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回乾隆水平的不止出生人口数

如果观众动不动就投诉，管理方一有争议就“下架”“遮挡”，从一名美术工作者的角度来说，那公共艺术还怎么干？

光明日报1月20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观众动不动就投诉，公共艺术还怎么干？》的网友来信。

当下中国公共艺术领域的核心困境在于：作品质量的良莠不齐与评价体系的严重失衡形成尖锐对立，优秀作品的创新性遭遇误读，劣质作品的同质化却无人追责，而专业解读的缺席与管理部门的被动失语，让本应多元的审美讨论最终滑向情绪宣泄与道德审判。

同日联合早报发表一篇题为“专家称中国出生人口回落到乾隆三年水平”的报道。

乾隆三年，也就是1738年。

公元1722年，俗称康熙帝的清圣祖玄烨去世，第四子胤稹嗣位，次年改元雍正。

著名史学家朱维铮在题为《满清盛世的“小报告”：人皆可兼螳螂和黄雀》这样写道，“要说他（雍正）在重术方面有先辈不可企及的特长，那就应当首推他所发展所完善的密折制度。”

......奏折也就变成一种专称，专指内陈紧要事宜的报告。这类奏折，只要封面上写明“密奏”一类字样，便需由皇帝亲自拆阅，好像现代注明 “亲启”的信件或报告。皇帝在奏折上的批示，如他以为必要，也在封缄后注明发回上奏者本人，不许可主管部门或官员拆阅。

由于往返都有高度的机密性，所以依照古训，唤作“密折”

康熙虽然也鼓励下属打小报告，却总觉得问心有愧，再三关照亲信保密。

雍正则不同。康熙死后不到半个月便下谕“所有皇考朱批谕旨，俱著敬谨封固进呈”，违者“定行从重治罪”。

乾隆作为后人也继承了这把利剑，大兴文字狱。比起前朝主攻士大夫，乾隆的文字狱把枪口对准了社会底层。“失意文人”、民间宗教组织、言行错乱的疯子成为打击的重点。在这样的标准之下，清朝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举报”运动。

回到光明日报的文章，举报成风又何止公共艺术？

家长举报学校，学生举报教师，互联网原住民相互举报，路见不平点三下成为跨越圈层、领域、年龄和语言的共性。

ZF和衙门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互联网时代的投诉成瘾和清朝的密折成风也有着本质区别。

其一，制度体系不同。民主下的举报制度有着清晰的规则和标准，其范围、处理流程和责任主体都有法律明文记载。清朝密折不然。

其二，参与主体不同。雍正年间只有经过皇帝特许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密奏，而乾隆年间虽有扩大，但其“密”的属性，即只有皇帝本人可看可批的特点，仍然得到了保留。朱维铮以“小报告”称之。

现代语境下的投诉和举报的权利则是全民所有所享，渠道公正，多数时候针对举报的处理结果也是公开透明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接近绝对的“平等”和“民主”。

其三，代表利益不同。清朝文武百官上奏的动机，除了搞掉对手，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外，只剩下“保住祖业”。而力推密折制度的雍正和乾隆则是为了留住自己的好名声，既怕“大权旁落”，又怕“遗臭万年”。

现代的信访、举报机制和线上投诉，初衷则是维护大众利益。这和封建王朝的自我阉割不可同日而语。

初衷是初衷，后果是后果。

去年9月，浙江宣传公众号发表了一篇题为《警惕网络维权沦为“流量狂欢”》的文章。

“很多时候爆料事实尚未查明，舆论已经‘先行审判’”。

依靠“网络曝光”有很多优势，比如匿名性、低成本、方便快捷等，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网络曝光”所诉诸的是舆论而非法律，容易导致网络维权演变成“流量狂欢”，很多时候爆料事实尚未查明，舆论已经“先行审判”，形成这种局面往往存在多方面原因。

维权和更广义的举报、投诉还是存在差异的，但道理却是共通的。

我们期望舆论站在弱势群体的一边，可舆论本身就不是强势的。人性中难逃的贪婪，根植于算法中的”追高“本性，挑起对立背后的有利可图的，这些都约束着真相的脚步。

退一步，不提阴谋论，不提投机倒把者。

动不动诉诸投诉举报的风气，苍蝇般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网络判官，即使初衷是高尚的，是向善的，也让人很难不联想到那个密折横飞的清朝。

毕竟青史留名之余，密折的初衷至少也部分是为了治国。

那么这种相似源自哪里？

清朝上奏有许多立竿见影的指控。大逆不道、大不敬、谋反。

简中互联网的奏官们也有自己的利器。境外势力、脱离人民、负面情绪。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在公共空间发布的评论，私以为作为“大众检验”的一环本不应打码。此处打码仅出于保护文章本身免受其扰的考量。

凡是有所不认同，理智的讨论再也不是上上策。既然动动鼠标动动手指点几下就能解决问题，何必费劲。比起公共讨论，把判决的要求和权力直接上交有关部门不是更好？

于是大事小事都被归化为是与否、对与错的问题后，上交给了看不见摸不着的“有关部门”。

自诩为天子的清朝皇帝难以做到事事判得合乎情理，因为标准本就随心情阴晴不定，真相对他也未必重要。

ZF却也未必有能力“代表人民”处理好每一个举报，想要合理全面地征求公众的意见，需要完整、漫长的流程，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最终也未必抵得过网络判官的一句“经不起大众的检验”。

在自诩代表大众的判官面前，程序正义是廉价的。

既如此，作为风险承受者的“有关部门”还有什么动机不去一禁了事。

于是杨贵妃被打上了马赛克。

于是一个时代的佳作《虹猫蓝兔七侠传》因为部分家长不喜欢一度停播。

于是上海地铁站里黑纸白字的广告只存活了一天就被撤下。

朱维铮在文章结尾这样写道：

批示过二万二千余件小报告的雍正死了，“知道了”五万余件小报告的乾隆也死了。随之而来的，却是“我大清”的没落，在乾隆死后不过四十年，便被小小岛国英吉利打得门户洞穿。

封建王朝死了不可惜。

但在一个“公共讨论让位于小报告”话题本身都快因小报告打成禁忌的环境里，民风又能好到哪里去？

文章开头提到的联合早报报道引用了一位学者的点评：

“...现有的发展模式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也难以恢复人们对未来的信心。

‘年轻人需要相信，努力会得到回报，职业能够发展，生活会不断改善’。”

思绪回到那则被匆忙撤下的广告，说什么破除信息茧房早已成了奢望。不禁自问的俨然成了，在一个面对现实和自我调侃都成为罪过的舆论场里，该相信什么，该怎么相信。

如果生活成了猫鼠游戏，唯一的结论只会是我们都活成了耗子。

文章首发于Substack：https://lightlinger.substac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