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共情人类的分级和食物链
共情、情绪感染和换位思考常常被人混为一谈，其实是三种很不相同的心理能力。
共情处于主体间性水平（五级心理水平中的第IV级），要求个体在体察他人情绪的同时，保持与他人的心理距离，使自己的情绪不与他人的情绪相混同：你我的情绪在内容上是一样的，然而是两个不同人的情绪，而且，它们在强度上是不一样的。共情者的情绪强度必定弱于被共情者。
比共情更原始的是情绪感染，处于前主体间的基础意识水平（水平III）。这一水平的个体在心理上缺乏人我的界限，意识不到自己受了他者情绪的影响，受感染后很容易变本加厉，产生种类与他者相同，强度更高的情绪。例如婴儿病房里的啼哭竞赛。又如恐慌的雪崩式传染。
而换位思考，则处于反省意识水平（水平V），是一种理性功能。我曾以儿童绘画的发展为例作过分析。与情绪传染和共情不同，虽有时也要用到情感功能，但换位思考主要是一种思维智力。共情要求个体保持人我界限，换位思考则要求个体暂时悬置自我的立场和视角，假装自己不存在，完全站在他人的立场和视角，模拟他人的所思所想。
情绪感染是动物的原始本能，是个人都有。
共情和换位思考则不然，有一部分人类至少是缺乏其中的一种。
共情和换位双全的是正常人，即心智较为健全的人类。
有共情而无换位的是皮亚杰所说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主要包括前青春期的儿童和理性发育障碍的青少年和成人。这类人的特征是滥情和迷信，经常对不适合的对象施以共情，并以共情的态度对待自然世界，沉溺于各种人格神迷信。
无共情而有换位的是反社会人格者。
共情和换位双无的是自闭症患者。
和缺手少腿一样，共情或换位的缺乏并不是一纸死刑宣判书。正如手脚不可复生，共情和换位的缺乏也是一种终生不可恢复的残障，然而，也不是不可补救。肢体残障人士经过刻苦的训练，往往能以手代脚或以脚代手。他们也可以使用义肢。心灵残障者也可以如此，能用自己相对完好的心理功能来代替残缺的功能发挥作用。这种心理义肢现象被称为“代偿”。
如欲心理义肢胜任，宜选取心理水平不低于残障功能的另一种功能。较低级功能“算力”低下，极难代偿较高级功能，正如减法极难用来处理乘法问题。
能够且经常被用来代偿共情的是“共享注意”功能。两者同处于水平IV。共情本质上是一种复杂的“互相注意”，一种多重嵌套的互相读心行为。共享注意则是联合他人的视角，一同来观察第三方事物，见单凭一己之力所不能见者。互相注意的主要对象是“心”，共享注意则主要关注“物”。共情缺乏者无法通过互相注意直接读出他人之心，却能通过努力的自我训练，把他人当成第三方之物来观察，包括观察其表情、姿态、动作、言语，以及他人与其他人的互动，从而间接推测出他人的即时心理状态。即便推不出他人的心理状态，最低限度也能知道该如何遵照一般社会规范，较为合宜地与他人打最基本的交道。
换位能力缺乏者则是通过逻辑运演能力得到代偿。逻辑运演不需要换位思考，无需顾及具体他人的视角，关注点全然在于某种集体化、公共化的客观有效性之上。最典型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数学和逻辑学。通过复杂迂曲的推演，换位缺乏者可以发现不同社会规范之间逻辑关联，并进一步推知隐而不显的“潜规则”，比如自闭症者天宝就写过一本有名的社交规则全书。最成功的代偿者——大多是虽无换位但有共情者——往往能成为学者兼宗教家，如柏拉图、圣奥古斯丁、黑格尔，以及近现代一众信仰上帝或外星人的科学家。在这些高级代偿者的心中，对人格神的信仰与对客观规律的追寻岂止是并行不悖，根本就是相辅相承，彼此促进的。真可谓是将自我中心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本文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无共情人类。根据代偿程度的不同，这些人类可分为五个级别：
第一级，既无互相注意又无共享注意者。他们是最彻底的社会性残障，对他人的视角毫无觉知，人际交流能力接近于零，无客体恒久性，不会照镜子，根本谈不上进行主体间性层面的代偿。他们是最重度的自闭症者，生活完全无法自理。
第二级，有共享注意但并未实现代偿者。这些人与他人无法面对面地直接交流，但可以有限地追随他人的注意力，由此学到了少量的基础社会技能，如自己穿衣、吃饭、脱裤子大小便等。有客体恒久性，部分会照镜子，可以在家人的监护下部分实现生活自理，但不能走出家门，无法适应学校等公共生活。此为次重度的自闭症者。
第三级，实现了主体间代偿，但并未实现理性代偿者。他们通常有一定的语言交流能力，可以出门上学，还建立了初步的逻辑运演能力，但换位思考能力的缺乏并未因此得到代偿。他们的机械记忆力通常不错，但因为社会性低下，往往不知该记些什么，该推理些什么。智商测试的成绩能达到70左右，但言行举止往往很不得体。他们是中度自闭症者，即便能从学校毕业，也甚难就业。
第四级，实现了主体间性、理性两级代偿者。智商测试大大高出70分。记忆力过人的同时，他们的逻辑运演能力也明显高出常人的起码水平，所以足以对换位思考的缺乏进行代偿。他们学业表现通常较好，时有超出常人水平的发挥，而且能掌握且遵守大部分的社会规范，尽管他们并不理解规范背后的人心，只是照着字面意思将规则硬背了下来。此辈虽不通人情，却尚有礼貌。毕业后很大一部分人能找到工作，通常是某种技术向的，无需和人打太多交道的工作，否则万难胜任。这就是轻度自闭症者亦即阿斯伯格综合症者。
第五级，主体间性代偿十分充分，以至于发展出了真正的换位思考能力，无需再进一步代偿者。这就是反社会人格。反社会者以冷酷和狡猾著称，智商过人，情商也不差。他们一方面能洞察他人的需求和情感，一方面又能对此无动于衷。他们中的大比例成员是欺诈和PUA的高手，擅长利用社会规范损人肥己，同时毫无恻隐羞愧之心。反社会者可以适应几乎所有职业。他们往往外表光鲜得体，言行彬彬有礼，最聪明者甚至能和你做暧昧的目光交流，看上去几乎与正常人无异。
各级残障者的代偿程度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关键变量在于创伤。
人类社会是高密度的群居社会，充满了面对面的目光交流。对于缺乏共情力的动物而言，这是一种极为恐怖的情境。他们无法将四目相对理解为一种友善的社交，只能按照更原始的本能，认为这是一种充满敌意的挑衅行为，是发起攻击前的威胁。因此，自出生起，无共情者的人间生活就充满了冲突和暴力，心理创伤几乎不可避免。
五个级别的无共情者分别有着程度不同的心理创伤。
反社会者的创伤最轻，大多处于巴甫洛夫三期中的第一期——对等期。“好冲动、易激惹、缺乏自控力”被公认为是反社会人格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描述稍嫌片面，却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反社会者对大刺激和小刺激经常会做同等强度的反应。而这正是“对等期”的特征。一部分反社会者确实是“好冲动、易激惹、缺乏自控力”的，会因为小事细故大发雷霆，对他人实施凶狠报复，亦即对大小刺激全做大反应。另一部分反社会者却冷静过头，理性得变态，自控力高得不行，他们往往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杀人放火不眨眼，被捕受刑亦视如家常便饭，亦即对大小刺激全做小反应。
中、轻度自闭症者的创伤较重，大部分处于第二期即悖论期，特征是对大刺激做小反应，对小刺激做大反应，最显著的表现就是自闭症特色的“感知异常”症状。我在别处有详论，不再赘述。
重度自闭症者所受的创伤也是最严重的，除第二期相当常见之外，很大一部分人还陷入了最严重的第三期——超悖论期。第三期的特征就是对大小刺激均缺乏反应，个体长时间陷入僵直、解离的心理崩溃状态。自闭症的“自闭”貌似指的就是这个。
代偿是后天训练和学习的成果。“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太过安逸固然无益于激发个体的学习动力，但倘若过于“忧患”，常年沉浸在巨大的恐惧中，惶惶而不可终日，个体同样也无力学习——他们的注意力和情绪资源早已被恐惧和焦虑耗光了。
无共情者的创伤度和代偿度之间不仅有极强的相关性，很可能还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既然冲突不可避免，那么创伤大小何以决定？
当然是取决于敌我的战斗力对比。
反社会者从出生起就拥有强于寻常婴儿的攻击性，吵闹、霸占乳房、攻击其他婴儿、撕咬推打父母都是家常便饭。碰巧他们的养育者又都比较“弱势”，要么就是攻击性本就很低，要么就是对孩子特别忍让宠溺，总之结果就是被他们的孩子长期压制。比如制造了挪威7·22大屠杀，在三小时内以枪击、炸弹杀死77人的21世纪头号冷血杀手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他三岁时就被送进了特殊儿童托管机构，因为严重的行为问题：经常殴打母亲和姐姐，在床上死死摁住母亲，“就好像是他要强奸她一样”。
中、轻度自闭症者的战斗力居中，在生命早期与养育者的战争中通常打平手。据司法机关统计，这类无共情者的暴力犯罪率明显低于反社会者，与全人类的平均暴力犯罪率基本持平。故而，他们的学习能力弱于反社会者，勉强完成了主体间性代偿，未能发展出换位思考能力，不得不面临进一步代偿的挑战。
重度自闭症者的战斗力最低，从小到大输多赢少。对于他们婴儿期的敌对行为，比起忍让怀柔，父母更倾向于还手、管教、惩罚甚至是虐待。他们所受心理创伤最深，学习能力最差，所以代偿度也最低。重度自闭症患儿为什么病得如此之“重”，以至于几乎看不到改善的希望呢？只消看看他们强势而愤怒的，时常做各种抗议，为了疗法的分歧彼此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大打出手的父母们，你就知晓了大半原因。
天生无共情的孩子究竟是长成重度自闭症者、中轻度自闭症者，还是反社会者，大分流早在三岁时就已经完成：取决于他们在此之前能否打得赢父母。为什么是三岁？因为人类的主体间性在这个年纪已发育成熟，基本已过了代偿的关键期：如果在此之前未能发生主体间性代偿，那么之后也极难发生。“三岁看到老”，古人不吾欺也。
由无共情者组成的世界是一个无怜悯的丛林世界，竞争远远多于合作，真正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何人为肉，被何人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力的优劣，也就是智力尤其是代偿程度的高低。
位于食物链的最低端的自然是重度自闭症者，骑在他们头上的是中轻度自闭症者尤其是阿斯伯格症者。
2014年，《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进行了第五版修订，取消了阿斯伯格综合症的独立分类，转而将其归入“自闭症谱系障碍”目下的，作为一个亚种。对此，许多阿斯伯格症者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表达了巨大的愤怒：我们的智力明明远远高于低等自闭症者，凭什么与那帮智障低能为伍？凭什么和他们分享同一份社会福利？我们明明应该和健全人平起平坐，享受更多的特权，吃更多的社会福利，比如，更大的刑事豁免权、职场的阿斯伯格保护法，乃至要求政府拨大笔税金营造特别照顾阿斯人“敏感”体质的特殊教室、特殊办公室乃至特殊城市……对于“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患者群而言，“同病相怜”全然是痴人说梦。
在无共情的世界里，阿斯人自以为天下第一。他们情商太有限，以至于很难意识到他们头上还有一个更高级、更善于伪装的掠食者阶层，那就是——反社会者。
追本溯源，阿斯伯格症之所以叫“阿斯伯格”症，是因为其最早的发现者是维也纳医生汉斯·阿斯伯格。而此君其实是个反社会人格者。在亲撰的回忆录中，阿斯伯格医生用第三人称的轻快笔调津津乐道：自己在初中时代是如何兴致盎然地解剖一只又一只的小老鼠，从而激发了从医的最初志向。二战期间，他为纳粹政府工作，负责甄别和测试各种精神残障儿童。工作过程中，他对一小部分社会功能低下，却有着独特而过人的智力的小男孩产生了科研兴趣和欣赏之情。由此，他前无古人地发现了阿斯伯格综合症。阿斯伯格医生向纳粹当局陈情，建议对这一小批阿斯伯格男孩进行保护、收养和有针对性的教育，充分发挥他们智力上的特殊禀赋，将他们培养成科学家、工程师和战时密码破译专家，总之，为第三帝国大业做各种贡献。而对于占精神残障儿童绝大多数的智障儿童，包括大量重度自闭症患儿和非自闭症儿童，阿斯伯格医生明确表示与他们划清界限，坚决支持帝国的优生优育政策。在对这些儿童实施绝育和人道毁灭（即处以毒气死刑）的建议书上，他签下了自己的大名。
从被发现的那一天起，自闭症者就是反社会者的食物。
时光荏苒，大半个世纪过去了。21世纪初，广大阿斯人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搞起所谓的“阿斯伯格平权运动”。殊不知运动伊始，其中就混入了不少反社会者。
著名者如纽约时报畅销书《看着我的眼睛——我和阿斯伯格综合症》的作者约翰·艾尔德·罗宾逊。此君在书中向全社会宣称：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阿斯伯格人士，因为他“不能与人进行目光交流”，经常“做出错误的表情”，“该不动的时候做手势”，不能与同龄人社交并建立“情感的沟通”，云云。然而，只要耐心看完书的头四章，你便会发觉：约罗从小品行恶劣，经常殴打其他儿童，而且说谎成性。在中学时代他更进一步，成了一个恶作剧高手，将偷盗来的奶箱伪装成慈善机构捐款箱，然后用骗来的捐款买色情杂志。如此高明的骗局需要相当水平的读心能力，这远远超出了阿斯伯格症者的能为，只有正常人和反社会者才做得出来，约罗显然属于后者。后来，约罗因频繁违反校规被高中开除。在社会上靠鸡鸣狗盗伎俩混迹多年后，他混成了一爿车行的老板，在中年写了自传即《看着我的眼睛》。自传一炮打响后，约罗索性转行，“现身说法”大搞自闭症公益运动，又写了一本《情感失明——开启自闭症人格开关的脑科学实验》，为所谓的“经颅刺激疗法”大作虚假医药广告，几乎是明火执仗地大割起了真自闭症患者及其家长的韭菜。
割韭还不算数，更要命的是，许多反社会者还动起了自闭症司法宽免权的脑筋。按美欧诸国法律，自闭症犯罪者经常能免于坐牢：重罪者送精神病院长期收治，轻罪者大多判缓刑或在社区服刑。如果冒充自闭症者得逞，众多反社会者也将获得同等司法优待。这帮野兽的凶残和狡猾程度超出自闭症者百十倍有余，倘有朝一日他们真不用坐牢了，那么人类文明差不多也该到末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