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普通人成为信息操纵的放大器：污名化、道德情绪与无意识传播的社会心理机制

一、传播操纵并不要求所有参与者知情

谈到政治性污名化、跨境镇压或有组织的信息操纵，人们很容易想象出一种高度集中的模式：某个组织发出指令，参与者知道目标、知道目的，然后按照安排去造谣、骚扰或攻击。但现实中的信息传播往往不是这样运作的。一个传播网络完全可能同时包含有意制造信息的人、知道部分背景而顺势参与的人，以及对上游来源和目的毫不知情、只是觉得某个故事“值得转发”的普通用户。UNESCO 在讨论“信息失序”时就特别区分了有意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的 disinformation，与没有欺骗意图、却继续传播错误信息的 misinformation，并指出后者经常由普通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扩散。

这个区别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一场有效的信息操纵并不需要“控制所有传播者”。只要能够把一个叙事送入正常的社会传播网络，并让它具有足够高的可理解性、情绪刺激性和社交价值，后续的扩散就可能部分依赖普通人的自发行为。大型社交媒体研究已经显示，信息是否会被传播，与信息是否真实并不是同一件事。Vosoughi、Roy 和 Aral 对 Twitter 上约十二万六千条谣言传播链进行分析后发现，在他们研究的数据中，虚假消息总体比真实消息传播得更远、更快、更广；研究还发现，这种差异不能简单归因于机器人，人的传播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跨境镇压的研究中，这种“信息—社会关系”结合的手段也有现实记录。Freedom House 对数字跨境镇压的研究将网络骚扰、虚假信息和污名化宣传列为常见手段，并记录了针对海外记者、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的信誉攻击，包括将目标描述为骗子、外国势力代理人，或者从道德层面攻击其人格。该报告同时特别指出，有些攻击来自有组织的行动，有些则可能由支持者自发产生；也就是说，即使结果看起来形成了群体围攻，也不能仅凭表象推断每个参与者都接受过指令。 联合国人权系统近年的材料同样将数字骚扰、污名化宣传和虚假信息列入跨境镇压与针对人权捍卫者的网络威胁之中。

因此，真正值得科普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传谣的人是不是某个组织的人”，而是另一个更普遍、也更有研究价值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原本并不知情的人，会在没有明确命令的情况下，自愿承担信息操纵所需要的传播、羞辱和社会排斥功能？

本文讨论的是这种一般性的传播与心理机制。它不能用来反向证明任何具体个案存在组织化操纵；判断一场具体攻击究竟是自发冲突、群体极化、普通谣言，还是有协调的信息行动，仍然需要独立的来源、时间线、账号关系、行为模式和其他可验证证据。

二、从复杂事件到人格故事：降低理解成本

政治事件、权力关系、司法程序、跨国执法或国家行为通常具有很高的信息成本。要认真判断一件事情，需要了解时间线、制度背景、证据来源、不同参与者的利益关系，还要区分已经得到证明的事实、尚未证实的指控和纯粹的推测。对于一个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偶然接触此事的人来说，这种判断成本非常高。

相比之下，人格化的解释便宜得多。“这个人是骗子”“这个人私生活有问题”“这个人欠钱”“这个人人品不好”“这个人精神不正常”之类的说法，并不要求受众理解复杂的政治背景。它们把一个原本需要分析权力、证据和制度的问题，重新包装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一类判断：我喜不喜欢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靠不靠谱。

这与认知心理学中长期讨论的一个基本现象有关：人并不会对日常接触的所有信息都进行完整、耗费认知资源的分析，而会广泛使用熟悉度、来源印象、既有信念和简单启发式进行判断。Pennycook 和 Rand 的研究发现，对虚假新闻辨别能力较差，与较少进行分析性推理有关；他们后续对这一领域的综述也指出，仔细推理、相关知识以及减少对“熟悉感”等启发式的依赖，都与更好的真假信息辨别能力有关。

这并不意味着“相信谣言的人都很笨”。恰恰相反，这种机制之所以值得警惕，是因为它利用的是普通人的正常认知方式。现实生活中没有人能够调查自己看到的每一条消息，于是我们必然会依赖快捷判断。问题只在于，当这种快捷判断被有意设计的信息利用时，它就可能把“复杂事实是否成立”悄悄替换成“这个人给我的感觉怎么样”。

这种替换尤其适合污名化。对一个具体事实提出指控，至少还存在某种证据标准：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在哪里、谁在场、有没有记录。但“这个人就是有问题”“这个人一直很会装”一类人格判断没有明确的证伪条件。一旦接受这种框架，受众便可能开始用人格印象解释后续所有信息。

而且，人身攻击并非只有情绪效果，它确实可能影响人们对与其相关主张的评价。Barnes 等人的两项实验让参与者阅读科学主张，并分别看到针对证据本身的攻击或针对科学家人格、动机和诚信的攻击。结果显示，在该实验情境中，人身攻击对科学主张评价的削弱作用可以达到与直接攻击证据相近的程度。换句话说，攻击“说话的人”有时确实能够间接改变人们对“他说的话”的判断，即使二者在逻辑上本不应等同。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污名化在传播上具有特殊价值。它不一定需要逐条反驳一个人的观点，只要先降低这个人的可信度，之后他提供的新信息就更容易被受众预先打折。一个原本关于“证据是否成立”的争论，因此可能逐渐变成“这个人值不值得相信”的争论。

三、道德情绪：让传播者觉得自己在做正确的事

单纯让一条信息容易理解，还不足以产生大规模传播。真正强大的推动力往往来自情绪，尤其是带有道德判断的情绪。

Brady 等人对社交媒体政治讨论的研究发现，包含“道德—情绪”语言的信息具有更高的传播概率；愤怒、厌恶、道德谴责和群体立场并不仅仅是信息的附属品，它们本身可以影响内容在社交网络中的扩散。 2024 年发表在《Science》上的进一步研究分析了多个社交平台的数据和实验结果，发现虚假信息尤其能够利用道德愤怒推动分享：引发愤怒的信息更容易被转发，而人在愤怒状态下分享信息时，也更可能降低对真实性的注意。这就是为什么“道德丑闻式叙事”特别有传播力。

假设有人告诉你：“某人对于某项复杂政治制度提出了一个存在争议的指控。”这句话要求你了解制度、证据和背景，因此传播冲动通常有限。但如果信息被转换成：“这个人骗了很多人”“这个人伤害过别人”“这个人道德败坏”，受众面对的就不再只是一个需要核实的事实问题，而是一个要求立即表态的道德问题。此时传播行为很容易获得一种主观上的正当性：转发不再只是转发，而被体验为“提醒别人”；排斥不再只是排斥，而被理解为“保护社群”；公开羞辱也可能被重新解释成“揭露坏人”。一个人甚至可能真诚地认为，自己完全是在按照个人道德判断采取行动。因此，操纵最有效的形式往往不是迫使某个人做一件他明知不合理的事情，而是重新设计他所面对的道德情境，让他自己认为某种行为是合理甚至必要的。这时被利用的并不只是传播者的账号。传播者的社交信誉、人际网络、愤怒、厌恶、正义感和群体归属都成为扩散资源。

研究同时提醒我们，分享和相信并不是一回事。Pennycook 等人在《Nature》发表的实验发现，参与者对新闻真实性的判断能力明显高于他们在“是否愿意分享”这一任务中的真实性辨别能力；当研究者只是轻微地把参与者的注意力重新拉回“这条信息到底准不准确”，随后分享内容的质量就有所提高。这个结果说明，普通人传播错误信息，有时并非因为已经坚定相信它，而是因为在按下“转发”的那一刻，注意力被愤怒、趣味、党派立场、社交互动等其他目标占据了。这对于理解所谓“无意识放大者”非常重要。一个人完全可能没有加入任何组织，也没有被谁“洗脑”，甚至没有认真思考过信息是真是假，但他仍然能够对一场污名化传播产生非常实际的贡献。

四、受害者责备：公正世界信念如何帮助旁观者降低不安

另一种经常出现在污名化传播中的心理机制，是受害者责备。

社会心理学中的“公正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指的是人倾向于希望相信世界总体上具有某种可预测的秩序：人们大体会得到自己应得的结果，而结果与人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对应关系。这种信念本身并不一定有害，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保持长期计划、努力和对生活可预测性的感受；但当人面对明显的不幸和不公时，它也可能产生一个副作用——为了维护“世界是有秩序的”这一信念，观察者可能反过来重新评价受害者。

大量关于受害者责备的研究发现，公正世界信念与某些情境中的受害者归责存在联系。实验研究提出的一种解释是：一个明显无辜的人遭受严重伤害，会威胁旁观者对世界可预测性和公平性的感觉；如果旁观者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不公，就可能通过降低受害者的道德评价、寻找其个人责任等方式，使事件重新变得“可以解释”。 2024 年对受害者责备心理因素的系统综述也将公正世界信念列为这一领域的重要解释变量之一，同时强调受害者责备是多因素造成的，不能用单一理论解释所有情况。

放到政治迫害、组织性打压或严重社会冲突的语境中，这种心理机制尤其值得注意。“一个普通人也可能在没有做错什么的情况下遭受严重不公”是一件很令人不安的事情，因为它意味着风险未必能够通过“做正确的事”彻底避免。相比之下，另一种解释舒服得多：“TA肯定做了什么。”“怎么别人都没事，就TA有事？”“事情闹这么大，不可能一点自己的问题都没有。”这些话表面上是在判断另一个人的道德责任，但它们同时具有一种自我保护功能：只要我能够证明受害者和我不同，我就可以继续相信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因此，当污名化信息为旁观者提供一个现成的受害者责备框架时，它满足的不只是好奇心，还可能满足一种心理上的秩序需求。它把令人不安的“结构性问题”重新解释为令人安心得多的“个人后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某些污名化叙事即使证据并不充分，仍然会有很强的心理黏性。接受它，不仅意味着相信了一条消息，也意味着保存了一套让世界显得更加可控的解释。

五、污名化为什么常常比一条具体谣言更顽固

单条谣言与污名化叙事之间存在一个重要区别。单条谣言通常具有相对明确的命题。例如：“某人在某一天做过某件事。”如果能够找到完整记录、原始文件、时间线或其他可靠证据，这个命题原则上可以被证明或者证伪。人格污名则不同。它通常不是一个有限命题，而是一个解释框架。

例如，“这个人不可信”并不告诉我们具体发生了什么。它只是提前规定：接下来所有关于这个人的信息，都应该以怀疑方式解释。于是同一个框架可以同时吸收相反的事实。如果目标取得成功，可以解释成“这个人很会伪装”。如果遭遇失败，可以解释成“果然能力和人格有问题”。如果公开回应，可以解释成“急了”。如果保持沉默，则可以解释成“心虚”。

这类叙事真正的强度不在于某一条说法本身，而在于它逐渐降低了受众对反证的敏感度。信息研究长期发现，人们会受到既有信念、来源印象和熟悉度影响，而错误信息即使后来得到纠正，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继续影响推理。Ecker 等人对这一领域的大型综述指出，错误信息的持续影响、来源可信度、重复接触和既有世界观都会影响人们之后如何理解新信息。

重复本身尤其值得警惕。Pennycook、Cannon 和 Rand 的实验发现，即便只接触过一次虚假新闻标题，参与者后来对同一标题真实性的评分也会上升，这一现象可以在一周后的测试中继续观察到。研究者将其与经典的“虚幻真相效应”联系起来：熟悉感可能被大脑误用为真实性线索。

这意味着，谣言的传播价值不一定只在“第一次就让所有人相信”。反复出现本身就可能产生效果。一个人第一次听到某个说法时可能认为：“不知道是真的假的。”第三次看到时，他可能开始觉得：“好像确实听很多人说过。”再往后，这句话甚至可能变成：“这个不是大家都知道吗？”但所谓“很多人都说”，有时并不意味着存在很多相互独立的证据源。它也可能只是同一个信息经过多级转述以后，重新从不同的人那里返回。这正是网络传播中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传播节点的数量和独立证据的数量不是一回事。十个人转述同一个未经验证的截图，并不会自动产生十份证据；但从心理体验上看，它却很容易制造出“社会共识正在形成”的感觉。

六、“无意识放大者”并不是一种人格类型，而是传播网络中的位置

因此，与其把所有参与者统称为“工具人”，更有分析价值的做法，是按照他们与信息源、真实背景和传播目的之间的关系进行区分。

一种情况是知情参与者。他们了解行动目的，也知道正在传播的材料存在选择、夸张甚至虚假成分，却仍然主动参与。这种情况严格来说并不属于“被骗”。

第二种情况是机会主义参与者。他们可能不知道完整背景，但能够察觉事情并不完全可靠；不过，由于个人恩怨、群体认同、自保、利益或希望讨好某些人，他们没有进一步核实，而是选择顺势参与。这一层的心理动机通常是混合的，很难简单归为“相信”或“不相信”。

第三种情况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无意识放大者。他们既不知道上游来源，也不知道可能存在的战略目的，接触到的只有一个已经完成包装的故事。他们可能是真诚地相信，也可能只是觉得有趣、愤怒或值得提醒别人，于是把内容继续带进自己的朋友圈、群聊、工作关系或公共平台。UNESCO 明确提醒过，有组织制造的虚假信息最终可以通过普通用户的无意分享继续传播；这正是 misinformation 与 deliberate disinformation 在现实传播网络中发生连接的地方。

从策略角度看，无意识传播者还有一个特殊价值：他们能够为一个原本来源可疑的叙事提供社会合法性。一个陌生匿名账号说某个人是骗子，很多人会保持怀疑。但如果这句话变成：“我朋友说的。”“我同事也听说过。”“好几个人都这么评价TA。”信息就完成了一次社会关系上的“洗白”。它不再看起来像一个孤立来源，而开始呈现为社区内部自然形成的口碑。

这种传播模式也解释了为什么“真正有效的操纵，不需要所有人都收到命令”并不是一句修辞。传播系统只需要少数上游节点制造足够具有扩散能力的材料，之后就可能利用普通人的注意力、情绪、熟悉感和社交网络继续运转。

但这里必须保留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限制：普通人自发传播本身不能证明上游存在组织化操纵。 群体极化、八卦、道德恐慌、粉圈冲突、职场关系和普通网络谣言同样能够产生类似表象。Freedom House 在讨论跨境镇压时也明确区分了自发支持者行为与可识别的政府协调行动。要判断协调性，需要额外研究账号活动时间、内容同步程度、来源链条、异常网络结构、组织关系和其他独立证据，而不能从“很多人同时讨厌某个人”直接推导出幕后主体。这种区分反而让分析更有力量：它把问题从“猜测每个人真正的身份”转回了可以研究和验证的传播机制。

七、如何降低自己成为信息操纵放大节点的可能

从现有研究来看，抵抗信息操纵并不要求普通人变成专业调查记者。最有用的改变，往往只是把判断顺序调整一下：先问事实，再问立场；先检查来源，再决定自己是否愿意贡献传播。

第一步是把“原始事实”和“关于人的评价”拆开。当别人说“这个人是骗子”“这个人精神有问题”“这个人就是很会装”时，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对方还能再提供多少形容词，而是：具体发生了什么？时间、地点、原话、文件或可核验记录在哪里？人格标签本身不是证据，而实验研究已经表明，人身攻击确实可能在没有直接提供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削弱我们对一个主张的评价，因此恰恰需要有意识地把“我怎么看这个人”和“这项指控有什么证据”分开。

第二步是寻找最早可追溯的信息源。十个账号重复一个说法，不代表存在十个证据源。真正重要的是它们是否彼此独立。如果所有内容最终都来自同一张截图、同一个匿名帖子或同一个无法核实的人，那么传播规模再大，也没有增加原始证据的质量。重复还可能制造熟悉感，从而提高主观可信度，因此越是“到处都听说”的事情，越值得反向寻找它最早从哪里出现。

第三步，是在自己最愤怒的时候提高而不是降低证据标准。道德愤怒具有真实的传播推动作用，而近期研究发现，错误信息尤其能够借助愤怒增加分享行为。一个非常实用的自检问题是：“假如这条消息说的是我喜欢的人，我现在掌握的证据还够不够让我转发？”如果答案发生明显变化，就说明当前判断至少部分受到了情绪或立场影响。

第四步，是在分享之前强制加入一个“准确性停顿”。这一点看似简单，却有直接的实验依据。Pennycook 等人的研究发现，仅仅让参与者在分享前重新注意新闻是否准确，就能够提高其随后分享内容的整体真实性；对二十项实验、两万六千余名参与者的汇总分析也发现，准确性提醒总体能够改善分享辨别力，主要通过减少对虚假标题的分享意愿实现。

更进一步的策略是所谓 prebunking（预先免疫）：与其等一个具体谣言已经广泛传播以后逐条辟谣，不如提前让人识别常见的操纵技巧，例如情绪操纵、伪造权威、制造错误二选一、阴谋化叙事或人身攻击。基于“心理接种”理论的一系列实验发现，提前向参与者展示这些操纵方式的弱化版本，并解释其原理，可以提高他们之后识别类似错误信息策略的能力。

最终，真正的信息素养并不是训练一个人“永远不要被骗”。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它更接近一种认识上的纪律：我可以讨厌一个人，但讨厌不能代替证据；我可以有政治立场，但立场不能决定事实；我可以听到很多人重复同一件事，但传播次数不能自动变成独立证明；我可以感到愤怒，但愤怒不是事实核验工具。 这也是为什么信息操纵研究最终研究的并不仅仅是“谎言”，而是人的注意力、信任、情绪、社会关系以及我们究竟如何决定什么值得相信。关于错误信息的综合心理学研究一再指出，信息生态中的脆弱性来自多个层面共同作用，包括认知加工、重复暴露、来源判断、社会身份和平台传播环境，而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容易被骗的人格”。

从这个角度再看“被当枪使”这个说法，它可以被翻译成一个更准确、也更有学术价值的命题：

现代信息操纵最有效率的部分，并不一定是制造多少职业传播者，而是让原本没有参与意图的人，自愿贡献自己的注意力、情绪、社会关系和可信度，为某种叙事完成后续扩散。

这并不意味着每一场群体攻击背后都有一个操纵者，也不意味着普通传播者因此失去个人责任。恰恰相反，它提醒我们：在数字传播环境中，“我只是听说”“大家都这么说”“我只是转一下”本身就是信息链条的一部分。 真正的独立判断，不是自信地认为自己不会被操纵，而是在最容易让自己产生愤怒、厌恶和站队冲动的时候，仍然愿意回到最朴素的问题——这个说法最初来自哪里，它有什么可以独立核验的证据？

参考文献

Barnes, R. M., Johnston, H. M., MacKenzie, N., Tobin, S. J., & Taglang, C. M. (2018). The effect of ad hominem attacks on the evaluation of claims promoted by scientists. PLOS ONE, 13(1), e0192025. doi:10.1371/journal.pone.0192025.

Brady, W. J., Wills, J. A., Jost, J. T., Tucker, J. A., & Van Bavel, J. J. (2017). Emotion shapes the diffusion of moralized content in social net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4(28), 7313–7318. doi:10.1073/pnas.1618923114.

Ecker, U. K. H., Lewandowsky, S., Cook, J., Schmid, P., Fazio, L. K., Brashier, N., Kendeou, P., Vraga, E. K., & Amazeen, M. A. (2022). The psychological drivers of misinformation belief and its resistance to correction. Nature Reviews Psychology, 1, 13–29. doi:10.1038/s44159-021-00006-y.

McLoughlin, K. L., Brady, W. J., Goolsbee, A., Kaiser, B., Klonick, K., & Crockett, M. J. (2024). Misinformation exploits outrage to spread online. Science, 386(6725), 991–996. doi:10.1126/science.adl2829.

Pennycook, G., Cannon, T. D., & Rand, D. G. (2018). Prior exposure increases perceived accuracy of fake new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7(12), 1865–1880. doi:10.1037/xge0000465.

Pennycook, G., & Rand, D. G. (2019). Lazy, not biased: Susceptibility to partisan fake news is better explained by lack of reasoning than by motivated reasoning. Cognition, 188, 39–50. doi:10.1016/j.cognition.2018.06.011.

Pennycook, G., Epstein, Z., Mosleh, M., Arechar, A. A., Eckles, D., & Rand, D. G. (2021). Shifting attention to accuracy can reduce misinformation online. Nature, 592, 590–595. doi:10.1038/s41586-021-03344-2.

Vosoughi, S., Roy, D., & Aral, S. (2018).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 Science, 359(6380), 1146–1151. doi:10.1126/science.aap9559.

Michaelsen, M. (2020). The digital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toolkit, and its silencing effects. Freedom House.

Ireton, C., & Posetti, J. (Eds.). (2018). Journalism, “fake news” & disinformation: Handbook for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training. UNESCO. ISBN 978-92-3-1002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