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单刃毒剑—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批判》无法回避的现实

无法回避的现实 劉曉波

从现实的实力对比的角度看，尽管大陆地广人多、武力比台湾强大且拥有核武器，尽管大陆正在急迫地从俄罗斯进口先进武器，尽管中共可以利用不受约束的执政权力集中大陆的所有资源，进行军备升级和战争动员，但是，大陆要想以武力征服台湾就必须具有相对优势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才能跨越一海之隔的天然屏障。还要有强大的後勤保障能力，才能维持第一次登陆成功後的後续占领。

但是就目前而言，大多数军事专家认为，大陆对台湾没有多少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优势，也没有能够适应现代战争的後勤保障能力，跨海作战的胜率极低，哪怕大陆有60%登陆成功的把握也不敢贸然行事。同时，大陆想用武力征服台湾，必须在美国及国际社会不进行人道主义的军事干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如果国际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存在（几乎可以肯定，如果大陆武力攻台，国际社会就要进行人道主义的军事干预），大陆绝无可能用武力征服台湾。

退一步讲，假设在没有国际社会进行人道主义的军事干预、大陆对台湾具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即便大陆能够以强大武力粉碎岛内一切有组织的抵抗，从地理上征服了台湾，也绝对征服不了二千三百万已经自由了的灵魂，各种形式的反抗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占领者身心俱惫。如果慑於占领的代价太大，而只进行密集的导弹奇袭并配以电子战，瓦解台湾的机场和战情指挥中心，进而逼迫台湾坐到谈判桌前。

但是我认为，在目前的国际环境和台湾现有的军事力量以及民众的道义凝聚力之下，这样的目的是根本无法达到的。或者说，以台湾现有的实力和民心，除非与海岛一起毁灭，否则决不会停止抵抗。更何况，大陆一旦动武，世界的支持和同情肯定在台湾一边。由於道义和现实利益所在，即便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不进行武力干涉，大陆也必然要受到全面性的严厉的国际制裁和道义谴责，这是国际社会在两岸处於战争状态之中，能够向大陆做出让步的最後底线。联合国也极有可能置大陆作为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於不顾，接纳台湾进入联合国，台湾的流亡政府也会以此为契机，宣布独立。而一旦独立就再无重新统一的希望。

所以，理想和道义也罢，现实和利益也好，走和平民主之路，统一就有希望，中国人也会因此而得到全世界的赞誉和尊重；而凭武力进行征服，台湾只能别无选择地独立，大陆中国不但在道义成为孤家寡人，而且对国际贸易和外资依赖日深的国内经济也将陷於困境。

战争不仅吓走了外资、外商和招致严厉的国际制裁，而且高昂的战争经费必将耗尽改革二十年所积累起来的经济资源。也许，战争之初，长期被控制被同化的民众会陷於或真心或假意的爱国主义迷狂（象北约误炸使馆事件时的狂热），但是，在中共的正统意识形态早已失去说服力的今天，民众的最初大宣泄过後，战争所带来的破坏、伤亡、萧条和国际孤立等一切灾难，就会把民众的积怨和愤怒转向他们本来就极为不满的腐败权力，那时的大陆真的就是内忧外患了。

现在的大陆，尽管还有着表面上的稳定，然而，实际上，由於执政者一直拒绝政治改革，体制的陈旧、僵化和腐败所积累起来的矛盾和仇恨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高危机程度，旧冤未平，新冤累累；仅举出其中有目共睹的几项就足以见证。

1、公开的和半公开的反体制力量：“六·四”事件和“六·四”之後，民间的反体制力量已经公开化（以各种形式反抗着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六四难属群体等），并且得到民众的各种方式的支持和同情，虽然屡被政府以强权打压，却仍然持续不断，成为压不灭的火种，打不垮的脊梁。这种力量不仅来自体制外而且在体制内也有不可小视的潜力，有些老共产党员已经走上反体制的前台（如李慎之、李锐、鲍彤、胡绩伟、杜润生、于光远、吴江、王元化、王若水、许良英、朱厚泽、被软禁的赵紫阳等），他们的资历、学识、智慧和良知在知识界和工商界都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就连执政者也不敢小视这种道义力量。

2、民众中的不满：被打压的法轮功、中功以及各种民间的自发的准宗教组织，这些组织的几千万或上亿的信徒前赴後继的抗争，在抗争中觉醒到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可贵，以及强迫的意识形态统一的反人性；几千万失业者（据估计国有企业共有一亿四千万职工，最终失业者将占35%）、被剥夺得最严重的亿万农民的集体上访和请愿，在争取基本人权的行动中，意识到了垄断权力之下的分配的极端不公正（农村的失业或半失业人口多达二亿左右。）

3、民族矛盾：西藏、新疆与现政权的冲突由来以久，中共的双管齐下的怀柔和镇压也难以摆平，少数民族要求完全自治或独立的民族诉求与现政权的冲突愈演愈烈。新千年伊始，西藏的第三号宗教领袖、白教噶玛巴活佛出走印度，前全国政协委员、新疆「第一富婆」热比娅，被中共以「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罪」判刑八年，更凸现了民族冲突的尖锐。而这些民族问题与台湾问题有共同之处，即不接受没有民意授权的强制性的统一——文化同化和制度同化。

4、全社会对渗透到执政党每个细胞的无可救药的政治腐败的不满，越来越悬殊的贫富两极分化所埋下的怨恨（据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中心显示，目前中国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远远超过欧美国家，已经达到了就要突破社会承受能力的0.457的水平），动则几亿、几十亿、上百亿的集团性腐败案，成为老百姓和官员们都公开谈论的话题，最高决策层也把腐败作为重大议题，提升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高度逢会必讲，但是政府的反腐败却毫无成效，最多也就是拿某个人开刀，作作秀而已。

5、经济危机。邓小平式的单项经济改革的正面能量早已释放完了，负面效应在八十年代末就已经极为明显， “八九运动”的发生就是针对改革的负面效应的。 “六四”之前经济改革只不过是收拾毛泽东留下的烂摊子，还历史的欠账；1992年的“南巡”所掀起新一轮经济改革浪潮，也只不过是为了收拾他自己造成的“六四”烂摊子。两次经济改革的成就感和对民众的说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的背景太黑暗太荒芜太绝望，晚期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已经没有一丝光亮，邓小平的改革仅仅是来自边缘的微光。

6、执政党的危机。去年，政协主席李瑞环在陕西发表讲话，提出目前大陆所存在的五大危机的根子全在党内。春节前，江泽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上关於从严治党的讲话，经过删节後於2000年4月2日公开发表。全篇只有一个主题：中共党内所存在的危机，已经威胁到党的生存和执政地位，再不从严整治，用不了多久就将亡党。江泽民指出，中共党内的自由化倾向、信仰真空、道德堕落、意志薄弱、官僚主义、腐败盛行、组织涣散、政令不畅、唯利是从、勾心斗角、任人唯亲唯钱、跑官卖官买官……甚至在权力斗争中出现多起副职雇佣杀手谋杀正职的恶性事件。

7、全社会的道德崩溃。更可怕的是，在政权的道义合法性日益瓦解的同时，大陆人在价值选择上的无所适从和全无底线，唯眼前利益是从。由长期的政治的道德无耻，已经差不多毁灭了大陆人仅存的人性。从政治运动中的大小阴谋到经商大潮中的各个层次上的暗箱操作，背信弃义和唯利是从的犬儒化，已经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行为方式与思考方式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