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恋爱脑：对于亲密、权力与自由的新想象
一、“恋爱脑”的定义与现象描写
近年来，诸多社会事件和媒体讨论凸显了所谓的“恋爱脑”现象：一些青少年和青年群体为了爱情将全部精力投入其中，出现情绪波动剧烈、自我贬低、无底线付出甚至容忍伤害的行为。人们戏称这是“爱情至上”、将爱情理想化的一种心智模式。具体来说，这种以爱情为中心的心态常常表现为：情绪随恋情高潮迭起，出现强烈的不配得感与自我牺牲式付出，对伴侣的忽视或伤害产生过度宽容。
“恋爱脑”一词虽然流行，但其核心是对浪漫情感的过度执着与理想化。习惯此称的人常将爱情视作个人生活的全部甚至是存在意义，有时完全忽略职业、学业和友情等其他人生层面。一位研究者形象地指出，这种状态犹如将大脑“染色为玫瑰色”——任何与恋人相关的行为和信息都会被夸大其意义、掩盖其负面。公共话语中，“恋爱脑”常带有嘲讽色彩，用以描述那些在恋爱中迷失自我的年轻人。
这一现象在网络上表现尤为明显：豆瓣上出现了“打醒恋爱脑”的社群，人们在里面分享如何从盲目的爱恋中抽离；知乎有关“恋爱脑”的讨论帖子超过15.3万条，微博上相关话题的参与人数高达1758万。甚至出现了针对“恋爱脑”问题的付费服务，帮助陷入恋爱迷思的个人“醒脑”。这些热闹的网络现象折射出公众对这一心态的警觉和对自由理性爱情的渴望。
二、心理与神经机制：恋爱时的大脑与依恋模式
现代科学研究揭示了“恋爱脑”背后的生物学基础。恋爱初期，大脑的奖赏回路被高度激活。例如研究显示，陷入爱河时多巴胺浓度上升，诱发“快乐、精力充沛、渴望结合”等强烈体验；另一方面，血清素水平下降，伴随着焦虑和强迫性思维（例如“没有你我活不下去”）的出现。此外，激素水平的改变也助长了这种状态：恋爱时的压力激素皮质醇升高，心率加快，使人对恋人更加敏感和警觉。这与恋爱的神经生物学模式相符——在浪漫吸引的初期，大脑对伴侣呈现出类似对成瘾物质的强烈反应，让人情绪高亢而难以自控。有研究甚至发现，恋爱中参与调节多巴胺浓度的转运蛋白活性降低，这暗示着大脑内多巴胺水平的确升高。
从神经科学角度观察，浪漫吸引会启动人类大脑中极其古老的奖励系统。这些回路与寻找食物和生殖相关，属于进化早期保存下来的神经网络。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表明，当人们思念爱人时，大脑内的下纹状体(caudate nucleus)和腹侧被盖区(ventral tegmental area, VTA)高度活跃。这些脑区负责对奖励进行编码，连接着边缘系统的重要部分，如核壳（nucleus accumbens）和杏仁核。结果就是爱情中的幸福感与传统意义上的生理快感（如进食、性刺激或成瘾物质的影响）共享相似的脑电图。举例来说，哈佛医学院的研究指出，多巴胺的激增让恋爱“如同服用可卡因一般令人欣快”。另一方面，与恐惧和社会评判相关的脑回路被短暂抑制——正如研究者所言，“当谈论恋人时，大脑中一些原始区域会点亮，并且在某些夫妻身上可以长期保持活跃”。这种抑制意味着我们在恋爱时往往忽视警示信号，对伴侣的缺点“视而不见”，体现了成语“爱情让人盲目”的神经基础。
浪漫吸引不仅是一时激素风暴，还会引发长期的神经联结。研究发现，恋爱初期双方体内催产素水平显著升高，这种被称为“爱荷尔蒙”的化学物质会在亲吻、拥抱或性接触时释放，让人产生亲近与信任的感觉。催产素能够带来满足感、安心和亲密感，帮助伴侣间建立稳固的情感纽带。此外，加压素（vasopressin）也在此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它与长期、一夫一妻关系相关联，被认为促进了恋人间的忠诚和依附。这些生理变化使恋爱中的付出获得神经奖赏，强化了双方的情感联系。
随着时间推移，恋爱的主导化学物质也会发生变化：大约经过一年左右，激情逐渐平息，人体恢复较为平衡的荷尔蒙水平，但伴随关系中的相互陪伴和承诺，催产素和加压素等维系依附的激素依然让人感到安心与满足。长期研究表明，真正的爱情并不一定随时间减弱。2011年一项斯托尼布鲁克大学的fMRI研究发现，婚龄平均21年的夫妻，当他们互相注视对方的照片时，大脑中多巴胺富集区的活动强度与刚陷入热恋的情侣无异。这项研究的作者总结：“证据首次证实，数十年婚姻后人们宣称仍然疯狂相爱时并没有说谎”。这说明，在个体意愿与相互投入的前提下，爱情的激情可以长期保持，只不过这种持续的热度在大脑层面已经转化为更深层次的依恋和温馨情感。
与此同时，个体的依恋风格也深刻影响恋爱中的心态和行为。依恋理论认为，儿童时期与照料者的互动经验形成了对自我与他人的内隐表征，并影响成年后的亲密关系。安全型依恋者通常在关系中感到舒适，他们的需求能被伴侣接受和回应，并且更善于调节情绪，从而建立更加满意和稳定的关系。相反，焦虑型依恋者对被爱有强烈需求，但担心被抛弃；他们往往对伴侣表现出极度的依恋、情绪起伏剧烈、妄想式的思念和强烈的嫉妒。回避型依恋者则倾向保持距离，自主性强，他们常压抑亲密需求，不愿将全盘情感依赖于他人。研究发现，依恋不安全会加剧“恋爱脑”的表现：焦虑型个体更容易出现无法自拔的迷恋和分离焦虑，回避型个体则可能过度理智以自我保护。这些不安全依恋意味着个体在亲密关系中缺乏安全感和信任，因此更容易在恋爱中上演自我牺牲和强烈依赖的情节。
另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是自尊和自我概念。自尊反映了个体对自己的价值评价，它会影响个体对伴侣反馈的敏感度和恋情的发展。研究表明，自尊度低的人更倾向于将恋爱视为自我肯定的来源，他们更需要伴侣的关注和认同来维持情绪稳定。一旦恋情出现挫折，这些人更容易陷入自我否定和绝望；相反，自尊较高者即便遭遇分手也更能依靠内心资源重建自我。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对自己缺乏信心时，就更可能在恋爱中全盘投入，哪怕因此忽视自己的需求甚至容忍伤害，也要保持恋爱的假象。一个持有不配得感（feeling unworthy）的恋人往往会在潜意识里认为“没有恋人就不完整”，因此更容易表现出“恋爱脑”中的情绪牺牲和自我否定。
最后，情绪调节能力也是关键。能够健康地表达愤怒、悲伤和失望对于维系恋爱至关重要。缺乏情绪调节技巧的人，可能在爱情中被长时间的情绪压抑压垮：例如恋爱失利时易出现报复性行为或者过度自责。研究发现，安全依恋者通常在恋爱冲突中更善于沟通和妥协，情绪爆发和极端应对较少；而不安全依恋者常陷入“过度反应”或“冷战”两极，要么争吵激烈，要么缄默不语。这些心理学发现意味着，“恋爱脑”并非仅是本能驱动的冲动，而是一个与个人依恋模式、自尊和情绪控制能力交织的复杂现象。
三、对“恋爱脑”背后结构性问题的批评
仅从个体层面分析“恋爱脑”并不足以洞察其深层原因。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社会文化和制度层面的结构性问题。一方面，恋爱或婚姻在文化上被假定为人生追求的首要目标，这种“恋爱制度”(amatonormativity)提出：独占性的浪漫关系是普遍的社会规范，应该高于其他任何关系形式。这一观念忽视了个人差异，贬低了其他亲密形式（如友情、亲情、同伴关系），使许多人（尤其是女性）觉得唯有进入恋爱或婚姻，才能被社会认可、才能证明自身“完整”。
另一方面，在父权制文化中，浪漫爱情常被赋予性别意义。正如女权主义者所指出：浪漫爱因其被置于父权分工和法律制度的特定语境而带来压迫效果。Shulamith Firestone 将浪漫爱情称为女性“压迫的枢纽”；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爱因男女地位不平等而成为将女性束缚在社会女性角色中的“诅咒”；Carol Smart 则指出，爱情被当作父权意识形态的武器，将女性钩入依赖男性的不利法律契约（婚姻）中，并最终承担起孩子的照顾与家庭重担。换言之，爱情本身并非出问题的根源，而是父权社会给予爱情的意义和结构——如对女性隐性要求做家务、容忍男性的无力回报——导致了对女性不利的结果。
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也常常迫使女性高度重视亲密关系。尽管现代社会中女性经济独立性逐渐增强，但性别工资差距与职业机会不平等依旧存在，社会福利和税收优惠往往向婚姻家庭倾斜，这意味着单身或未婚人士在经济上相对弱势。缺乏完善的公共社会支持网络，许多女性被迫将婚姻和恋情视为安全感和生存保障的一种渠道——婚恋关系成为她们获取稳定住所、经济帮助和社会认可的重要途径。这种制度性依附强化了爱情的“工具价值”，在客观上促使女性在关系中投入更多，以维护这层经济和情感的安全网。
在家庭和日常生活中，性别化的分工直接影响“恋爱脑”现象。在恋爱和家庭生活中，女性往往承担更多无偿的情感劳动：她们负责维系关系、照顾伴侣的情绪并创造和谐氛围，仿佛永远是关系中的情绪管家。这种情感劳动常被“推卸给女性”，且往往得不到经济补偿和社会承认，形成被看不见的第二职业。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男性平均每日闲暇时间比女性多49分钟，其中一部分差距正是由于女性花更多时间在计划、组织和情感支持等“心理性劳动”上。当大部分情绪管理工作由女性承担时，她们在关系中付出的自然会更多，也更容易形成“先付出再寻求回报”的模式；相反，男性则习惯了更多的个人空间和情感自由。长此以往，女性容易陷入“没有伴侣就不完整”的思维迷宫，加剧了对爱情的依赖。
概括来说，“恋爱脑”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包括：社会对爱情的神话化与性别角色绑定（amatonormativity）、父权文化下的性别分工，以及经济制度对婚姻家庭的偏向等。这些因素共同为恋爱设置了不平等的游戏规则，使得爱情看起来像是每个人都必须完成的“任务”，而忽视了其背后复杂的社会基础。
四、情感依附机制的中间层症状
“恋爱脑”不是纯粹的个体病症，而是文化、制度与心理交互影响的中间层表现。社会学家伊芙·伊鲁兹（Eva Illouz）指出，爱情常被置于“权力不对称的市场”中，一些人（主要是男性）能够掌控被爱的条款。在这样的情感市场中，男性往往希望长期保持不承诺的状态，而女性则将恋爱视为迈向婚姻的管道。这种性别差异的期待落差进一步加剧了恋爱中的压力与冲突，使恋爱体验的喜悦与痛苦被社会剧本所放大。
这一“中间层症状”视角提醒我们，个人心理与宏大结构之间并非截然分离，而是通过日常情感体验相互联系。伊鲁兹等研究者认为，个体对爱情的体验其实是社会关系的折射：在制度性安排和文化叙事的共同作用下，人们学会了什么是“正常”的情感投入程度。这意味着，当文化和社会不断灌输浪漫爱情的理想（如“真爱可以跨越一切”“一生只爱一个人”等）时，个体心理便会在不自觉中吸收这些预设，从而形成对爱的极度追求或依赖。简单说来，“恋爱脑”是文化神话、制度压力和个人神经反应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个人性格或荷尔蒙水平的问题。
五、替代性的想象：更公平的亲密关系模式
1、主体性亲密关系
强调个体自主和共同成长——夫妻或伴侣既是相互支持的伙伴，又保持各自独立的身份和目标。在这种关系中，两人像并肩生长的树木，相互依赖却不遮蔽彼此的阳光。正如Marilyn Friedman指出，传统浪漫爱情常鼓吹“合二为一”的理想，但这种模式却让女性处于不利地位。相反的关系模式应尊重双方的自主性：两人在共同规划未来时，相互尊重彼此的意愿，鼓励各自在亲密关系中追求个人成长，而不是以牺牲自我为代价来维系爱情。
2、协商式爱情
关系中的付出、情感需求和生活安排都基于双方自愿和沟通，而非传统角色分工的默认。任何一方对家务、经济、抚养子女等任务的承担，都应在平等商议的基础上决定，而非理所当然地由一方承担。这一理念与“关系无政府主义”的主张相契合：后者倡导去除爱情等级，将所有人际关系平等对待，人们可以不受既定浪漫剧本限制地自由安排亲密和承诺。换言之，亲密关系的规则应由当事者自主订立，而非社会强加。
3、非浪漫依恋的价值
亲密关系不必局限于浪漫爱情，友谊、亲情或同志情等各种深厚的人际纽带同样珍贵。社会学研究发现，当代女性越来越多地将闺蜜视作“理想伴侣”——她们与好友同居、共同旅行、甚至共同抚养孩子，构成了类似家庭的深度联结。这些“选定的家庭”关系挑战了爱情至上的观念，为个体提供了多元的依恋渠道。我们可以鼓励社会重视并支持这些关系模式：教育和文化产品可以推广友情的重要性，社区活动可以提供更多非浪漫的社交机会，让人们的情感支持不局限于一段异性伴侣关系。
4、情感正义
真正的爱情应当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等承诺之上，而不是以牺牲个人为代价。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强调，爱是一种需要“公正、诚实和尊重”的意志与行动。我们可以倡导一种“爱即正义”的观念：在亲密关系中应保护彼此的权利、支持个体成长，而不是把一方无限牺牲。例如，伴侣双方可以共同承担经济风险、共享家务负担；在需要投入时间照顾另一半时，应有制度安排（如带薪假期或社区帮扶）确保贡献得到回报。如此，爱情将不再是一场对社会剧本的盲目服从，而是一种基于尊重与责任的新型伙伴关系。
六、结语：共建更加公平的亲密生态
“恋爱脑”现象提醒我们，个人的激情与幻想无法脱离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制约。在呼吁每个人拥有健康恋爱观的同时，我们更要认识到：真正的改变不仅依靠个体的意志力。要消解“恋爱脑”，需要深入审视和重构我们的文化叙事和社会制度——包括教育体系、经济体系、法律法规乃至媒体传播，任何将浪漫爱情神圣化的力量都应被反思和修正。只有当社会性别角色更加平等、爱情关系的多样性被尊重、经济与政策为所有人提供足够支持时，我们才能为每个人创造一个更为健康、自由与正义的亲密环境。
具体来说，教育者和媒体可以推广多元的亲密模式，减少对浪漫爱情的理想化；政府和企业可以提供更多支持家庭友谊和亲子关系的政策，如更公平的育儿福利和灵活的工作安排；社区和社会团体可以鼓励培养友情和集体依赖网络，作为爱情之外的情感支持体系。正如贝尔·胡克斯所言，爱需要依靠我们共同的意愿与行动来实现。让我们将这种理解扩展到公共领域：推动爱情观的多元化和情感正义的实现，从而让每个人都能以更完整的自我进入亲密关系。
总之，超越“恋爱脑”是一项系统性的事业。它意味着个人要重新找回自主和自爱，同时也要求文化和制度作出改变。只有实现个体觉醒与社会变革的双重转向，我们才能在未来的亲密关系中真正实现自由、平等与幸福。
参考文献
Brake, E. (2012). Minimizing marriage: Marriage, morality, and the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ávero, M., dos Santos, C. B., & Lopes, R. C. S. (2021). Romantic attachment and 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on dyadic adjustment: A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723823.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1.723823
Grossi, R. (2013, September 27). Romantic love – A feminist conundrum? The Feminist Wire. https://thefeministwire.com/2013/09/feminist-critiques-of-love/
hooks, b. (2000). All about love: New visions. William Morrow.
Illouz, E. (2012). Why love hurts: A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Polity Press.
Marazziti, D., Baroni, S., Giannaccini, G., Betti, L., Massimetti, G., Carmassi, C., Catena-Dell’osso, M., & Dell’Osso, L. (2017). Decreased lymphocyte dopamine transporter in romantic lovers. CNS Spectrums, 22(3), 290–294. https://doi.org/10.1017/S109285291600050X
Reese, H. (2023, April 5). What is emotional labor, and why does it matter? Greater Good Science Center. https://greatergood.berkeley.edu/article/item/what_is_emotional_labor
Schwartz, R., & Olds, D. L. (2015). Love and the brain. Harvard Medical School News. https://hms.harvard.edu/news-events/publications-archive/brain/love-brain
郑琦. (2024). 从“恋爱脑”到健康恋爱观：情感教育的应对策略. 教育进展, 14(9), 72–79. Zheng, Q. (2024). From “Loving Brain” to healthy love view: Emotional education strategies. Education Progress, 14(9), 72–79.* Why Does It Matter? Greater Good Science Center. Retrieved from https://greatergood.berkeley.edu/article/item/what_is_emotional_labor. Schwartz, R., & Olds, D. L. (2015). Love and the Brain. Harvard Medical School News. Zheng, Q.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