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現實的可能性（一）：美學政治化

正如馬克思（Karl Marx）寫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第十一條：「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同理，紀錄者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再現」真實，那麼，它是否、能否或應否「改變」現實，或者對於現實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事實上，當攝影機一出現，就已經介入到原本的現實，因此，直接電影裡所謂如同「牆上的蒼蠅」，只是一種美學的宣示；而在紀錄片製作的過程之中，更多的是紀錄者與被攝者彼此之間的推拿與拉扯，甚至有人以此就作為主要的主題；更有甚之的是，它也往往為被攝者帶來許多不可預期的後果；然而，這裡較為關注的則是：紀錄片製作及其過程，它如何成為某種影響或改變社會的實踐？

首先，正如郭力昕（2014）所關注的：「現實主義的影像，如何具有對現實社會、政治、歷史的深刻認識，或批判的話語能力和作用」（頁58），而他所稱「紀錄片的政治性」，意指的正是影像的表達、如何影響到觀看者、在看法或觀點上的改變或反省，然而，「美學的政治化」（politicisation of art）（Benjamin, 1931/1936╱許綺玲譯，1998），應該不僅於此……。

如果我們回顧1970年代的「第三電影」（Third Cinema）及其宣言（李尚仁編譯，1987），就會發現到除了文本的內容之外，「美學的政治化」應當還包括了它前身的紀錄關係，以及後端的觀看對話。

舉例來說，從西方早期的新聞電影攝製組（Nichols, 2001, p.152），到晚近韓國的Labor News、臺灣的綠色小組，它們作為乃是反主流（counter-mainstream）、另類（alternative）、異議（dissident）或地下（underground）的媒體，其核心的意義除了站在被攝者的社會運動立場，並呈現異議的內容與弱勢的觀點之外，更是它如何利用「錄影帶」媒材的流通，發展出不同的文化生產之迴圈，換句話說，紀錄者的身體也在其中，實踐著社會的行動，並企圖改變媒體及其生態的「現實」（蔡慶同，2012）。

參考資料

李尚仁編譯（1987）。《邁向第三電影》。南方。

郭力昕（2005）。〈濫情主義與去政治化：當代台灣紀錄片文化的一些問題〉，《電影欣賞》，125，51-55。

----（2014）。《真實的叩問：紀錄片的政治與去政治》。麥田。

----（2016）。〈關於「看見」的持續思考與對話―試評介邱貴芬《「看見台灣」：台灣新紀錄片研究》〉，《傳播、文化與政治》，4，199-207。

許綺玲譯（1998）。《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台灣攝影工作室。（原書Benjamin, W. [1931/1936]. Walter Benjamin Essais.）

蔡慶同（2012）。〈媒體即身體：綠色小組與環保抗爭〉，《南藝學報》，5，1-23。

Nichols, B. (2001). Introduction to Documentar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