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凯尔希在一起的日子

凯尔希刚搬来的那阵子，我们四个人经常一起活动。

虽说凯尔希比我们小两岁，但她已经会开车了，自己有一辆二手小破车。刚搬来没几天，她就邀请我们一起去逛超市。

上车时，我们三个都欢呼雀跃，陈墨骁坐在前排，不断赞叹凯尔希还没上大学就会开车了。凯尔希腼腆地说，其实她十六岁就会开车了。

我们都知道，美国人16岁就能考驾照。对我们来说，新室友有车，能带我们去超市，是天大的好事。以前我们三个人都不会开车，去超市只能打车。偶尔蹭其他中国学生的车，人家还很不情愿，嫌我们不出油钱白坐。现在坐凯尔希的车，既不用花钱，也不用遭白眼，一举两得。

凯尔希开车带我们去沃尔玛，我们一起买菜，也顺便了解了美国人的饮食习惯。凯尔希爱吃沙拉，超市货架上有各种各样的沙拉酱。她给我们介绍每种酱料适合搭配什么沙拉。

在我们印象里，沙拉酱只有丘比和千岛两种，但这里除了浓稠的酱，还有流动性强的沙拉汁，闻起来酸溜溜的，像醋汁。我们虽然感兴趣，但吃不惯，连陈墨骁都感叹，哎！真想尝尝，只可惜胃不是美国胃。

还有一些酱料名字和味道描述都很古怪，连凯尔希都没吃过。她就想了个办法，趁四下无人，偷偷拧开盖子闻一闻，如果不好闻就放回去。看着她背着工作人员偷偷闻酱的样子，我觉得很可爱，原来美国人也会干这种没素质的事。

除了超市，我们还一起去逛商场和郊外奥特莱斯。有一次在鞋店，凯尔希和店员小哥看对眼了。那小哥长相普通，个子比凯尔希还矮，但凯尔希当时神情很羞赧，还留了电话。

从奥特莱斯回来后，凯尔希没再提起那小哥。陈墨骁好奇问起，凯尔希说，她发消息过去，对方回复，你是谁？我们见过吗？她很失望，本以为那次见面双方都有印象，结果对方根本不记得她。

凯尔希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我们也尽量帮她一些事。她喜欢健身，我们就用学生证带她刷卡进学校健身房。有时我们也会遗憾，如果凯尔希也在橡谷大学就好了，这样我们就能一起上课、一起去食堂。

即使不在同一所学校，我们也都是大学生，还是有很多事可以一起做。开学前一天晚上，凯尔希把我们叫到客厅，说明天要入学演讲，想先演练一遍，让我们帮她看看哪里不足。

于是我们模仿教室场景，凯尔希站在我们面前当讲台，我们三人坐在餐桌边当听众。

开始前，凯尔希深深吸了一口气。我感觉她很紧张，这让我有些惊讶。大学两年，我们用非母语做演讲时会紧张，但凯尔希用母语演讲，对她来说应该像呼吸一样自然。美国人用母语演讲，也会紧张吗？

凯尔希语速很快，我没全听懂，但大概是简单的自我介绍。她先介绍自己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以及为什么选这个专业。

到后来，她表情变得凝重，声音变低，说起自己经历过的一些艰难往事，直到现在都无法释怀。

演讲结束后，我们鼓掌鼓励。其实在我们看来，她的演讲没什么难度，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紧张。我心里甚至有些隐隐的优越感，以前我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优秀。现在看来，我能用非母语做PPT演讲，好像比她强多了。这是我第一次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原来美国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至于她提到的艰难岁月，我们没深究。毕竟我们不是口语老师，就算有问题也指正不了。我们只是鼓励她，让她知道演讲很棒。

过了几天，我们都把这件事忘了。凯尔希照常开车带我们去超市，买了很多菜，回家一起做晚饭，气氛轻松愉快。

那顿饭我们吃得很开心。吃饱后随意聊天时，凯尔希回房间拿来笔记本电脑，在上面打了一行英文，用词典翻译成中文给我们看。

我们三个看完电脑上的那行中文之后，突然都愣住了。

凯尔希似乎是怕我们看不清，还特意用词典发音功能念出来给我们听。

屏幕上写着：

【我有创伤性应激综合征。】

我们从来没听过这个词。这是一种病吗？凯尔希是想说她有这种病？刚才还好好吃饭，怎么突然说起这个？

凯尔希给我们讲了她的故事，就是入学演讲练习时提到的那些事。她语速很快，很多单词连在一起，我没听懂多少细节，后来是听陈墨骁转述才拼凑清楚的：

凯尔希几年前出过一场严重车祸，差点没命。救护车把她送进医院，她承受了极大痛苦。那段经历成了她最恐怖的记忆，后来她得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直到现在，她还害怕医院，哪怕听到救护车声音都会惊恐发作。发作时，医院的恐怖记忆会“闪回”（flashback），眼前出现可怕画面，耳朵听到可怕声音。

凯尔希叮嘱我们，如果她发病，千万不要报警或送医院，那样她会更害怕。如果我们愿意帮忙，可以陪她说话，分散注意力，就能缓解症状。

听完这些，我们三个人都沉默了。这太突然了，我们一时不知如何反应。虽然没完全听懂，但也知道新室友患有某种精神疾病。第一次听到这种事，要说不害怕是假的。我甚至暗暗祈祷，她千万别发病，就算发病也别被我撞上。

凯尔希讲完后，我们各自回房，默契地都没再提起这件事。我们似乎都想忘记她是“精神病人”的事实。

没过多久，凯尔希就发病了。那天中午我刚从学校回来，坐在客厅喝饮料，玄关大门忽然打开，两个警察抬着轮椅进来，凯尔希背对着我，僵硬地坐在上面，像是失去了行动能力一般。

我吃了一惊，连忙站起来。警察把轮椅抬进屋，一个金发中年白人女子跟在后面。我问她凯尔希出什么事了，是受伤了，还是出车祸了？

她告诉我，凯尔希今天在学校上课时突然发病，被警察送回来了。她是凯尔希父母的朋友，她妈妈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警察离开后，凯尔希才回过神，从轮椅上站起来，沉默地回房间，看起来很疲惫、很沮丧。

过了一会儿，陈墨骁和杨雪也回来了。我告诉她们，说凯尔希刚才坐着轮椅，被警察送回来。陈墨骁听了之后，去敲了敲凯尔希的房门，问她情况。

过了一会儿，陈墨骁出来了，告诉我们凯尔希没事，只是心情不好。因为上课时突然发病，全班都在看她，她觉得很尴尬。学校老师不了解情况，直接报警，让她压力更大了。

我和杨雪松了口气，各自回屋了。

经过这两次事件后，我们开始有意无意疏远凯尔希，不再经常和她一起出门。偶尔一起去超市，路上有救护车呼啸而过，我们会下意识看向她，生怕她又发病。晚上偶尔听到她房间传来带哭腔的尖叫，我会装作没听见，蒙上被子继续睡。反正陈墨骁住她隔壁，让她去找陈墨骁或她妈妈，别来找我。

从那以后，凯尔希在我们眼里不再是一个普通人，而成了一个带有“精神疾病”的符号。我们下意识把自己和她划了一道界限，仿佛在这个公寓里，我们三个是一家人，她是一个需要避开的局外人。

那时候我们对精神疾病几乎一无所知，也没有能力去理解和陪伴一个背负创伤的人。我们只知道害怕和退缩，于是用沉默和距离，把凯尔希推得更远。

我们对凯尔希太过于残忍，在我们自己都没察觉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