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辯
我此時所覺,很快就會變化,正因為煩惱不息,才讓這苦楚時時將我喚回。
在快樂的時候,我們只想耽溺在快樂的時光中,想不到快樂之后的事。也有人早早對自己和生活悲觀起來,即使快樂時光到來,也會不讓自己開心,便能讓惴惴中的未來,即使墜入失望,也不會因為之前的快樂而太過痛苦。
兩者雖然都不是好的做法,因為無論如何選擇,最終所得仍是痛苦。只是前者反差更大,后者卻向苦水中不停兌水而已。
必須承認,兩者都是曾經的我。但我想,也總有人和我一樣過,所以才會在很多的文字中,找到那鏡中的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當年翻譯的人,猶如一道橋梁,將異國的思想傳遞到此。我們讀了,已經覺不出那語言背后的異國聲音,可此時想一想,便能明白,煩惱永遠存在于人的智慧中,而非是種族或血脈。
我當然想讓自己永遠都快樂著,但當我真去尋找答案的時候,才發現自己越是尋找,也越是明白,這答案并非我最初所問。世間并不存在什么永恒不變的事情,即使我自己也是如此。
最近隱隱感到,大概是背后被人議論過了。只是從前自己活得懵懂,仿佛一敲就響的木魚,停下了手,聲音也就隨著消失。別人對我如何,我從未深思,只是隨著生活的河流,慢慢前行。如今境遇變化了,正如司馬遷所說,到了一些起起落落,也就發現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總有什么是我們聽不到的。
古代的皇帝,越是內心害怕,越是愿意使用一些隱蔽的手段去偷聽偷看。我現在才算明白這種恐懼。而最恐懼的皇帝,最可怖又最可笑的視角,恐怕就是「腹誹」「誅心」了,他已經不能滿足于表面,而是越來越向著根本無法把握的角落去,希望能夠讓一切都按照自己心意安排。但這又能如何呢?他們之中,最成功的,也無非是在正常死亡前,讓自己繼續忐忑地正常下去。
沒人能控制別人的內心,而我們也明白,當我們不能明白說出的時候,沒人有義務來猜測我們的真實想法。誤解本就是人生的必然,而扭曲和中傷,與其說是某種道德上的敗壞,倒不如說是一種利益瓜葛的下意識反應。馬克·吐溫便寫過一篇《敗壞了哈德萊堡的人》(TheManThatCorruptedHadleyburg),頗為搞笑地諷刺一群自命不凡的庸常之人。但這些人能被讀者們居高臨下地嘲笑,并不是因為他們在道德上更低于我們一等,而是他們的驕傲自大。沒人能說自己的道德水準高于這些哈德萊堡人,即使創作了這個故事的作者,同樣沒有辦法說自己有資格嘲笑這一點——如果他這樣說,他自己就犯了傲慢的罪。
對待那些背后的風聲,我并沒有什么妙策,能夠想到的也只有「無辯」這一句話。
一位作家曾經給自己寫下十種自我告誡,其中一條便是如此,他說:
「無辯,為自古止謗之策。古哲有言:何以息謗?曰無辯。?無辯,貌若無能無奈而選擇無言。其實國人面對誹謗誣陷,此選至今仍為不二。受謗之初,必欲挺而辯之,縱死不退。然辯之欲清,需有三階。一階需謗者知真而止,然大凡謗者無意真假,只待受害者辯而纏之,令謗延綿;二階需社會擁有裁判機制,而歷史證明并不擁有,其中最被期待之名士更令人失望;三階需民間形成輿論,而事實正恰相反,多數輿論必然支持謗者。既無三階,則辯之何用?余曾云:人之一生,如馬遠行,路途既遠,風沙不離,豈能時時停步尋水清洗?馬頭所向,在千里之外,切勿沿途與風沙辯論。」(余秋雨《行世十誡》)
其實他自己在得名之后,也頗受爭議,相信這均是他一番甘苦之辭。至于成不成,真不真,則唯有無辯而已。當年周作人也曾反復作「一說就俗」的答復,但終究不能無言,到了不得不說的時候,可能還要一而再地說了。這是名氣帶來的壞處,壞處的前面卻也有好處,好壞如影隨形,總不能分開,而周氏所處的時代,又恰恰是翻覆最激蕩的變局,好壞便更加難說了。
最后再提一句,余先生文集后附有不知誰摘來的一些贊譽之詞,其實倒不如不加上去更好。這就像后人編撰周作人的文集、文選,不說得太過,反而更好,而加上那些晃晃大言,反而真應了周作人之「一說便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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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其實「一說便俗」在周作人一篇文章里,并且還列明了為什么如此的原因,并非單純一句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