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男性凝視」變成萬能標籤: 一個概念如何失去解釋力

1975年，Laura Mulvey提出「男性凝視」時，她指出的是一個相當具體的問題：經典好萊塢電影如何透過攝影機位置與敘事結構，把女性變成被看的對象，而男性則是看的主體。這個觀察在當時有力，也確實點出了影像中長期存在的單向物化。

必須先說清楚：指出這個概念後來被過度使用，並不是要否認女性在視覺文化中曾經、並且在某些層面仍然處於不利位置。歷史上的物化問題是真實的，部分現況中的權力傾斜也仍然存在。真正的問題在於，當一個原本有限的分析工具，被擴張成幾乎可以解釋一切、又幾乎無法被修正的框架時，它還剩下多少幫助我們看清現實的能力？

從分析工具到封閉的解釋策略

原本的male gaze是電影理論裡的鏡頭。它幫助我們看見特定影像語言中的權力傾斜。

問題出在後來的用法。幾乎任何涉及女性身體被觀看的現象，都可以事後被貼上這個標籤；而當出現反例時，理論往往不是調整自己，而是把反例重新解釋成「你尚未看見結構」或「你有特權所以感覺不到」。這種解釋策略的封閉性，才是關鍵。它讓概念從可以討論的分析工具，逐漸變成一個預先決定結論的框架。

最尖銳的矛盾：自己拍自己

當代最明顯的張力，出現在Instagram與TikTok。大量女性（包括部分掛著女權標籤的帳號）主動、大量地生產高度性化的自身影像，而且這些內容的流量與變現能力，通常遠高於非性化內容。

這裡必須承認結構壓力的存在。人並非在真空中做選擇，文化與演算法確實會塑造偏好與誘因。然而，如果把所有自我性化都預先定義成「仍然是物化的延伸」，那麼「賦權」與「物化」之間的界線就幾乎消失了。概念失去了區辨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雙重標準：同樣程度的性化呈現，當它出自非女權立場的女性時，常被批評為討好凝視；當它出自掛著女權標籤的人時，就變成收回主權與挑戰結構。視覺結果相近，道德評價卻可以完全相反。這說明真正在運作的，常常不是「有沒有被性化」的原則，而是「誰有資格為這個行為命名」。

平均差異與解釋負擔

完全否認兩性在視覺性興趣上的平均傾向差異，會讓理論承擔過重的解釋負擔。跨文化與研究確實顯示，男性在視覺性訊號上的平均敏感度較高。承認這一點，並不自動讓物化變得正當，也不等於主張生物決定了一切。

重點在於：如果理論選擇完全排除這層因素，它就必須用越來越單一的「權力」來解釋所有現象。當解釋變得過於單一，它的說服力反而下降。

「女性也凝視」不是假對等

女性也會評價男性外貌、地位與身體，也會物化其他女性。近年男性身體在媒體中的性化程度明顯上升，卻很少被以同等力道批判為結構性壓迫。

指出這一點，不是為了主張兩邊完全一樣。凝視的後果確實存在不對等，歷史與制度上的權力差異也不應被抹平。但這恰恰引出一個問題：如果「凝視」本身就等於壓迫，為什麼只有一個方向被賦予如此沉重的道德與政治意義，而另一個方向卻可以相對被忽略？理論必須解釋這種不對稱的標準，而不是直接把不對稱當成無需檢驗的前提。

現在真正該問的問題

Male gaze作為早期批判工具是有貢獻的。但它被放大成解釋一切的框架後，就開始失效。

更精確的定位應該是：人類（尤其男性平均而言）有強烈的視覺性興趣；文化會放大與扭曲它；而當代女性已高度參與影像的生產與變現。把所有視覺慾望道德化為壓迫，或把所有自我性化美化為反抗，都是簡化。

現在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有沒有男性凝視」，而是：在演算法獎勵注意力的時代，我們要如何區分自願的性化表達、商業誘因下的性化，以及真正貶低人的物化。

當一個概念的解釋策略變得過於封閉，它同時也失去了幫助我們看清現實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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