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

我意识到我的回忆停留在那个社会里。写作是一种方法，让我在和语言的游戏里排出作为禁忌的死胎。人可以选择不被历史殖民，但不可以选择从谁的子宫里醒来。

「生生之谓易」。

不生育作为抗争的手段：或许是出自对未来的无望，或许是出自对未出世者的同情，或许是出于不合作，或许是出于复仇。Libido在理性的眼下被审计，冻结，溃堤。抗争者用理性回应理性的统治。被列入计划的子宫超额/尚未完成。南精北调。西器东输。

被统治者不生，统治者就无人可统治。

与之争锋相对的一个观点是：只有被统治者生生不息，才有可能终结统治。统治不会因为被统治者从活人变成死人就自动终结。相反，对死人的统治只会更加容易：死人不需要权利的保障，死人不会反抗。活的统治者只能被活的被统治者战胜。

当然，在活人与死人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量，那就是「物」。对工具、技术、机器、系统的控制构成了权力（但不一定是合法性）的基本维度。迷信优胜劣汰的社达流行于工业时代的早期于是也不难理解；所谓的「优劣」无非是就对技术的占有关系而言。凭借德性统治的时代让位于凭借技术——包括统治技术本身——统治的时代。故19世纪对反抗或者「消灭统治本身」（无统治）的想象也就总是伴随着技术的乌托邦话语：技术即然可以作为统治工具，那么也就可以作为反对统治的工具。这种技术乐观主义反过来支持了上述第二种观点，因为统治的延续并不在于被统治者的肉体延续，而在于它被动地服从于现存的统治条件；如果它积极地利用或改变这一条件，那么看似稳固的统治关系也会发生变动；而这种主动性（本质上是「人」对于「物」的主动性）只能以活人的存在为前提。被统治者必须在世地、具身地存在，才能进入到和统治者的在世的、具身的历史性（contingent）关系之中。

第三种论点：不生或许未必会终结统治，但是至少可以让尽可能少的生命进入到统治关系中（「不滥生无辜」）。显然这是一种功利主义（在边沁的意义上）的论点，并且建立在对于未来的悲观判断之上。同时它也暗含着一个奇特的「解放」概念：如果奴隶不生下他们的后代，那么这已经是一种对奴隶的解放。

第四种论点：不考虑生育的动机，仅从生育对于生育者的客观意义来说，生育就已经成为反抗的推动力，因为新生命一旦诞下，生育者就背负了改变环境的责任。简言之，ta要为后代争取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这可以成为ta合理化自己的反抗行动的资源：无论是面向自己，还是面向统治者，还是面向其他被统治者。但这种资源更多来自于生育作为行动的后果，并且它作为资源首先具有规范性的意义，也就是说，行动者可以援引它来合理化自己的行动，但这种援引本身也是行动，而非必然的事件。人们完全可以不选择抗争，即便（往往甚至正是因为）他们需要为后代开辟行动空间。事实上，基于复杂的利害权衡，不抗争未必不理性，尤其是当其他合理化服从行为的话语资源存在时。

第五种论点：生育是个人的权利。也因此，为了「革命」而要求其他人生或不生，就和为了「维持统治」而要求被统治者生或不生一样不具有正当性。但这并不排除个人基于自己的最终价值（例如选择革命）而行使或不行使这项权利。只是这样的话，「生还是不生」就无法成为公共讨论的主题，因为它归根结底是一个个人的选择。公共讨论可以影响个人的选择，但是仅此而已。不过这种「影响」的实质其实同上面所说的规范性资源一样：个人可以援引公共话语来合理化自己的立场和行为。

「生育是个人的权利」：女性的权利？男性的权利？个人的权利？伴侣的权利？有子宫者的权利？子宫的权利？……

「主权不可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