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碑的高度

在网络上看到光州事件的纪念碑，一张仰角拍摄的照片，纪念碑显得很高。我没有亲身去过那个地方。只是看到图片，我脑中浮现出自己亲身到过的纪念碑，但都好像没有高大的感觉。实际上我从来没有想过纪念碑为什么要修这么高。无疑大部分纪念碑都会建得很高。但我不假思索地以为，这是因为高度本身是权力的象征。纪念碑不是自然之物，而是被历史上的胜利者修建，所以自然要修得高。也是这个原因，我反而感觉不到它的物理意义上的高：因为注意力被作为符号的高度吸引，所以在记忆里留下的纪念碑也更像是一个关于「崇高」的符号，而非本身是一个崇高的符号。

符号很难崇高：我指的是能指，也就是被言说被书写被感知的那个符号的外型。物理上太过高大的符号不方便被表达，因为表达的首要载体是我们的身体。无论是说还是写，符号都尽可能地被简化，或拥有特定的结构，例如线性序列，这些约定俗成的表达形式既受制于我们的物理的身体，反过来也规训着它，成为它的结构。所以我们许多的动作其实都已经具有了能指的意义，这是人尽皆知的，例如手势。但不常被反思的是许多动作实际上镶嵌在一个更大的符号之中：这些动作本身不是符号，但是它们指向一个庞大的符号，一个超出我们身体的符号，例如「眺望」的动作，它指向远方，这里真正的符号是「远方」而非「眺望」本身。只是通过眺望的姿势，「远方」显现，并且是作为符号，因为我们并不真的到达远方。「远方」作为符号的外型又不过只是落日，山河，平野，大海，远去的行人，孤帆，地平线。但这些符号无疑是巨大的，并且是在物理的意义上。巨大的符号并不一定指向巨大的事物，例如电影院里的荧屏，实际上画面中的人物和我们是一样大的，即便在视觉上他们被放大，被聚焦，而且我们还不觉得恐怖，反而因为这种放大而满足了某种看的欲望。反过来微小的符号也不一定指向微小的事物，例如魔戒上的铭文，或是夜空中的星。物理的尺寸和符号空间中的位置并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许多时候，错觉或反差反而更显的有趣。但也因此我们常常忽略了符号本身的物理性质，而总是将其置于与所指的关联中（无论这种关联有趣与否）。在地球上仰望一颗恒星，和在太空中接近一颗恒星，两者的体验绝不会相同。同样如果我们把一个符号放大，再放大，也会有新的感受。也许在某一刻能指将直接转换为所指。这种转换不是借助语言系统，而是借助感官。「庞大」作为意义不再通过符号被指涉，而是直接（在庞大的符号中）显现，被感知，而非被解读。

由此也就有两种观看纪念碑的角度：一种去解读它的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含义，一种则是去感知它作为一块高大的碑本身的「现象」意义。对于第一种观看方式，我们必须要拥有并借助知识。所以不了解光州事件，我们站在它的纪念碑下，与站在任何一个普遍的、抽象的墓碑前无异。我们或许会感受到悲伤，寂静，残酷，热血，但是这些情感不指向一个特定的对象，就像我们无对象的爱不同于我们对一个独特的个体的爱一样。然而也正是这种仿佛悬置了特定背景知识的观看方式，让我们进入到纪念碑作为一个可感知的对象内在（而非被外界赋予、在人的历史中被物化的）意义的层面。我即便不了解光州事件的详细过程，我即便不是亲历者，我即便没有读过韩江的《少年来了》，我依旧——并且更加纯粹地被这座纪念碑的高度所吸引。它并不真的特别高，但它看起来很高。看它的时候，我在想，你为什么要这么高。仿佛在与它对话。然而它不会回答我。所以我只能看它，而无法使用我的语言，或它的语言。这庞然大物本身并不向我诉说它的故事，它沉默，它封闭。然而正是在这沉默和封闭中，我看到一种抗拒的力量。它抗拒被靠近，被平视或俯视，它抗拒我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走近它。我必须抬头，走到它的影子里，被它遮挡，而无法遮挡它。它抗拒被无视：我必须看见它，我不得不看见它。修建它的人要传达一个故事，但是我不了解这个故事，而即便我不了解这个故事，我还是走近它，徘徊在它的四周，感受影子的重量。在它的影子里，我遇见亡灵，我成为了亡灵。我看到自己的影子，我看到四围的光亮，看到未来的人们在向我走来。我走出纪念碑，走出图片，我写下这篇文字，我忘记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字。

这两种走近纪念碑的方式有时会形成奇妙的呼应。我也确实看过很多纪念碑，我因为太了解这些碑的历史，反而忘记了纪念碑本身的存在。这时我所看到的就不是纪念碑，而是胜利者的眼眸，正凝视着我，观察我的反应，虔诚，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