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中国的人

迪乐芮

伴侣摇了摇躺在长椅上的迪乐芮，轻轻说了一句「日出了。」她起身，天已经有了光色，伴侣指了指，告诉迪乐芮那边是东方，太阳将会从那里钻出来。窸窸窣窣地，陆续有人向这排落地窗靠拢，举着手机。他们都是乘坐红眼航班降落羽田的乘客，不愿支付昂贵的出租车费，在羽田的长凳或是地板凑合一晚，等待第一班电车出发。这是他们踏上日本的第一天，即将拍下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见到的第一次日出。

迪乐芮走上户外的观景平台，最后一丝夜风还是凉飕飕的，人一哆嗦，清醒了不少。与中介约好8点半见面取钥匙、电车乘坐线路再回忆一遍、再便是联系水电公司：当天的当月的当年的计划一一涌现出来，直到想到此生的计划。迪乐芮让思绪刹车，享受踏入未来前、這一刻短暫的绝对的自由。

来到日本前，迪乐芮居住在中国上海，在2022年春天的封城中，她开始认真思考移民的可能。公司裁员则如临门一脚，将她推上全力准备移民的轨道。虽然拥有美国的留学经验、职业生涯也多在外企工作的迪乐芮在外人看来可以轻松迁往英语国家，但权衡了职业发展、社会福利等经济和体制的条件，加上日本的门槛最低，最终决定出走日本。

近年来中国籍居民在东京外籍人口中所占比例已跃居第一，日本入国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底在日中国人数量达到821,838人，较2022年增长13%。这波移民潮多由经过高等教育、拥有专业技能的中产阶级与文化行业从业者组成。许多人因对国内政策趋严、经济前景暗淡和个人自由受限的担忧，而选择离开原有环境。

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融入新环境的道路远非坦途。部分人虽能偶得机遇，但更多移民却不得不面对语言障碍、文化隔离和经济动荡等严峻现实。

在迪乐芮看来，东京最刺眼的是日本人的眼神。毫无波澜地稍稍扭头，几乎故意般停留刹那，似乎就为了让对方注意到——这便是东京人在公共场合表达异议的方式。初来乍到时，若隐若现的眼神始终围绕着迪乐芮，「人眼对移动的东西更敏感，所以我有许多次，余光里捕捉到了什么，眼神追过去，只能看到对方已经转头回去，但你还可以看到对方的眼珠子还停在瞟你的角度，要慢几拍才收回去。」于是这成为了她学习日本行为规范的方式之一。比如大家上电车前都会将双肩背包取下，或换到胸前；或是商场、车站等行人多的地方绝对要退到角落处等人。在早高峰时期的电车站出口，日本上班族会严格遵守贴在台阶上，区分上下区域的黄线，老老实实地排队爬楼梯，没有人为了赶时间逾越那条黄线。

「日本人对规则的重视，已经到了迷信的地步，」迪乐芮说，她虽然早在移民准备阶段便已有耳闻，并自以为做好了心理建设。但即使已在日本生活了大半年后，她仍会偶尔克制不住自己的不耐烦。迪乐芮所就读的日本语学校中有选修课制度，她曾想要选修一门介绍日本时尚与美妆的选修课，不巧的是，那门课却与迪乐芮的N1（日语能力测验的最高等级）备考课在时间上冲突了。负责教务的老师在选修课敲定前的一周里，每天约谈迪乐芮，告知没有取得N1证书的同学都得选备考课，所以迪乐芮在课表上有一处「操作错误」，希望她改正。迪乐芮对老师解释，有猎头正向迪乐芮推荐某日本美妆的大手公司的职位，因此希望通过这门课增加对该行业的了解。教务老师只好反复向迪乐芮强调，规则就是规则。「这是一句日语的惯用语，意思是如果一个要求被称为了规则，那便不再需要任何解释。你即使再有苦衷也不能打破规则。」迪乐芮尝试与老师讨论规则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未果。老师表示对迪乐芮的充分理解与同情，但规则就是规则，通融是不可能的。老师回避了所有迪乐芮对合理性的质问。

最后迪乐芮不得不妥协。她感到沮丧，不仅仅是因为选课沟通的失败，也是因为每每触及文化差异，总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格格不入。遵守规则当然没什么不好，但她的中国经验也在同时创造出一种强烈的情绪，对结果负责的情绪，为了结果一切都可以拿到天平上掂量的情绪，「我内心中国性的一面。」

看过太多小粉红们在民族主义宣传下的疯狂，迪乐芮恐惧这样的中国性；但面对日本人迂腐的处事之道，她亦无法说服自己彻底地入乡随俗，「我一边理性上认为在这种时候中国性才能解决问题，另一边惧怕着随之生出的沾沾自喜。」

一边是中国国内日益极端的仇日情绪；另一边则是在日中国人，无论是长期居留者抑或是游客，常常因出格的行为登上媒体、新闻。不断印证着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偏见。

2024年5月，中国名叫铁头的网红在靖国神社入口处的社号标上撒尿并用红漆涂鸦「toilet」。同年6月中国苏州发生针对日本人学校校车的袭击，造成一对日侨母子受伤、校车乘务员胡友平见义勇为伤重不治。到了7月，一名居住在埼玉县的中国人计划利用燃气自杀导致剧烈爆炸，造成包括本人在内6人受伤。8月，一名中国游客在大阪的珠宝店抢劫珠宝，最后被刺伤的店员不治。9月深圳再次发生针对日本人的袭击，一名10岁的日本男童殒命。

而每次出现这样的新闻，国内的自媒体则会进一步借题发挥，煽动更大一波的仇恨情绪，助长不受约束的民族主义。在过去，迪乐芮会参与到社交媒体的讨论中去，但来到日本后，她担心自己账号下显示的日本ip地址只会引来无端的无理的难以承受的网暴。关于是否还有讨论的空间，她越来越悲观。

2021年10月，中国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信息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该文件明确规定平台应当以显著方式展示账号IP地址属地信息。2022年4月底，多个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均完成了该功能的上线。官方给出的理由涉及减少虚假消息与网络暴力，然而是否有效很难找到数据支持。但因此功能而产生基于地域的网暴则在每个社交媒体平台屡见不鲜。

如果这算做暴力的驱逐，那么在迪乐芮离开中国一段时间后，忽然发觉过去朋友们讨论的新闻她经常后知后觉，有时看到新的黑话一头雾水。而作为广告行业的从业者，她原本为了社交聆听的社交媒体账号被推送的内容忽然有一天变得混乱无序。她似乎被暗流卷着，被推得与那个中国越来越远。

开始在超市的兼职后，迪乐芮的店长比预想中亲切不少，但遇到的另一名日本店员却显得格外严厉。

「我提前5分钟到店里准备上工，但因为对流程还很陌生，结果迟了一分钟才从员工室出来。那位日本同事立即板着脸孔说：『迪乐芮桑、这样不行哦。』」

后来，我拖着推车上货，因为没有按照公司规定保持推车和货架之间有足够一人通行的距离，那位日本同事还是跑来提醒我把推车停好：『迪乐芮桑、这样不行哦。』即使店里都没有顾客。」

紧接着他又发现我推车上只放了一个货篓，违反了公司的规定，他立即又说了一遍：『迪乐芮桑、这样不行哦。』公司担心顾客会看不见太低的推车和货篓而绊倒，甚至发生更严重的意外，所以规定了推车和货篓的最低高度。」

最初的那一个月里，这句话在迪乐芮耳边不时回响，过去工作中的焦虑如应激般杀了回来。只要是与那位日本同事搭档的排班，迪乐芮从进入超市起就开始提心吊胆，生怕那人冷不丁地跳出来，指出她的又一个错误。回想起来，她说多亏从小当好学生培养出的那份骄傲和固执，受到否定便咬着牙做到更好，并且相信只有「做到更好」这一条出路。于是她开始寻找一切可以证明自己可以胜任的工作。

「甚至做到什么地步呢？」她说，「有一次我发现马桶水箱下的地面积了灰，立刻意识到每个人都忽视了那里的清洁工作。从那之后，只要是我负责店铺打扫，我一定会把那里抹干净。」

直到有一天，同样是与这位给她带来噩梦的日本人搭档，在下班之后，本已出门的日本同事忽然折返回来，对迪乐芮说，「今天辛苦了。」在日本的职场中，这句话是同事之间道别的标准问候。那一刻迪乐芮知道自己被认可了。

她很快在其他时间的排班里遇上了另外的中国人，「两个都是二十出头的小男生，吊儿郎当。来店里打工至少一两年了。」在迪乐芮的描述中，他们大剌剌地摸鱼、不遵守公司的制度，还有一次想把自己的工作扔给迪乐芮做。迪乐芮笑了笑，好歹也是在中国职场混了八年的人，「两三句把那小屁孩打发回去了。」后来，迪乐芮和其中一位同时负责收银工作，那中国人便坐在柜台后偷懒，一边找迪乐芮搭话。迪乐芮借机问他为何总是摸鱼，对方答到：「给资本家打工不就是给资本家剥削吗，我不会那么做。」

这家超市的管理理念是，一面设置多如牛毛的规则，几乎到了剥夺员工自主决定权的地步。以迪乐芮的判断，一个老实人只要遵守规章制度一步步做下来，是可以不动用脑子也能像模像样地完成工作；但另一方面，公司却又对员工保持了高度的信任，几乎没有任何制衡或检查的管理控制。「我们有一个排班系统，你该什么时间做什么，都会通过系统推送给你。你只要在系统上勾选完成，系统就会认定你已经完成了该工作。没有任何核查的机制。」那名中国同事便时常利用这种「漏洞」偷懒。迪乐芮好几次在接手那名中国同事的整理货架后，发现本该贴上折扣促销的商品全部没有贴；而货架也完全没有按照到期日期的先后排列等等。轮到收银时，他们也时常失踪，直到等待结账的顾客按铃催促，才会从员工室里冲出来。

「所以关于为什么日本同事一开始那么严厉，我有了一些推测。但仔细想想，也安心了下来，因为这些中国同事的尸位素餐反倒再一次向我证明了日本社会赋予每个人的信任。我可以、也会在这个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朱丽

朱丽是迪乐芮在语言学校的同学。她同样来自上海，曾经从事教培行业，2021年的政策冲击后，她辗转于多家互联网的内容平台，最终同样遭遇裁员潮。已经通过了N1考试的她开始通过在线的招聘平台寻找国外的机会，然而并不顺利。越来越承受不住国内的压抑环境，朱丽决定先以留学生的身份逃出来后，再找工作。

朱丽在学生和工作阶段都在不同程度上与日本人有过接触，对日本文化和职场有一定了解。但直到切身入局，她仍然不禁感叹日本的职场文化竟「陈旧」到此般地步，如在天涯海角，遗世独立。

日本的招聘市场在过去长期以「新卒采用」（也就是中文俗称的校园招聘）主宰。这与战后日本形成的终身雇佣制相关，由于应届生没有工作经验，普遍认为他们更容易接受公司的理念、文化以及工作风格；同时企业也更愿意信赖一手栽培的员工，并与此相应的，企业的人才储备与培养的相关制度也同样从应届生的入职开始便介入其中，这相当程度上增加了面向社会招聘有经验者的壁垒。虽然在泡沫破裂后的上世纪90年代便有终止终身雇佣制的呼声，并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出现放弃终身雇佣制的公司。但这一端的变化未能转化为招聘市场变化的势能。直到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带来的压力逐渐沉重的第二个十年，中途采用（对应中文的社会招聘）才开始真正被企业纳入考量。

「但大众的观念变化要远远滞后于此，」朱丽感叹，「最明显的特点之一，便是无论是猎头抑或是企业的HR，都对于频繁跳槽一事深感忌讳。但像我这样既遭遇过政策铁拳、又进过互联网企业的人来讲，就职经历的丰富更像是不得已的被动选择。同时，日本人即使对于中途采用的候选人，也会要求统一的简历模板，因此，我那明显要比其他人长出许多的简历让我的求职之路额外坎坷。」

语言学校会定期邀请成功在日本就职的前辈回校分享求职与职场的经验。朱丽对其中一名韩国人的描述印象深刻，同为外国人，对日本职场的「陈旧」自然更为敏感。「那位前辈讲到自己成功拿到了公司A部门的杆位，结果在入职后不到半个月内，便因为B部门出现人手短缺的原因被调入了B部门。即使他的工作经验与B毫无关系，A部门的职责与B部门也毫无关系。我觉得这种调动特别离谱，但听说在日本企业里这样的行为非常常见。」这是原本为适应终身雇佣制与新卒采用的一整套HR管理制度和习惯，如今开始显得不合时宜。

但对于外国人而言，最大的阻碍仍然是语言的障碍，即使对于朱丽而言。她每周都会接到数个面试邀请，但最后始终拿不到心仪的工作。「要么公司认为我在中国的经验并不匹配他们的需求，要么公司认为我的日语还没达到母语者的水平，要么我嫌他们的薪酬水平。」她偶尔会向迪乐芮倒苦水，求职的不顺利，经济状况也因为未能及时找到工作渐渐恶化。她们都会羡慕身边的韩国同学和台湾同学，他们的心态要平和许多，时常将「如果找不到工作就回国呗」挂在嘴边，朱丽和迪乐芮则不敢这样想，她们离开的决心也是不再回去的决心。

衡桑

衡桑来到日本已经接近10年。2021年，他在不断累积的孤独感的怂恿下，辞掉工作回国。但走出机舱那一刻开始，他便开始后悔。应清零政策的要求，他在机场经历了一系列的检查，诸如鼻拭子核酸测试、血液检查等。检测人员的冷漠的态度以及粗暴的操作一下子让他回忆起来，一个普通人在中国会被如何对待。衡桑随后被晾在机场里长达12个小时，在所有窗口都关闭、只剩下惨白灯光的到达区，只有衡桑和其他需要入境的乘客被围困在里面。所有人都无精打采，席地而坐，或倚着墙，重复地刷着各自的手机，不发一语。空气中几乎只有偶尔包裹得严实的工作人员路过时，防护服的摩擦声。衡桑最后等到迷迷糊糊，心想，这场景如果放在电影里，一定会有僵尸冲出来。

随后是十四天的酒店隔离。回到老家后第四天，街道的工作人员终于打电话来，要求到指定的隔离酒店报道，需要继续隔离14天。但在那之前，回想起这段荒唐经历的衡桑略带苦笑地说，「我已经和老同学聚过餐、看过电影、逛过街了。我问街道的人，即使这样也还需要吗？街道的人回复道，那需要隔离11天。」

衡桑不断想起求学阶段的导师。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在那个学期爆发，所以每次seminar都会讨论这件事情。衡桑说，他已经记不起自己被哪个观念刺激到了，和导师争辩起来。他强调自己认同香港人的反抗，但他非常怀疑暴力能否帮助目的的达成，以及暴力是否撼动了运动的合理性。争吵逐渐激烈，直到导师主动叫停，并说了影响衡桑最深的一句话：「你在论述时已经在使用「他们」和「我们」了，这场讨论已经很难保持客观地讨论了。」仅仅这一句话，让衡桑开始学会如何反思情绪、并在需要的时候适当屏蔽它们。当然也是因为这场讨论引发的课后作业，衡桑开始大量阅读反送中运动的资料，并扩大到更多的资料，逐渐构建出了脱离民族主义叙事的认知。

衡桑逐渐体会到，不仅仅是程序化的检测和冷漠的指令，更有一种无声的剥夺正在悄然进行。每一次机械的操作、每一次漠不关心的回应，都像是在不断提醒他：在这套冰冷的制度里，个体早已被简化为一串数据、一道流程。

在2022年9月，他重新回到日本。并不是怀揣着什么野心，亦非应着某种强烈的判断善恶的道德感，虽然他内心中确实存在着一个。他说，只是忽然意识到日本是一个将他人当作人、也敢放心把自己当作人的地方。

迪乐芮在50多次应聘石沉大海后，终于拿到了一份Offer，虽然她认为其中有不少运气的成分，因为那时一家会使用中文与英文的公司，从而暂时回避了她的日语水平不足的问题。她在兼职超市工作的最后一天里，收到了不少过去曾共事过的同事的祝福与小卡片。那位格外严厉的店员则领着她，挑选一瓶酒作为超市赠与迪乐芮的离职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