纸和黏土到希腊字母表——如何影响不同文明组织时间与空间、政治与贸易和知识与权力的方式的分析。
以下作品是波兹曼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另外一些参照点：埃里克·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的《柏拉图导论》(Preface to Plato, 1963)，这本书认为，手写的发明使希腊哲学得以可能，后者又最终奠定了现代西方思想的基础；伊丽莎白·艾森斯坦(Elisabeth Eisenstein)在《作为变革代理的印刷机：早期现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转变》(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1980)中对可移动字体印刷术在西欧后古腾堡时代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和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的《技术社会》(Technological Society, 1964)及其警告：自动化、人造物、和合理性可能把社会变成一场技术统治噩梦。这些思想家——和名列媒介生态学传统的其他人——属于不同的学术领域（如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学）。是他们对媒介的人文兴趣把他们联合到了一起，这一兴趣也使他们的观点不同于对媒介的功用性的、社会学的看法。
对于那些想读更多关于媒介生态学、其传统及其核心论题的读者，现在已经有不少文选和概述可用了(Cali, 2017 ; Gencareli, 2006 ; Islas & Bernal, 2016 ; Lum, 2006 ; Strate, 2006, 2014)。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指《媒介理论经典》）收录的一些思想家在这些概述中也会被提到。不过这不代表他们就一定是“媒介生态学家”；相反，这仅仅意味着，媒介生态学是一门复杂的元-学科(Cali, 2017 ; Islas & Bernal, 2016)。
作为媒介哲学的《自娱至死》
在《自娱至死》的第一章中，波兹曼把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讯息”改成了“媒介即隐喻”，指出在一个时代流行的媒介，往往会成为当时社会心态的隐喻。因此，波兹曼认为，羽毛笔、书和印刷机的意象，代表印刷文化，并因此而代表启蒙运动。而我们的“数字启蒙”世代，则可以用计算机生成的意象来代表，这样的意象——在偏蓝的、未来主义的光线下——可能包括某种类似于“非真实的全息界面，半血肉半回路的大脑，一行行在空间中波动的代码，敲击智慧触屏的机器人，和人机版的米开朗基罗的《创造亚当》的至少一百个变种”那样的东西(Romele, 2022 : 4)。
从对“媒介”这个术语同样宽泛的理解也可以看出波兹曼和麦克卢汉的一致。波兹曼(1985)和麦克卢汉(1964)的作品，以谈论广播和电视的同样方式，提到了武器、钱、路、地图和打字机。在一篇题为《媒介生态学的人文主义》(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 2000 : 10)中，波兹曼相应地，用这样的主张，解释了他对媒介的理解：“媒介是一种文化在其中生长的技术；也就是说，媒介赋予一种文化的政治、社会组织及其习惯的思维方式以形式”。
在这里，波兹曼再次指出，媒介不只是传播工具和对人体的延伸，媒介也是形塑我们能思考什么和我们能如何思考的环境。在《自娱至死》中他写道：“‘真’的定义至少部分源于传达信息的传播媒介的特征”(AOD : 17，可参阅中译第19页)，他是这样描述技术与媒介之间的关系的。
我们可以说，技术之于媒介就如同大脑之于心智。和大脑一样，技术是物理装置。和心智一样，媒介是对物理装置的“使用”。在技术使用特定符号代码，在技术于特定社会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技术进入经济与政治背景(context)的时候，技术就变成了媒介。技术只是机器。媒介是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智识环境。
(AOD : 84，可参阅中译第102页)
在《自娱至死》的第二章（题为“作为认识论的媒介”）中，波兹曼指出，媒介帮助我们给世界分类和理解自己，无论我们是通过说话、印刷、照相机镜头还是电视摄像机来体验世界。为进一步解释这点，他提到了刘易斯·芒福德的著作(1934)。芒福德认为，十二世纪眼镜的发明不但使改进有缺陷的视力得以可能，也“通过提出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心智一样是可以改进的这一观念，驳斥了人体(anatomy)即命运的信念”(AOD :14，可参阅中译第16页)。我们也可以以类似的方式指出，望远镜把人置于宇宙的中心。总结来说：媒介（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视觉的和电子的）使人的思考和公共讨论得以可能，虽然我们很少有人会经常反思这点。“读书或看电视或看手表的人，通常不会对这些事件如何组织和控制其心智感兴趣”(AOD :11, 可参阅中译第12页)。
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波兹曼对语言学感兴趣；他说说话是“最初的、不可或缺的媒介”，并指出说话“使我们成为人，使我们一直是人，并在事实上定义了人意味着什么”(AOD : 9，可参阅中译第10-11页)。他还说《自娱至死》考察的是从印刷到电子媒介的变化如何改造“会话(conversation)”，波兹曼用会话这个术语来指“使特定文化的人得以交流讯息的所有技术和技艺”(AOD :6, 可参阅中译第7页)。
然后，印刷和印刷机出现了，它们使书的大规模传播得以可能，为民族国家、个体权利和民主铺平道路。后来，当美国从一个基于印刷的民主国家向一个以电视为中心的消费社会转变，公共讨论的原则也发生了变化。波兹曼会说它退化了：“我要再说一遍，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是相对主义者，我相信，电视创造的认识论不但劣于基于印刷的认识论，而且危险和荒谬”(AOD : 27, 可参阅中译第30-31页)。
作为（美国）媒介史的《自娱至死》
我们可以把波兹曼的哲学和研究媒介的进路看作生态学的、诠释的、规范的和围绕一个关于何以在被电视超过之前，现代印刷定义了美利坚民族的早期阶段的线性叙事形成的。在《自娱至死》的第三章（“印刷的美国”），波兹曼描述了，十七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定居者是怎样随身携带圣经跨越大西洋，并因此而给圣经自己家中的核心地位的。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圣经成为畅销书，并且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普通人读写能力的发展来说，圣经一直是必不可少的。在1825年到1850年间，美国订阅图书馆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印刷成为公共领域、公立学校系统和阅读公众形成的前提。波兹曼甚至指出——再一次，通过引用芒福德——印刷成为主流媒介把人们从直接的、地方的语境解放出来，使他们的心智向更加精致的思考和讨论形式开放。
从印刷文化生长出来的公共讨论论坛不但包括关于人们阅读的东西的会话，也包括不同形式的口头报告。波兹曼在《自娱至死》第四章（“印刷的心智”）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在那里，他讲述了这样一个迷人的故事，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大量听众聚到一起聆听林肯总统和他的一个政治对手长达七小时的辩论。在这样的“说话事件”（在对州县事务的计划中，这样的事件也很常见）中，在对手回应前，一名辩论者可以论证上一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听众也绝不会默不作声；而且，有时，辩论的时间之长，还会让演说者不得不先停下来一起吃口饭。波兹曼也提到了公共传播的另一种形式：复兴派布道者的传统。他把这些经常是引人注目的，在一些情况下著名的公共演说者看作一个非正式的成人教育和共同体营造系统中的齿轮，这个非正式的系统对新到的移民来说是重要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已有的宗教和社会体制。
这样的演说几乎不会有什么手抄的形式，但波兹曼还是认为，它们是印刷文化的延伸，因为它们采取的，是论证和分析的进路。他还指出，在十九世纪后半部分，因为与广告和摄影兴起同时发生的新闻工业和大众阅读的蓬勃发展，这个长时间的、连贯一致的公共会话的理想也遭到了挑战。根据波兹曼，这导致了“印刷心智的没落，这种心智始于理性，终于娱乐”(AOD : 58, 可参阅中译第71-72页)。
在《自娱至死》的第五章（“躲猫猫世界”）中，波兹曼论述了电子传播和“演艺业时代”。他首先聚焦于电报。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美国还是一个由多个地区组成的混合体，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方式和自己关心的事情，这使得人们难以建立一种大陆范围的会话。在摩尔斯代码的基础上与国家铁路系统扩张同时建立的电力和电报的发展解决了这个问题。
波兹曼认为，电报成为商品这个事实，促成了对连贯传播的破坏，因为电报传递的是碎片和一时的感觉。因此，电报——与大众媒体(mass press)和摄影合在一起——把公共会话变成了个人化的事件。对波兹曼来说，这意味着“破碎的时间和破碎的注意力”(AOD : 69, 可参阅中译第86页)系统中一种不连续的语言的发展，而这种不连续的语言的发展又导致了“对现实的肢解”(AOD : 73ff，可参阅中译第90-91页，这段中译本的译文比较离谱，重译如下，有兴趣可对照阅读：“她是在评论照片的能力。照片能以一种古怪的方式肢解现实；能在语境之外歪曲瞬间；能并置把彼此没有任何逻辑或历史关联的事件和事物。和电报一样，摄影把世界重新创造为一系列个人化的事件。在照片的世界中没有首、中、末，就像电报里也没有这样的东西。世界被原子化了。有的只是当下，并且它不必成为任何可以被讲述的故事的一部分”)。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电视成为大众媒介之时，它又进一步肯定了这一秩序。许多公共集会场所（以往人们会在这些地方聚集）消失了，公共演说的听众变成了在自己家中消费“伪事件”的消费者(Boorstin, 1963)。比如说，根据波兹曼，像媒体发布会、电视清点或其他形式的电视事件那样的事件应该被当作伪事件来看待，因为它们吸引注意力、让人娱乐却什么也不改进或改变。相反，观众“被不相关、不一致和无力压倒”(AOD : 76, 可参阅中译第94页，中译本实际上删去了这个关键语段，补译如下：“可以说，伪语境是被不相关、不一致和无力压倒的文化的最后避难所。”)。
作为媒介批判的《自娱至死》
在《自娱至死》的第二部分，波兹曼批判了被他看作电视的超-意识形态(supra-ideology)的那个东西：“无论说的是什么或从什么观点来论述，过度的假设是，它是为我们的娱乐和快感而存在的”(AOD : 87,可参阅中译第106页，这一句和前一句中译本都理解错误，重译并加解释如下：“再换一种说法：娱乐是所有关于电视的话语的超-意识形态。无论[人们在论述电视的时候]说的是什么或从什么观点来论述，[这些话语都有这样一个]过度的假设[，那就是]它[即电视]是为我们的娱乐和快感而存在的”)。在第六章（“演艺业时代”）中，波兹曼把电视描述为一种光速媒介，它传送的是一个新闻播音员、电视布道者、总统候选人、广告、谋杀、天气预报和儿童节目的恒定流(a constant flow)。这听起来可能像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反对大众文化的抱怨，但波兹曼向我们保证，他恰恰因为电视是垃圾而喜欢电视；让他不爽的，是电视试图成为严肃会话空间的时候。
在第七章（“那么……这”）中，波兹曼说电视是“反-传播(anti-communication)”，是某种“娱乐但不告知”(AOD : 107, 可参阅中译第128页)的东西，而在第八章（“蹒跚前往伯利恒”）中，他讨论了福音派电视布道（美国地方电视一个常见的节目类型）。波兹曼发现，这些电视布道完全没有任何形式的真实的宗教体验，他指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电视只能处理个性，而无力应对抽象的东西：“没有仪式，没有教义，没有传统，没有神学，以及最重要的，没有精神超越感。在这些节目上，布道者赛高。神作为配角出场。”(AOD : 116, 可参阅中译第139页)。
在第九章中（“伸手选人”）中，波兹曼把电视辩论斥为“伪疗法(pseudo therapy)”(AOD : 128，可参阅中译第154页)并把政治传播和电视商业节目关联起来，认为二者都关乎意象政治(image politics)。他还论证说，在看过数百万个商业节目后，电视观众往往会相信，一切形式的社会或心理问题，都能在某个新产品的帮助下得到解决；长期来看，这会使我们认为，极其复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也有（或至少应该有）迅速见效的解决方案(quick fixes)。
作为一种教育进路的《自娱至死》
波兹曼反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电视的“圣战”也在第十章（“作为娱乐活动的教学”）中得到延续。在这一章中，他把注意力转向针对儿童的教育节目，并以儿童节目《芝麻街》为例来进行论述。这个电视连续剧首映于1968年，到现在还在播出，所以，它已经是好几代美国人童年经验的一部分，并因此而变成某种类似于制度的东西。《芝麻街》是一个备受好评，多次获奖，以训练幼年（学前）儿童语言和数学，在伦理和社交上对他们进行引导为目标的电视剧。它通过结合喜剧、卡通、玩偶来达成这一目标，但波兹曼看到的，只是“可爱的玩偶，名人，朗朗上口的语调，和快速的剪辑[这一切]肯定给儿童快感，并[将]因此而起到为他们进入一个爱乐子(fun-loving)文化做好充分准备的作用”(AOD : 142，可参阅中译第171页)。
波兹曼关于儿童电视底层设置的消费主义课程的尖刻评论，和他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很多教师表现出来的，对在教室装电脑的热情的批评是一致的。相反，波兹曼建议教室打开他们的“鬼扯探测器”问一问：这是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会给谁带来好处，为得到这些被许诺的好处，我们得放弃什么？
通过比较学校课程和电视与电脑的底层“课程”，波兹曼指出，公共教育必须为坚持古典的知识、批判思考和教养原则承担更大的责任，这是平衡当代文化的唯一方式(cf. Biesta, 2010)。把波兹曼的思考应用于围绕公共教育数字化的炒作(Selvyn, 2016)，或把波兹曼的媒介生态学加入媒介和信息素养(Forsman, 2019)将是有趣的。
赫胥黎的警告
《自娱至死》初版于这样一个时代，那时，代表“新媒介”的，还是出租录像带、光碟、全天候卫星和有线电视服务(如CNN, MTV)，或苹果发布的第一台麦金塔计算机。传统的书本文化依然稳固，许多教室、图书管理员和其他深刻倾向于印刷文化的人都把波兹曼的书牢记于心。也是大约在这个时候，美国（和世界）即将进入新自由主义时代（我们依然处于这个时代），前好莱坞演员罗纳德·里根刚刚再次当选总统。冷战还在进行，全球核战的威胁还是现实。也许，这一时代精神也影响了《自娱至死》的语气。值得注意的是，《自娱至死》初版于1984年——也即，乔治·奥威尔1948年写的著名小说《1984》提到的，作为反乌托邦未来象征的那一年——的一年后。众所周知，奥威尔的书以一个极权社会为中心，在这个社会中，公民处在“老大哥”的持续监视之下，并被灌输宣传、镇静药物和矛盾的口号（“真理就是谎言。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不过，《自娱至死》甚至更多地受阿道司·赫胥黎的《勇敢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1)的影响，结果，在第十一章（“赫胥黎的警告”）中，波兹曼解释了我们应该从赫胥黎的反乌托邦小说中学到的一课。
赫胥黎教导的是，在发达技术时代，精神的毁灭更可能来自于面带微笑的敌人，而非面容流露出怀疑和仇恨的敌人。在赫胥黎先知般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通过他的选择看着我们。而是我们通过我们的选择看着他。不需要看守人或大门，也不需要真理部门。当一群人被琐事分心，当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永无休止的娱乐活动，当严肃的公共会话变成一种幼态的萌言萌语(baby-talk)，简言之，当一群人变成观众，当他们的公共事务变成杂耍活动，那么，这个民族就危险了；文化的死亡就成为一种明确的可能性。
（AOD: 155f, 可参阅中译本第186页）
因此，《自娱至死》可以这样读，它既预见了一个消费主义的、短视的社会可能导致什么，又警告我们当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他后期的一本书，就在互联网和我们都有了个人电脑（然后是智能手机）的时代之前出版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1992)中，波兹曼在这点上甚至说得更加清楚。在这里，波兹曼认为，我们（再一次地）面对如今计算机化的传播的速度与舒适，和所谓的不可剥夺的人类价值之间的“浮士德交易”。波兹曼指出，在这个时代，技术进步——通过技术专家、科层制官僚和经济学家的执行——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这就使得社会陷入一种精神空虚，未来没有其他路可走的状态。
今天，在气候变化和持续的生态灾难的时代，当我们中的许多人几乎与互联网、屏幕、平台、按需服务和社交媒体共生的时候，我们也嵌入了这样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机器从机器学习，以我们通过日常线上活动生成的数据为养料。这可能感觉像自由；但我们也可以把它描述为一种新形式的复杂监视(Zuboff, 2019)。
我们也听说Meta（之前的Facebook）如何持续大力投资开发“元宇宙”——一个以已有的三维(3D)技术为基础，允许在平行宇宙（我们将通过个人化身于其中出现）中实时合作的数字生态系统。该计划旨在使这个虚拟世界最终与我们的物理现实无缝融合(Mystakidis, 2022)。同时，关于通用和自适应人工智能带来的后果的讨论也愈演愈烈，此外还有各种关于数字鸿沟、数字不健康(digital unhealth)等等的报告。关于当前的情景，我们只能推测，如果尼尔·波兹曼还活着，他会说什么。他又会怎样把他的媒介生态学进路应用于Twitter、抖音、Facebook、Youtube、Instagram、今天的总统竞选、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网红和自拍、算法和平台资本主义、智能手机还有生物媒介(biometric media)？
总结和结论
在本文中，我介绍了尼尔·波兹曼的《自娱至死》。虽然这本书是在批评电视对美国公共讨论和民主的影响，但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媒介生态学进路的一个例子来读。那么，关于媒介生态学，我们可以从波兹曼的书中学到什么？
首先，媒介生态学可被定义为对作为人类文化生长环境的媒介的研究。而且，“生态学”这个术语意味着，人的生物习惯和符号习惯之间存在关联。
其次，媒介生态学和媒介的演化，不同媒介之间的关系，传播文化的长期历史变化，以及承认这一点——媒介绝不是中性的；相反，从它的功能和认识论原则来看，它总是有偏见的——有关。因此，新媒介的贯彻，总会带来好处，同时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这点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波兹曼对媒介生态学的理解中，因为他认为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的、人与媒介之间的、不同形式的媒介之间的）非常重要。
再次，可以把媒介生态学理解为一个伞一样的涵盖性术语，它指的是一个复杂的元-学科，这个学科有各种不同的理论导向和来自不同领域（如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语言学、艺术、考古学、信息学等等）的研究者构成。把他们关联在一起的，是一种人文的、整体的研究媒介技术的进路，通常在宏观层面上进行，聚焦于长期的转变和传播文化与社会组织、心态及知识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媒介生态学可能从前现代的口头文化和古代关于书写带来的影响的讨论，论及中世纪修道院文化或电子媒介的不同时期。媒介生态学可以帮助我们把未来主题化。
结论是，媒介生态学是一个还在持续发展的、在多个学科中发展出来的传统，并且这个视角比以往更具有现实意义。上面提到的例子只是早期经典的一些片段，还有一些更加新近的学术作品也和媒介生态学的传统有关。媒介生态学传统的其他重要例子包括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 2011, 2015)关于数字丰裕时代个人间传播的研究，和她对人与社交机器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 2012)关于与数字变革相关的读写能力、智力和记忆的研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 1991)关于赛博格的思考和对人、技术、自然与动物之间的能动性与伦理研究的长期介入。媒介生态学进路当前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约翰·达勒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 2015)关于他所说的基本媒介（云、海等）的讨论。
最后的几点评论
当然，《自娱至死》也有可批评之处。波兹曼关于电视和社会的看法是精英主义、道德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他对童年和教育的理解也太过于宽泛。他聚焦于媒介技术对人做了什么，却很少提及人用媒介做了什么。他没有看到性别问题，他关于美国的看法是理想主义和怀旧主义的，完全没有任何多元文化或后殖民的意识。在一本像这样的书中，我们也会预期，里面应该有更加系统的，关于作为论证基于什么科学原则、材料文献和方法的说明。
另一个相关的批评是，波兹曼是技术决定论者。换言之，他的主要论证是，是技术影响了社会结构、心态和价值系统，而不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了这些建构物。我们可以且应该就此进路展开讨论。同时，在一个一切都被媒介化、媒介无处不在、几乎一切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媒介形式的时代，如果我们作为作为消费者、学生和研究者想要发展，那么，对媒介技术的，在分析上的兴趣可能更具有现实意义。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滋养我们的思想，以达到平衡，找到替代方案，规划新的道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建议人人都可以甚至应该读一读《自娱至死》。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