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冤案，而是一套正常運作的司法流程

當偏見先於事實落錘，

司法不再是天秤，

而是為平民準備好的斷頭台。

第一層：人設即定罪——33 歲對抗 60 歲的「原罪」

我從小被教導「敬老尊賢」。

這份教養，讓我即便在衝突中受創，也不曾動手。

但在台灣的法庭上，

它成了我的致命弱點。

律師曾直言不諱地提醒我：

法官往往自帶「鋤強扶弱」的視角。

於是，當「33 歲的壯年」

站上對面「60 歲的糖尿病患」，

邏輯便已完成設定——

我有罪。

不是因為證據，

而是因為我「看起來」有能力欺負老人。

在這樣的敘事結構裡，

事實，從來只是多餘的。

第二層：科學被沒收——消失的 DNA 與血跡

偵查人員進入現場時，

我一度以為，科學會替我說話。

結果迎來的，卻是集體性的怠惰。

消失的微量跡證：

現場有兩把木製鐵鎚。

警方未採集指紋與 DNA，

便直接認定那是我持有的兇器。

木頭極易吸附汗水與皮屑。

只要一驗，真假立判。

但他們選擇不驗。

指血為證：

地上留有大片血跡，

警方未做任何血液鑑定，

便逕自認定那是原告的血。

選擇性失明：

事實是，那些血，是我的。

當時我被原告持鐮刀砍傷頭部，

血流如注。

但因為我沒有提告，

那把鐮刀，

便在警方的敘事中「消失」了。

我的傷口，

也隨之被法律抹去。

第三層：通靈筆錄——消失的當事人意識

整起案件中，

最荒謬的，莫過於筆錄的生成方式。

原告的妻子因下顎中風，

根本無法言語。

然而，她的「陳述」

卻在警詢筆錄中條理分明、語意完整。

開庭時我當庭質疑警方。

得到的回應是：

「由她老公（原告）代為回答。」

依《刑事訴訟法》，

筆錄必須是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

當警察默許具高度利害衝突的人「代答」，

這份筆錄，

早已不是紀錄，

而是一份偽造好的劇本。

第四層：法理霸凌——當警察被剝奪發言權

事發隔日，

一名警察親眼看見我頭上那道駭人的鐮刀傷。

他在庭上試圖如實陳述。

檢察官隨即以一句話封口：

「你不是法醫。」

法理上的雙標，

在此赤裸展現——

指控我有罪時，

警察的「直覺」被視為專業。

證明我受害時，

警察的「目擊」，

卻瞬間成了不被允許的存在。

結語：無法平反的封棺

如今，原告已過世。

法律程序隨之強行封棺。

我失去了對質的對象，

也失去了平反的可能。

這篇文章，

是我為自己留下的證據副本。

法律或許已宣判我有罪。

但在事實與邏輯的審判台上，

真正失靈的，

是那套自稱公正的司法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