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正传. 续章》（3）
第三章（2009–2016）
我叫福瑞斯特·甘。所谓“复苏”，电视上讲得跟天气预报一样轻巧，我看更像输完两瓶葡萄糖才勉强下床。能走，那就不错了，别挑剔步子是不是一瘸一拐。
手机忽然变聪明了。以前打电话是嘴上功夫，现在全靠手指头飞舞，大家一边说“没空聊”，一边把一整天的想法敲到网上。儿子说这叫“平台”。我想平台就是站高一点显得道理更大声——可我这人恐高，站不惯。
网上新鲜词多得像雨後春筍：＂病毒＂并不意味着生病；它意味着流行到让人厌恶电脑的程度。＂算法＂并非舞步，却舞姿翩跹，轻盈如一。＂朋友＂按一个键就能交，再按一个键就断交。我年纪不小了，学新词的速度像老拖拉机换机油，能转起来，但响动不小。儿子手把手教我“转发”。他说：就跟餐桌上把土豆泥传给下一个人。我一拍大腿：哦，这个我会！从此我在网上的主要特长，就是把“土豆泥”递得很稳。
他还给我申请了账号，挑了张我“见到相机就紧张”的照片当头像，简介两行：“偶尔跑步，经常熬汤。”我问要不要发点什么。他说：“大部分时候不要。”这个建议我一听就懂，毕竟我在很多机器面前都擅长“不要”。
消防站依然离不开周二的秋葵浓汤（Gumbo）。后来我们把周四也加上了，因为悲伤并非一日即可了结的苦差。我学会了熬煮一大锅汤，那滋味绵长，宛如一句意味深长的句子。有时队长会说：“阿甘，你这油面糊熬得真到位，”我便点点头，装作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
儿子这几年常去教堂地下室、社区中心开会，空气里都是咖啡味与“正义”“政策”“民权”这些热词。他说在“搭联盟”。我跟着去过一次游行，不会喊口号，就背着一大包水。他的朋友举喇叭，我举矿泉水。一个姑娘接过水对我说：“叔，这就叫‘出现’。”我心里一热：这词我行，我会出现。
晚饭桌成了我们的“法庭”。他把当天的新闻翻成自己的提纲，句句铿锵；我负责把菜弄热，把耳朵竖直。他说：“爸，人是活在政策里的，坏政策得拔根。”我说：“我精通拔草，但整片草皮一块儿刨，我怕邻居先和我翻脸。我的拿手活，是把自己这一行伺候好，再去帮人家那一行。”他说“不够”。我心里犯怵：这孩子说得也对，只是我这把年纪，扛不动那么多“全局”。
我也试过发帖。拍了张草坪，配字：“跟地面平等相处”。三个人点了赞，其中两个还是“轮胎打折为你”之类的名字。儿子说不是活人。我想难怪，他们对草坪的审美有点离地。
网上吵架的视频，我看过几段。标题叫你“一定要看到最后”，仿佛结尾会替开头道歉。我问儿子：网上跟人吵架，有没有那种能把“情绪”也一并屏蔽的静音键？他说，你得学会把那些伤人的感觉直接滑过去。我说，这事儿我向来不擅长——膝盖疼的感觉我始終滑不过去。
“珍妮奖学金”越做越顺，阅览室的公告板上，姑娘们把录取通知书钉得像一群自愿留下的蝴蝶。哈莉从大学回来给学妹打气：“不知道也没关系，脚别停。”我听着耳熟——好像我这些年就靠这句混过来的。
全国这边，那边，什么都在吵；我呢，多听少说。儿子说：“光听不说的沉默等于默认。”我说：“有些沉默是在给彼此留下喘息的空间。”
偏偏那天晚上，话没让好——我们都在外面耗了一整天，情绪和良心都缺糖。城里刚开完一场集会，他嗓子冒烟，标语牌撞出个坑。我做了豆子、玉米面包和那份“只要你敢搅就能变成任何菜”的剩鸡肉。我们先吃，后来再说。
他说：“如果不动系统，系统会长回去，而且更坏。”
我说：“我懂草根，割不出高尚，拔也得看天时地利；我擅长长年累月把秩序弄顺，不擅长一次性把世界翻新。”
他说我“躲在浓汤后面”。我嘴一快，说他“躲在好听的词后面”。——两句都伤人：他被听见扎心，我被自己说出的话烫到口。
他站起来，椅子在地上划出一道听着很“别扭”的声音。他说：“我很难住在把‘体面’当限速的地方。”这句话挺漂亮，我却高兴不起来。
我只剩一句话可说：“我为你骄傲。”一旦只剩一句，最好挑对的说。
他离开時收拾得乱七八糟：外套拿错，爱用的杯子落下，书抓了一本已经读完的。拥抱的时候，脖子挺得高高的，不想低下来。他说：“我会发短信。”我说：“我都会回。”门关上，房子忽然空了一截——房子这东西，最懂自己该有多少脚步。
接下来几天，我把他的杯子放进水槽，慢慢洗；黄昏去割草，让手有事做，也让萤火虫多想一会儿；手机上跳出无数讨论，我一个没参战。孤独这东西，能在“热闹的屋里”长得比院子里还高。
第二天，他写的文章被转来转去，字字带劲。我没按赞——我这个年纪按什么都像手抖——但我打印了出来，夹进“珍妮阅览室”的笔记本。打印机比观点好的一点，是它肯等纸。
去消防站，队长问：“家里怎样？”我说：“彼此仍隔着一扇记得怎么开的门。”他叹口气：“社交那玩意儿，人人都站自己门口吼。”我说：“我不擅长吼。”他说：“你是那种只会做的人。”这评价我爱听，简单，好用。
当天傍晚，我在阅览室灯下给儿子写信——用笔写，手能记住他名字的弯儿：
“亲爱的儿子：
我对大事不算聪明，对小事还能凑合。你要我开车，我就开；你要我安静，我就坐；你要吵一架，我把绳子的另一头抓紧，让你放心用力拉。我相信你要的那些东西，尽管我可能叫不出它们的全名。爱你的，爸。”
信没寄。信像面包，烤早了会坍，我再焐几天。
过阵子，他的短信像天气预报：“借到沙发。”、“面试一般。”、“发我浓汤配方？”我回：“第一步，先站在炉子前出现。”他回了个标点拼的笑脸——不如真人笑，但也比寂静强。
格林博照旧做自己：谢尔盖发明了抗风的番茄架，像一场有礼貌的反驳；卡特小姐带了一个笑容不偷懒的新出纳；超市多了自助结账，我用过两回——发现“有人”比“自助”更适合我这把年纪的手指头。
我那张草坪照片不知怎么被密苏里一家园艺公司转走了，人家夸“直线漂亮，需要练习，还需要一块心胸开阔的草坪”。我悄悄给他发私信：“练习不仅对草坪有用。”他大概没看到。真理嘛，像小折刀，适合揣兜里，别往路人面前乱挥。
新闻我改在大屏上看，小屏上少看——在风眼里说话，嗓子容易沙。我给自己立了规矩：餐桌上多讲话，网上少放火。多数晚上我摆两套餐具，让椅子记得被爱。周日他回来了，瘦、说话快，像每句话都有目的地；他吃得像刚打完一场硬仗。我们不提“那晚”。有些船不是靠劝，得靠水面够宽。
他给我看手机里一张照片：一群人在社区厨房，头顶横幅写着“人人有饭吃”。我说：这是我这些年见过最像“政策”的一句话。他笑。我们一起洗碗，当作签了个小停战协议。我跟他提：消防站周四也缺人，最好是“腰好、背好、耳朵好”的那种。他点头：他认识几个。
到 2016 年11月，国家用一种“想要明确感觉”的方式投了票。同一条街上，有人庆祝放烟火，有人绝望关窗帘；同一间屋里，手机两边都响成马蜂窝。我问儿子：“你还好？”他说：“很吵。”我说：“家里永远有一块‘安静‘保留给你。”他说：“也许。”——“也许”，在我听来，就已经迈进来了半步。
那晚，前廊灯下飘过一根羽毛，努力适应风的脾气。远的，好像近了；近的，一不留神又被话题推远。我改不了世界的平台，但我能把门轴上油、把扶手打磨平、把草坪再推成直线，礼貌地请混乱遵守基本礼仪；我能把那把空椅子一直留着，把锅里的蒸汽留出一个人的份。这个新年代说话很快，我插不上嘴，但我能按时出现、守着承诺。剩下的，交给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