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辯

我此時所覺，很快就會變化，正因為煩惱不息，才讓這苦楚時時將我喚回。

在快樂的時候，我們只想耽溺在快樂的時光中，想不到快樂之后的事。也有人早早對自己和生活悲觀起來，即使快樂時光到來，也會不讓自己開心，便能讓惴惴中的未來，即使墜入失望，也不會因為之前的快樂而太過痛苦。

兩者雖然都不是好的做法，因為無論如何選擇，最終所得仍是痛苦。只是前者反差更大，后者卻向苦水中不停兌水而已。

必須承認，兩者都是曾經的我。但我想，也總有人和我一樣過，所以才會在很多的文字中，找到那鏡中的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當年翻譯的人，猶如一道橋梁，將異國的思想傳遞到此。我們讀了，已經覺不出那語言背后的異國聲音，可此時想一想，便能明白，煩惱永遠存在于人的智慧中，而非是種族或血脈。

我當然想讓自己永遠都快樂著，但當我真去尋找答案的時候，才發現自己越是尋找，也越是明白，這答案并非我最初所問。世間并不存在什么永恒不變的事情，即使我自己也是如此。

最近隱隱感到，大概是背后被人議論過了。只是從前自己活得懵懂，仿佛一敲就響的木魚，停下了手，聲音也就隨著消失。別人對我如何，我從未深思，只是隨著生活的河流，慢慢前行。如今境遇變化了，正如司馬遷所說，到了一些起起落落，也就發現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總有什么是我們聽不到的。

古代的皇帝，越是內心害怕，越是愿意使用一些隱蔽的手段去偷聽偷看。我現在才算明白這種恐懼。而最恐懼的皇帝，最可怖又最可笑的視角，恐怕就是「腹誹」「誅心」了，他已經不能滿足于表面，而是越來越向著根本無法把握的角落去，希望能夠讓一切都按照自己心意安排。但這又能如何呢？他們之中，最成功的，也無非是在正常死亡前，讓自己繼續忐忑地正常下去。

沒人能控制別人的內心，而我們也明白，當我們不能明白說出的時候，沒人有義務來猜測我們的真實想法。誤解本就是人生的必然，而扭曲和中傷，與其說是某種道德上的敗壞，倒不如說是一種利益瓜葛的下意識反應。馬克·吐溫便寫過一篇《敗壞了哈德萊堡的人》（TheManThatCorruptedHadleyburg），頗為搞笑地諷刺一群自命不凡的庸常之人。但這些人能被讀者們居高臨下地嘲笑，并不是因為他們在道德上更低于我們一等，而是他們的驕傲自大。沒人能說自己的道德水準高于這些哈德萊堡人，即使創作了這個故事的作者，同樣沒有辦法說自己有資格嘲笑這一點——如果他這樣說，他自己就犯了傲慢的罪。

對待那些背后的風聲，我并沒有什么妙策，能夠想到的也只有「無辯」這一句話。

一位作家曾經給自己寫下十種自我告誡，其中一條便是如此，他說：

「無辯，為自古止謗之策。古哲有言：何以息謗？曰無辯。?無辯，貌若無能無奈而選擇無言。其實國人面對誹謗誣陷，此選至今仍為不二。受謗之初，必欲挺而辯之，縱死不退。然辯之欲清，需有三階。一階需謗者知真而止，然大凡謗者無意真假，只待受害者辯而纏之，令謗延綿；二階需社會擁有裁判機制，而歷史證明并不擁有，其中最被期待之名士更令人失望；三階需民間形成輿論，而事實正恰相反，多數輿論必然支持謗者。既無三階，則辯之何用？余曾云：人之一生，如馬遠行，路途既遠，風沙不離，豈能時時停步尋水清洗？馬頭所向，在千里之外，切勿沿途與風沙辯論。」（余秋雨《行世十誡》）

其實他自己在得名之后，也頗受爭議，相信這均是他一番甘苦之辭。至于成不成，真不真，則唯有無辯而已。當年周作人也曾反復作「一說就俗」的答復，但終究不能無言，到了不得不說的時候，可能還要一而再地說了。這是名氣帶來的壞處，壞處的前面卻也有好處，好壞如影隨形，總不能分開，而周氏所處的時代，又恰恰是翻覆最激蕩的變局，好壞便更加難說了。

最后再提一句，余先生文集后附有不知誰摘來的一些贊譽之詞，其實倒不如不加上去更好。這就像后人編撰周作人的文集、文選，不說得太過，反而更好，而加上那些晃晃大言，反而真應了周作人之「一說便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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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其實「一說便俗」在周作人一篇文章里，并且還列明了為什么如此的原因，并非單純一句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