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自主「斷食善終」問題在哪？危害障礙者生命自主權的難題
文／萬宗綸、邱大昕
近期在台灣有一名醫事人員聲稱，協助重度障礙者家屬進行「非自主斷食善終」，臺灣障礙研究學會對此發表聲明。聲明指出，當國家照顧與支持系統的不足、導致家庭長期承受照顧壓力時，社會往往會把這些外在的制度性問題，錯誤地推到障礙者身上。在這樣的情況下，家屬或醫師可能因為壓力或錯誤的生命價值判斷，錯認重度障礙者「沒有生活品質」或「生命不值得延續」，進而擅自替當事人作出終結生命的決定。臺灣障礙研究學會強調，制度缺口所造成的困境，不應成為他人取代障礙者決定生命去留的理由。
「斷食善終」——更精確來說，這是一種「協助自殺」——並非台灣特有的案例，而是舉世共通的醫療倫理問題。為了進一步釐清「非自主協助自殺」對障礙者造成的威脅，本文特別邀請臺灣障礙研究學會的理事、同時也是《轉角國際》專欄作者的萬宗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與臺灣障礙研究學會監事邱大昕（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共同撰文分析，台灣與國外案例之比較。
名為「慈悲殺人」的謀殺
1993年10月24日，加拿大薩克其萬省的深秋午後，農夫Robert Latimer抱起重度腦性麻痺的12歲女兒Tracy，將她放入自家卡車，接上廢氣管。隨著引擎運轉，一氧化碳緩緩充滿車廂，結束了Tracy的生命，Robert也因此被控謀殺。
面對法庭，Robert否認這是一種「罪」。他辯稱，這是為了讓女兒能從永無止境的疼痛中獲得解脫，是出於父愛的「慈悲殺人」（Mercy Killing）。當時的民調顯示，有超過7成的加拿大人同情這位父親，認為他不該受到謀殺罪的嚴懲，而有近4成的人認為應禁止「慈悲殺人」，但Robert的遭遇值得同情與寬容。
然而，以「法庭之友」（Intervener）身份介入審理的加拿大身心障礙者協會（Council of Canadians with Disabilities, CCD）指出，所謂的「慈悲殺人」是建立在一個危險的雙重標準上：如果Tracy是一個非障礙的孩子，即便她生活感到痛苦，也沒有人會認為殺死她是為了她好；一旦司法接受了這種邏輯，等同於在法律上正式宣告「障礙者的生命價值低於常人」。
CCD擔憂，一旦法律接受將「痛苦」作為「由他人代為執行死亡」的理由，就可能出現「滑坡效應」。隨著社會改變「痛苦」的定義，這條界線將無限後退——今天是腦麻兒童，明天是否就是失智長者，或者是任何被社會判定為「累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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