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解释权在我

估计是因为温度逐渐攀升的缘故，最近容易心浮气躁。记录一件烦心事：近来发现自己与某些同自己认知差异过大的群体交流实在太累，容易不耐烦。我向来讨厌决定论，可能长期以来养成了心高气傲的习惯。听到“某某人就是这样的人”、“基因决定了某某某”之类的说法，都会嗤之以鼻。并不是拒绝承认决定论，而是哪怕明确知道决定论真实存在，我也对此不屑。弗洛伊德的理论初听觉得很新颖，听多了就厌烦了，决定论倾向太明显。成年以后的选择只不过是对童年的无尽重复——听着多么绝望！

之前听王德峰老师讲课，忘了他引用了哪一位作家的名言，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类真理，一类可爱但不可信，另一类可信但不可爱。我倒觉得真理通常是既可爱又可信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基督教（所以现在的基督教必须赶紧把自己包装得可爱一点，再像中世纪时期那样大谈魔鬼学和猎巫运动，就快没人信了）。

自由意志这回事，可以从解释学的角度分析。我可以给出自己的定义：自由意志就是对人的生理现象的社会层面的解释。以前读到过一个概念一直铭记至今，叫作“情境依赖”。这个概念曾应用在生理学领域，意在提醒研究者不要过度简化某种激素的作用，不要把它想象成好像具有某种“普遍的”作用。比如睾酮，一开始研究人员简单地认为睾酮水平决定了人的攻击性高低。但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攻击性”必须放在适当的情景中才具有意义，空谈所谓一个人的攻击性水平高低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设想有两个人，在他们的体内检测出了同样高水平的睾酮量。其中一个人，可能正被愤怒冲昏了头脑而对自己的仇人大打出手，而另一人可能正在联合国上慷慨激昂地就如何维护世界和平的发表演讲。这两种行为其实都反映了一种“高攻击性”，都是高睾酮水平所引起的结果，但其对社会的危害或有益程度则不言而喻。

基因只能决定最基本的生理现象，但人类由于具有社会性，便拥有了对种种生理现象的“最终解释权”。自由意志就是这个不大不小的可供解释的空间。每次“怒从心底起”，不一定导致“恶向胆边生”。邪念可以用来写犯罪小说，写得好了还会被别人夸有才华，何乐而不为呢？自由意志最能体现在创作中，多多创作，便能多多体验自由意志。

所以，往大了说，言论自由很重要。改革开放前后邓丽君的歌曲在大陆被贬为“黄色歌曲”大加批判。邓丽君那时要是生活在大陆绝对郁郁而终。这是一个极端的反面例子，不仅不给别人艺术创作的空间，还要倒打一耙，把最终解释权抢过来，说你是黄色歌曲就是黄色歌曲，不容置疑。本来人家已经很好地把自己所谓的“邪念”给排遣掉了、升华成了艺术，结果现在又被逼退回原来那种好像只停留在生理上的很原始的状态，这实际上不就是一种文明的倒退吗？更可怕的是，这还激起人们的羞耻心和无尽的自我内耗，让人最终内化了外在的批评，认为自己果真拥有一颗肮脏不堪的心灵。最后的结果就是自我降格，也就产生这样的想法：我果然是一个坏人，我的心里充满了不安分的肆意破坏的邪恶能量，如果没有一个权威来严加管教和压制，我一定会犯下不得了的恶行！而这种自我降格从社会层面看，就构成了权力的再生产。每个人打心眼里觉得，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正义代表来镇压随时可能爆发的潜藏于每个自我之中的恶，权力便自然向中央集中。

这里插入一点，中国人集体自我降格的习惯可能还与东亚文化圈歌颂谦虚的美德有关。仔细想想，有时候谦虚使人落后，骄傲反而使人进步！

现在的中国，有一些家长、老师、官员包括习近平，之所以能那么飞扬跋扈，根本上就是因为子女、学生、老百姓出让了自己的权力。而这一自下而上转让给高层、不断向中央集中的权力，很可能就是对自我的最终解释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一些家庭中、在课堂或某些重大会议上，我们不允许随便发笑，我们不允许展现自己最真实的快乐的一面（我敢保证在英国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这种激烈的情绪最经不起他人——尤其是上级——的质疑和解释。你要是突然爆发一阵大笑，就容易被别人大做文章。之前在某次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一名记者只是翻了个白眼，就立刻遭到舆论的围攻。后来又有某脱口秀演员引用了习近平提出的某句口号，居然直接导致该脱口秀公司被罚超过一千万元（我们知道，这个案子是不可能被公平审理的，没人在乎那名演员当时到底是怀着什么心态说出的那个段子）。由此可见，剥夺百姓对自我的解释权，甚至已经实实在在地侵犯了百姓的现实利益，严重波及经济领域，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如此一来，你还如何有底气让人看好中国日后经济的发展呢？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夺回对自我的最终解释权。要明白，我的作品、我的语言、我的思想、我的感受，不是你能够随随便便解释的，哪怕你再具有权威、知识水平再高也不行。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创作。据我观察，平时定期产出作品的人，跟没有创作习惯的人，在精神面貌上都会大不相同。我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就是哪一天我身边的大多数人不再以消费者自居，而是转而投入了创造者的身份，那么中国的经济便迎来了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