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身份焦慮:墨西哥國旗在美國洛杉磯抗爭中的象徵意義?
作者:倪世傑

政治不僅是權力分配與政策制定的場域,更是一場關於「象徵」的角力。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與蘭傑(Terence Ranger) 在所編《被發明的傳統》(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開篇指出,「『被發明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指的是一套實踐行為,通常受明示或默示所接受的規則所規範,並帶有儀式性或象徵性。這些行為透過不斷重複來灌輸特定的價值觀與行為規範,而重複本身自然而然就暗示了與過去的延續。」
社會運動中的旗幟、儀式與歷史敘事,常構成此類「被發明的傳統」。這些象徵物作為建構國族認同與政治團結之工具,因而被賦予不可侵犯的神聖意涵。同時,既然此類象徵出自人為創制,便可追溯其「發明者」、發明時空與所處之社會關係——特別是敵我劃分。此外,象徵物必須在持續的實踐中被反覆召喚,方能彰顯其團結功能。隨著實踐場景變動,其意義呈現出高度脈絡依賴且具生成性的特質,並非恆定不變。
運動的象徵物可以是一句話。19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中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領導的抗爭中的名言「我有一個夢想」(I have a dream)成為運動的象徵,1963年華盛頓特區的大遊行中,傳奇搖滾女歌手貝茲(Joan Baez)的「我們能克服」(We Shall Overcome)歌聲與歌名成為平等鬥爭的標誌。
運動的象徵物可以是一個具體的物件。「自由帽」(Phrygian cap)源自羅馬奴隸解放儀式,成為1789年革命的自由與平等標誌,融入國旗與紀念物;2019年香港反修例(反送中)運動中的「連儂牆」與黑衣象徵抗爭者的心聲與團結,傳遞民主追求。在台灣的政治大學與中山大學,連儂牆依舊在校園一隅中傳承了下來。
運動的象徵物更可以是一面旗幟。國旗作為現代國家的標誌,實際上多半源自於過去政治運動、革命或社會抗爭的歷史遺緒。換言之,今日被視為「國家象徵」的旗幟,往往本身就是某場運動的產物與延續,承載著特定時期的政治訴求、集體記憶與價值理念。
當前在美國洛杉磯的抗議行動中,「國旗」議題成為爭議的焦點。原因是因為抗議群眾所高舉的不是美國的星條旗,而是墨西哥國旗,以及其他拉美國家像是玻利維亞、薩爾瓦多的國旗。有鑒於運動的象徵物不僅是視覺標誌,更是情感與意識形態的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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