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与绿荫
明净的两扇窗,外面是浓浓的绿荫。房间整洁有序,有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一个衣柜。那是我只看见过一次,停留不过几分钟的空间,却曾一次又一次被我以最不愿意提及的方式重复记起。
心理学家说,处在同一物理距离的人容易产生比较,比如母亲和女儿,兄弟姐妹之间微妙的张力;而有相似性的人也容易相互比较,比如相同的性别种族年纪处境,越相似则会以为起跑线越相近,没有借口再去为自己的不足找出足够强的理由。漂泊在海外,同为来自中国的女性往往会挑起我那根最灵敏的神经,这是几百次的不间断排名中被磨出来的,连接着我安全防线的那一根。中国教育总有这样的本事,没有硝烟也要制造战争,平静生活不够有滋味,总得制造点危机四伏,痛到刺激神经才算有生机。本来是同龄的玩伴也要想象成要超过的靶子,我被浸泡在这人造的恐惧之中,每天都生活得像是打一场又一场的迷你战争。
而当我终于来到了一种不需要绷紧神经的国度,我的大脑明显还没有适应,在不断撺掇着我寻找新的假想敌。而不幸荔芝就成了这一位。她白白净净的,染过的栗色头发软软贴在耳边,戴金色细边圆框眼镜。她说自己算是比较“传统”,这个词在今天绝算不上流行。用它形容自己,多少让我觉得她不太是自己的同类。
但即使观点有不同,她也是相当亲近善良的人。她曾在家里煮好几个菜给下不起馆子的我,包括很久没吃到的西红柿炒鸡蛋。她也做了雪花酥和其他的点心给我庆祝生日,小小的精致的装在干净的袋子里。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包饺子,讲笑话,说说烦恼的事情,绕着校园走了一圈又一圈。当时她已经工作了,有一个不愿意涨薪的抠门老板,我还帮忙出了好几个不怎甚高明的主意。
她曾经是我的朋友,但是关系发生变化是从我们处境的变化开始的。那一年她的公司突然拒绝帮她办理签证,而正巧认识不久的男朋友愿意sponsor她。我觉得不可靠,而她说自己并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不久之后她和对方一起搬到了新家,我造访了她的新公寓。两扇明净的窗,窗外浓浓的绿荫,房子不新却很是干净整洁。
当时我对这个房间并没有什么强烈的感受,多少是因为在生存边缘,实在只能顾忙着活下去。 几个月后我因为签证问题被迫迁徙,浑身只有几百刀的存款,每天都倒计时等着发工资,和四个女生租住在四面透风的房间里。冬天不太好过,每天结束工作之后都觉得没有力气。我买了一袋削好的芝士,每天回家之后就从冰箱里拿出来,往嘴里塞一点,然后躺在床上,浑身都动弹不得。即使是这样的生活没过多久,同租的人办party被房东撵了出来。我图省钱又租了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以为自己绝对可以忍受。
但是人可能有一些从树进化出来的成分,失去了光合作用我的身体变得异常焦灼。那个时候,在昏暗房间的人造光源里,开始常常想到她的房间,尤其是那两个大大的窗户,和那片浓浓的绿荫。我想象她在窗前喝茶,在写字台上画画,早上起来就有阳光洒在床上,可以伸懒腰,白天甚至不用开电灯。这种念头尤为折磨人,因为它不会随着我的大喊而停止,而越是这样想一位曾经对我善良的人,我便越觉得罪恶。我开始不敢打开社交媒体看她的生活,我开始难以面对她的问候,我觉得已经到了一种她的幸福生活就完全可以击碎我的程度。
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复杂的创伤。而她和她有关的事情,就像是一块大大的粘性橡皮泥,堵在我的身体里难以排出,它沾满了灰尘杂物,也粘住了我的五脏六腑。
我不知道怎么样给出一个光明的结尾,因为我尚未痊愈,伤口反复发作有些溃疡。但老人们总说时间有缓慢疗愈的功效。有时我在路上走走,会伸出手摸摸绿色的树叶,感受叶脉的纹理。那个时刻我感觉是在为自己活着,风难得解缚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