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喜剧（5）

5.恩里科

“让他们说吧，现在讨论后事总比措手不及好。”

说这话时，安德烈亚正站在书房的画前，拿着掸子给画框除灰。阳光照耀下，细细的灰尘闪耀着金光，将他笼罩在一片光晕之中。

“斯大林就对自己的健康很自信。谁能想到他的同志中又出了个阴谋家？”

打扫完毕，他又稍微站远了些，欣赏了一会儿画作，这才刚想起恩里科在场似的，冲他笑了笑，“得了，人总是要死的。”

这话让恩里科不好意思的低下头去。今天到访时，他看见走廊尽头的书房门罕见地大开着，里面立着个许久不见的身影。塔齐亚娜站在门边，安德烈亚正认真地望着她，对她嘱咐着什么事情。恩里科离得远，断断续续地听见他说，“一定要稳住局势……有对付不了的……让路易吉和卡米拉帮你。”

她点点头，胸有成竹，“我什么时候办错过事，别担心了。“

闻言，安德烈亚爱怜地伸手，抚摸她的头发，“马上就要选举了，你回罗马来当议员吧。”

塔齐亚娜愣了愣，还是轻轻靠进了他怀里，两人在书房中拥抱，如同电影中的一幕。随后，她率先松开了手，似乎有点着急，“我还有事，先走了。”她转身迈开步子，安德烈亚弯下腰拎起包，跟在妻子后面，一直送到门外。

等待安德烈亚返回的时间里，恩里科思索着所见的不寻常的一幕。塔齐亚娜与许多人不同，完全不稀罕留在罗马，尽管她的能力和声望足以在国家舞台上发挥作用。有人为她可惜，塔齐亚娜却觉得对方完全不可理喻，她甚至反问道：“如果只是为了留在罗马，我干嘛当共产党呢？”

也是出于对她的信任，党中央极少干涉利古里亚大区的事务。现在安德烈亚突然想让她回来，其中意义似乎很明确。这几年，他年纪上来了，副书记路易吉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党内有人开始私下讨论继承人的问题。将来真正掌舵的，是人多势众的改良派，是才华横溢的左派，还是稳健持重的中间派？许多人向恩里科打探消息，有人暗示他是否有意向争取领袖的位置……

他向安德烈亚抱怨有人在搞小派系，却只得到了刚刚那个模糊的回答。

“恩里科。”

恩里科回过神来，发现安德烈亚已经从画前回到书桌后面。他没有马上说话，手指敲着太阳穴思考着，“你明天下午再来一趟吧，我找你有事。”

恩里科赶忙回忆自己的日程，明天……明天有个集会，讨论的事情很重要，一切细节都定好了，不方便走开。

他隐约感觉自己将卷进什么事中，而他还不想过早被漩涡拖进深水里淹死。推拒的借口已经涌到了舌尖，安德烈亚抬起眼睛，透过镜片锐利的盯了恩里科一眼。不待老人再说话，他赶忙表示，“没问题。”

隔天，恩里科再次推开书房，等待他的是一张表情空白不可读的脸。“苏共二十大要开了，我要去苏联。”安德烈亚语调严肃低沉，简直像死了人在念讣告，“你按照我的指示去做。”

接下来半个小时，他接到了战斗部署般的要求，不需要问为什么，只需要执行，一步不差，一点不错。如此戒备森严，好像不是兄弟党去见兄弟党，而是封臣面见残暴成性的皇帝，稍有不慎便会命丧他乡。党内的同志也不再是同志，而是必须严防死守，必要时进行镇压的内部敌人。安德烈亚第一次这样像一位……将军。

结束谈话时，安德烈亚冰冷沉重的审视着恩里科，“这次大会……很重要。要稳住你手下的人，不论发生什么事，任何事。”

“你们要保卫的是党一直以来都路线。”他铁一样掷下了命令，“我不要听见和它相悖的声音——尤其是我们中那几个广为人知的刺头。“

几年前谈论卢卡时那种感觉又出现了，那是一股让空气凝固，脊髓结冰的寒意。现在他知道这种它从何而来了。不论安德烈亚平时多么平和，对政治敌人做足民主国家政治家的姿态，他始终有一部分是埃尔科利。埃尔科利来自苏联，来自用铁腕和暴力作为斗争手段摧毁敌人的地方。

那些比他还小，在战后成长起来的人有他们的未来与梦想。可是，多年在政治中心的历练，也使恩里科明白了世界的残酷，没有组织和手段，梦想软弱无力，那个未来也永远不会到来。

他用力点点头，“我保证。”

风暴来的比预想要来得晚些，会议结束后，资产阶级报纸模糊暗示了莫斯科领导层的巨变，而本应立刻反应的《团结报》却保持着沉默，《复兴》杂志则突然开始讨论民主、非暴力的变革的可能性。困惑在党内迅速发酵，变成了怀疑。连党部的大厅里，都传来熟人碰面以后低声的议论，遇见恩里科严厉的眼神后，那些人又赶紧闭上嘴巴，四散去做自己的事情。

六月四日，《纽约时报》刊登了秘密报告的全文，这不是报纸，这是一箱箱炸弹，在全意大利范围内同时爆炸，受灾人员高达两百万人，灾情不明，尚在统计之中。各地党部和《团结报》总部的电话被从早响到晚，每秒钟都有党员询问情况，许多人流着眼泪请求党能澄清资产阶级的污蔑。

抵抗运动万岁，斯大林万岁。对于基层党员来说，抵抗运动是昨日之梦，斯大林和苏联是未来之梦。可是抵抗运动过去了，斯大林要被打倒，我们是为了革命聚在一起的，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他们等来的不是澄清，而是安德烈亚登在《团结报》上的采访，他首次承认了斯大林的巨大错误，也承认了苏联有个人崇拜、官僚化、不够民主等问题。紧随其后的，是曾经在属于知识分子的刊物中出现过的东西，出现在了党报上。

几个月来的警惕和准备终于在这一刻起了作用。在各级组织中都对新的方向，新的历史叙述爆发了持续几个月的讨论，干部们力劝党员接受党的决定，组织人将有斯大林痕迹的文件和海报都销毁。所有拒绝接受新路线，不相信党的解释的人，都被自己的书记叫去一阵痛骂。谁要是再不听话，就等着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出党。

在雷焦艾米利亚这样忠诚的红色堡垒，事情脱离了掌控。那里的干部经历过残酷的游击战，十余年来梦想着革命，他们看穿了历史讨论的真相，本能地理解到民主背后的意图。许多人顶住上级的压力，放任基层党员表达不满、围攻中央来的干部。“斯大林万岁”的标语还留在墙上，没被石灰遮掉，斯大林时期的书挪到了书架角落，但好歹没被化成纸浆。

尽管有不少反对的声音，事态总体都还在可控范围内。安德烈亚毕竟见证过苏联二十年代的路线斗争，亲身经历过后来残酷的清洗，他的老师们能亲手将同志送上刑场。那个学校里，不能驾轻就熟处理路线变动的人全都死了，活下来的自然成为个中高手。对这次事件，他心中笃定：只要全党坚定不移，团结一致，事情很快就会平息下去。苏联毕竟远在天边，而党就在身前，就是生活。

几个月后，讨论和反对逐渐归于平静，党的领导层都松了口气。可这口气还没叹到底，匈牙利就爆发了起义，工人和学生走上街头，推翻了政府，顽强地与苏联军队进行巷战。不论性质如何，共产党在面对一场群众运动。

群众运动是山火，力量强大，暴烈无情。人用尽了手段去预测、引导和化解自然灾害，可当它带着毁灭性的力量席卷而来时，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党没有想到会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发生这样的事情，更没有想到最后会以如此暴力的方式解决。

在写完一篇极为棘手的报告后，恩里科长出了一口气，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出书房活动活动身体。客厅里，莱蒂齐亚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恩里科走过去，从沙发背后揽住她，她转过头粲然一笑，吻了吻丈夫。电视里正在播西部片，有个面庞坚毅牛仔打扮的金发男子骑在马上，正欲从小镇出发去往远方，满眼泪水的女人拦在马前，她明白这一路十分危险，对眼前人依依不舍。牛仔弯下腰，吻了吻她湛蓝色的眼睛，又深情表白道：“亲爱的，别担心我。我就像一只火鹰，最擅长在危险中寻找机会。”

这刻意到尴尬的台词将两人都逗笑了，“这时候不总是‘我像狼一样爱着我的女人’之类的吗？”恩里科模仿流行的爱情小说对白，“‘爱上别的女人？哦，不可能，我是一头雄狼，我一辈子只有一个女人。’”

莱蒂齐亚伸手玩笑地拍了下他的脑袋，“西部片不是这个套路呢。”

他顺势靠住妻子的手，目光越过她的肩膀盯着电视发呆，场景不断变化，主角终于和恋人惜别，策马在群山间驰骋，赶往命中注定的战斗……就在他拔出枪瞄准暗算者时，急促的门铃突然响起，恩里科赶忙从沙发边跳起来，跑去开门。

“砰！砰砰！”随着隐约的枪声，雷纳托的脸出现在他面前。他咧开嘴笑了，拍拍恩里科的肩膀，“怎么回事，你在家里搞暴动啊？”

恩里科赶紧将他拉进来，看了看手表，已经晚上十一点过了，“你呢？把暴动搞砸了找人给你收场吗？”——以雷纳托的勤奋程度，除此之外没理由这么晚出现在同事家里，他早钻到哪个酒吧去喝酒了。

听见走廊里两人的说话声，莱蒂齐亚也撇下电视走过来招待客人。“进来坐，想喝点什么？”她看了看墙上的挂钟，“也太晚了，你们要谈多久，要不要我去把客房收出来？”她伸手准备接过雷纳托的外套，客人却拢住大衣，对她摆摆手，“快去休息吧，我和恩里科就讲几句话。”

莱蒂齐亚理解地点点头，回客厅去了。待她的身影一消失，雷纳托便开门见山道：“我这边完蛋了。“

一开始，恩里科没反应过来是什么完了。他最近忙的发疯，脑子里的思想也很乱，除了必要的工作和交际外宁愿把自己关在家里谁也不见，自然也没再频繁联系。

他的朋友靠在墙边，一手倚搭在装饰柜上，大衣在他身上笔挺干练，他的身影如同钢刀一笔笔锉出来一样坚定且沉默。

恩里科隐约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为了你两年前支持匈牙利起义的文章？他们要把你怎么办，再降到地方去？！”据他所知，社会党可是公开同情匈牙利的。

“不。“雷纳托停顿了足够长的时间，让这个否定概括了所有最坏的情况，“多半是要开除我。”

开除出党。

这意味着作为政治家生涯的结束。恩里科本能地紧握住他的手，用了拽溺水者的力度，想将他拉回岸边，“乔利蒂都没有被开除，他那样在大会上和安德烈叫板。维多里奥带着总工会直接支持匈牙利，况且我也公开同情过维托里奥……是有人在背后反对你？“

雷纳托用另一只手安抚地拍拍他的手背，无声的感谢了他的好意提醒，“你也不想想，小乔利蒂是谁的孙子。维多里奥背后是总工会，工会就像党的军队，莱昂帕尔蒂当然会对他们客客气气。”他松开手，“至于你嘛，莱昂帕尔蒂一向很喜欢你。”雷纳托又指了指自己，“而我，你知道的，南尼和我不对付很多年了。”

恩里科叹了口气，“你也有你的朋友，”他让语气变得随便点，避免被误会为试图干涉其它党的家事，或者打探什么消息，“之前是在他们支持下你才回的中央，不是吗？”

今天晚上，雷纳托第一次露出笑容，可他笑得那样冷淡，只不过是对生活的讽刺，“我的罪名可是‘反对党’，谁敢再支持我？”他意味深长地说，“不想我们也知道是谁的意思。“

回想雷纳托多年来做的所有事情，写的所有文章，你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异端。他曾亲自在那不勒斯参与过占领山谷的运动，身在与警察暴力冲突的最前线，差点因此入狱。后来，因为与总书记南尼的矛盾，他被调去搞文化工作了。雷纳托对此倒也十分热衷，他是个天生的社会学家，写理论文章时除了依靠各种报告，还会去给工人发问卷做调查。最近，除了支持匈牙利，他因为批评左翼不重视政治经济学，脱离社会现实而再一次受到排挤。但雷纳托都被排挤多少次了，也没人真的能把他怎么样，恩里科看到那些批判他的文章时，还以为不过又是例行公事。

直到今天，直到刚才。

他心中第一次对崇敬多年的导师浮起不满，更多是不解：两年来，组织部长阿门多拉遵照他的意思，大刀阔斧地清理干部，有些地方的领导层甚至被整个换血。面对如此剧烈的变化，基层工人出身的同志伤心失望，年轻又有理论素养的党员迷茫困惑，甚至干脆退党。为了维护苏联的权威，不惜损坏一整代人经营的成果，不惜背离刚提出的民主化路线，这难道真的有必要吗？想到这里，恩里科也有些不忿，“简直是捕风捉影，”他忍不住抱怨道，“照这个意思，下一步是不是要说你反党反革命，是法国来的间谍，把你拉去枪毙了？“

雷纳托笑出了声，耸耸肩做出无所谓的样子，“怎么可能，拜他所赐，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更何况——“他拖长了音调，“他案头的秘密计划那么多，肯定不喜欢再出一个会死人的事情。”

两人都陷入了沉默，客厅里电视的声音又清晰起来，枪声、冲锋的声音、伤者的尖叫乱作一片——恐怕剧情进行到决战时刻了。今晚，雷纳托似乎与往日格外不同，他从不怕遭遇质疑，打压反而能激起他昂扬的斗志。可现在，他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要求，似乎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往日的热情变为一种惊人的专注，哪怕谈话时，他的思绪似乎也在别处。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可是恩里科依然感到可惜。雷纳托在工作中是个慷慨热情，而且毫无宗派之见的人。他对有意义的工作全力以赴，不管那是不是分内之事。这样的同志不应当受如此残酷的惩罚。他想再去安德烈亚面前尝试求情。

雷纳托不再推辞，他不愿辜负朋友的一片好心。“那你去吧。反正，我不会公开道歉，也不会放弃现在的立场。”

见恩里科对这个棘手的条件面露难色，他拍了拍朋友的肩膀，意思很明确：算了吧。别为我搭上自己。连他都说不动南尼，何况让恩里科去说动安德烈亚呢？

在私下收到决定的那一刻起，雷纳托早已放弃一切希望。他认真地望着恩里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并不反对党。”他将“党”说的格外重，如同提及一个包含所有颠覆希望的名字应是的那样。

随后，电视演完了，背景的嘈杂噪音消失了，“但是，既然哪个党都不接受我的观点，我就走好了。”

他从柜子上挪开，抖了抖衣服，“党又不是靠忏悔者组成的。”

恩里科陪他走到门外，一轮锋利的弯月悬在罗马的天空。

他们俩最后握了握手，“保重，祝你一切顺利。”雷纳托说完，便朝停在街上的专车走去，或许不久以后，这辆车就会换主人了。

沙黄色的别墅外墙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恩里科站在门前，这间被他看作第二个家的房子现在像个沙漠，没有方向，只有不可触及的天，和流动的大地。他极少主动拜访安德烈亚，何况是为了件没指望的事情。门开了，恩里科快步走向安德烈亚的书房，他要让安德烈亚明白，必要时要逼迫他明白，事情不能这样下去，有许多党员已经非常不满。

墙上旧照片里永恒的目光目送他来到安德烈亚的书房前，恩里科稍微停了几秒，深吸一口气调整心情，随后抬手敲响了门。

“恩里科！”门后是安德烈亚狡黠的笑脸，他上前一步，伸手拥抱了自己的好学生，“我就知道是你，你走路的声音我太熟悉了。”说着，他将椅子拉开，“从小，我就能分辨脚步声。或许我该去当个侦探呢。来吧，坐。”恩里科顺从地坐下了，他心里突然浮现出古怪的不忍。斗争往往是残酷的，如果安德烈亚错了，他会像安德烈亚反对别人那样反对他吗？

光是想想公开指责恩师的场景，恩里科心中鼓胀的勇气就慢慢瘪下去，随着下一次换气呼出体外。他勉强笑了笑，打趣的话没过脑子就从嘴边滑出，“侦探？从你能讲好意大利语那一刻起就不行了。因为……”

拖延时间，假装今天和往常一样。他只是被召来的下属，来交代日常的工作。安德烈亚似乎有点察觉他的走神，接话提醒他，“因为……？”

“因为……警察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他被这个俏皮话逗得笑起来，古怪的模仿着官方发言人的语调：“感谢社会进步，今时不同往日，秩序力量现在会说普通话了。南北统一的一大步啊！”说完又翻了个白眼，做夸张的无奈状，“哦，当然，他们现在只是一群连技术学校也读不下去的蠢货，仅此而已……”

起了这个头，他们开始一个接一个的讲宪兵笑话。事实证明，骂政府走狗乃是左派朋友聚会，合家团聚的不二之选，这事儿简直有种惯性，开了头就停不下来。安德烈亚是刻薄的大师，他能将恩里科看到的新笑话，变为优雅的人身攻击。两人大笑着，似乎又变回了两个一无所有的小青年，用疯狂的笑和炽热的愤怒对抗庞大而恐怖的世界。

终于，安德烈亚咳嗽了两声，清了清嗓子，示意该回到正事上了。“快说吧，找我做什么？”他面上还残留着笑意，声音也带有愉悦，可这一丝痕迹就像水波纹，迅速扩散，隐没在庞大的湖中。

恩里科打开包，拿出文件夹，那叠薄薄的纸再一次加深了他的不安全感。他将要谈论一个庞大的话题，可是为了赶时间，他远没有收集足够的材料，也并未探明支持的力度。到最后，他的最大赌注竟然只能压在安德烈亚身上，指望他能看在自己长期以来的忠诚的份儿上，考虑自己的劝告。但事已至此，他必须开始。

恩里科急切地开口，从开除雷纳托的事情说起，公开支持匈牙利事件中的造反者固然产生了坏影响，可他在文化界和基层都有影响力，又是社会党的人，给予这样绝对的惩罚实在是……得不偿失。既然党已经公开表示自己立足于民主国家，那就应当在行动上留有余地，不再事事跟随苏联人。

他说的极快，几乎一气呵成，先从逻辑上推出结论再陈述事实，这还是从某些资产阶级记者那里学来的招数，用来避免对方打断自己。可是，出乎他预料，全程安德烈亚都认真听着，没有要开口反驳他的意思。待恩里科说完后，他戴上眼镜，拿起党员们报告基层情绪的信，快速读完，了然一笑，将它撇在旁边。

这么多年，恩里科还是没学会。

他能看见问题的各个方面，学会了政治斗争中的小把戏，却永远抓不住核心。绝对的，唯一的，不可触碰的事情——共产党是否依然是本国工人阶级的绝对领导。

回答否，那么一切都将不复存在，政治本身也将烟消云散。

某种冰冷的厌倦从他心中升起，恩里科各方面都很好，偏偏在这件事上怎么也不开窍。雷纳托那样的人固然聪明绝顶，却过于骄傲，以为离开党也能在残酷的政治战争中取胜。有些话，他已经解释了十多年，懒得再继续说下去了，如果理解不了，那就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多说无益。

“雷纳托选择有尊严地离开。”安德烈亚将眼镜摘下来、折好，“对于一个以政治为业的人来说，这很好，我个人很欣赏这种姿态，也愿意成全他。”说完话，抬起头，直视着对话者，微笑，他满意地收获了恩里科颓然的表情。

 一击必已成，安德烈亚不再恋战。他站起来，示意恩里科跟着自己，朝书房外走去。两人走过一扇扇紧闭的们，最终停在了阿尔多的房间前，那扇永远关闭的门打开了，屋子里空旷的可怕。

“阿尔多和他感情很好，听说他走了，要跟他上都灵去。”他向满脸困惑的恩里科解释，语气平淡，仿佛儿子只是去参加个狂欢节，甚至说出了那句专属于“无奈的好爸爸”的经典台词：“孩子们都长大了，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

可前方不是狂欢，是对任何共产党员来讲的未知命运。开除出党，意味着有一整个社会对你关上了大门，曾经能组织起千百万人的人将再也无缘国家事务。随后是失业，那些党控制的大出版社、大报纸不会给你工作，意味着失去了过去的社会关系，把自己整一个人 赤裸裸地丢入资本主义的危险丛林。雷纳托固然坚强有才，假以时日或许能闯出一条路来，可这要多久？两年？五年？何况他还带;着个刚满十八岁的孩子生活，何况还会有无数针对他们的流言蜚语。

最近，恩里科也有了女儿，当他抱着她，看着那纯洁的眼睛时，总感觉自己愿意把一切都给她。做父亲的，难道会忍心为了政治斗争让孩子牺牲？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也就罢了，我们可是一直说为了未来，为了孩子们……他不禁为阿尔多的命运感到忧心，冥冥之中，那似乎不只事关一个忧郁的青年人的前途。

“孩子嘛，都是想一出是一出的。”他本来是为雷纳托求情的，现在又多捎上一个人，恩里科绞尽脑汁地为阿尔多找理由，“小阿尔多大概只是想去北方看看。”

“一天到晚窝在家里太阳都没见过，他现在倒是迷上北方风情了。”

见自己蒙对了动机，恩里科也管不了对方的态度了，赶紧建议道：“热那亚不也很好吗？而且洛蒂也在那里。您给那边的警察打个电话就行……”

“然后听他跟我吵架，说不想去找他妈妈吗？谢谢，一次就够了。”安德烈亚对他笑了笑，可这笑容中再没有什么温度，“我知道，你看着他长大，舍不得他吃苦。可他已经是成年人了，应该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

他的表情让恩里科明白，话题已经彻底结束，一切决定不可更改。对他人命运的忧虑冲破理智的束缚，占据了他的头脑和心，被降职的，被开除的，出走的……这些人像一面面镜子，照出恩里科可能的前途。今天以后，安德烈亚还会像过去那样信任他吗，他的意见是否还重要，或者他将被永远抛到垃圾里，只有鼓掌赞同的份儿。

不容恩里科多想，一只手轻轻搭在了他的肩膀上，它稍微用力，恩里科便顺着它的牵引转过身正对安德烈亚。

“你以为我怕极了苏联人，要牺牲自己的路线讨好他们？”

恩里科连忙摇头否认，做足诚惶诚恐的姿态。安德烈亚将这副样子看在眼里，但他并不点破，只是转身朝书房走回去，恩里科也和刚才一样，亦步亦趋跟在身后。不用看也知道，他心里肯定紧张极了，觉得自己前途不保。

安德烈亚回到办公桌前，示意恩里科关上门。房间里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有种被告等待不利判决的凄楚之感。他慢条斯理地收拾起桌上的文件，把有关党员和无产阶级情绪的报告挑出来，把其它的塞回文件夹里还回去。

“本来我准备事情都定下来再告诉你，既然你来了，那就现在说吧。”

恩里科接东西的时候，眼睛看都没看一眼，直直盯着他的脸。安德烈亚慢条斯理地说，“有些同志准备换掉阿门多拉。”

“关于接任的人选……路易吉提名了你。”

“这是我的荣幸。”

慢慢地，恩里科的表情变了，惊喜，懊悔，以及再次翻涌起来的希望。但他很快把所有情绪都压在心头，维持着顺从的样子，征询地望着他，等待最终裁决。

安德烈亚冲他挥了挥手，笑着说，“记得去谢谢他。”

恩里科接手的是一个定位不明确，人心浮动的烂摊子。他重新将某些被排挤的老同志扶回适当的位置，让新安排上的年轻人尊重他们的决定，同时推行安德烈亚的路线，积极参与国家政治，让党向全社会开放，广泛吸纳社会其它阶层的成员。

在北方，塔齐亚娜是这条新路线最坚决的执行者，有她的帮助，许多事情都顺利很多 。她是个强大的盟友，在党员和积极分子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威望，精准，务实，善于利用各种力量为党服务，也善于让党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场所有工会，下班了有人民之家和各种体育俱乐部，对于大学生，有共产党的杂志和报纸，有左翼教授和知识分子，毕业后也许有份党内文员的工作等着你。只要你属于我们。她为党在北方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原本中立的街区和工厂，打开了政府和知识界紧闭的大门，人们开始无法想象失去共产党的生活，尤其在塔齐亚娜的大本营热那亚，要么你是共产党，要么你什么也不是。

1960年，这个从上到下都更新过的党，要面对第一次严峻的考验。由于新法西斯政党想在热那亚举行代表大会，在热那亚的年轻人间爆发了猛烈的冲突和抗议。这是十年来第一次和政府爆发如此正面的冲突。

最先反应过来的人，正是是久在基层的塔齐亚娜。她没有犹豫，向中央简短报告过情况以后便站在广场上，对愤怒的人群讲话：“政府问：煽动者是谁？我们回答他们，是在法西斯政权下遭受酷刑的，被杀死的反抗者。在热那亚，法西斯不会回来！”

恩里科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他授意党员们加入当地抗议，尝试去取得领导地位，他叫回了在苏联出差的助手，共产党的报纸不断谈论着抗议和政府残酷的镇压和杀戮。然而，他依旧有种无力感，他不认识那些讲着全新语言的年轻人。那些穿着条纹衬衫，自称是新抵抗运动一代的人，他们究竟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