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宰者（或主奴辩证法）：谁在真正统治我们？《基督教无神论》第五节

文/攘夷志士    开放版权，（版权声明：本作品采用开放版权形式，任何人均可自由转载、引用或摘抄。凡转载者声明开放版权）

编译/红旗佐领斤小韩信侯

自然哲学的皇冠明珠是形而上学，但在这场博弈中，**美学（Aesthetics）**往往更致命。研究什么？从谁的视角出发？精英大学的回音壁，很多源自海外传教士的遗产（比如东亚众多卫理公会大学）。那些曾处于欧洲边缘的“冒险者俱乐部”和“神职人员俱乐部”，如今却在世俗之光外主导着政治生活。

追随孙中山脚步的中国“复兴/改良派”从一开始就注定被动。西方自然哲学被奉为社会良药，形而上学是万法之基。这意味着，当他们研究自己的生计与命运时，会不自觉地披上**“大他者”（Great Others）**的外衣。日常研讨会里用第三人称指代自己，等于进一步自我异化、客体化——他们成了西方学术研讨会的“研究对象”。

所谓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无产阶级的内部联系正如列宁所说的无形联系，都是基督教和西洋性质的。

🔹 哲人王的真身：理念与美学的权杖

20世纪启蒙的**“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真正的主宰是谁？不是肉身，而是从希腊导师和启蒙修道院继承下来的理念与权杖**。法国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注定悲剧。基督教愿景与政治哲学被加冕为黑暗时代的“白魔法”，偏离耶稣真道、王座上的僭越者成了社会万病的根源。蓝图中的完美社会，披上了苏格拉底和阿奎那的圣徒外衣，像《鲁滨逊漂流记》与慧骃（Houyhnhnm）马群一样追求自由、平等与**爱马仕兄弟会（Fraternal Order of Hermes）**的和谐。

当世界跨越“中介时代”，基督作为无可比拟的主体回归，法国无神论也准备重新拥抱基督。当你只需要耶稣的教导时，法国的世俗 atheist 无神机构就显得多余了——就像殖民地那些被翻译的文献一样。

（注：耶稣的神迹是复活，即便在死亡中，即便在“上帝已死”后。看不透这一点的人，要么是业余历史学家，要么是为主子刻意装瞎。）

当法国无神论（或任何世俗启蒙方案）的最终目的，依然是实现那种具有强烈基督教底色的爱与和谐时，这个“世俗机构”本身就成了一个尴尬的中间商。这些理想化的未来中留出了空寂的神龛，任何美德和理想都不能填补。

一旦人们意识到，那套兜兜转转的现代政治哲学，不过是把耶稣的教导用冗长的学术语言重新翻译了一遍；当绝对的“主体”（理念/基督）回归时，这些作为“中介”的无神论机构、官僚体系和学术黑话，就像用完的脚手架一样，变得多余且滑稽。

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的《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Meaning in History）：

洛维特是论证这一命题的宗师。他直接指出，现代人引以为傲的“历史进步观”，不过是基督教末世论的变体。

“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宣言》首先是一个预言性的文献，它的终极目的不是科学，而是世俗化了的犹太-基督教的救赎史（Heilsgeschehen）。……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不过是基督与反基督（Antichrist）最后决战的社会学翻译。”

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派生的语境》：

他指出，非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者（改良派/革命派）陷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认识论陷阱：

“非西方的民族主义即使在反抗西方的政治统治时，依然在认识论上臣服于西方。 民族主义者用来批判殖民主义的理论工具（如理性、进步、阶级、国家），恰恰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这使得非西方的自我救赎，从一开始就成了一种**‘派生的话语’（Derivative Discourse）**。”

齐泽克（Slavoj Žižek）对拉康“大他者”（The Big Other）的政治学应用：

齐泽克指出，当边缘文明试图向主流文明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时，他们脑海中总是悬置着一个“大他者”的目光。东方知识分子所有的改革蓝图，潜意识里都是在“写给那个缺席的西方导师看”，因此他们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主体性。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最早看穿了法国大革命的宗教本质。他指出，启蒙哲人（Philosopher Kings）自以为推翻了宗教，其实是建立了一个更严苛的新教廷。

“法国大革命虽然是一场政治革命，但它采取了宗教革命的方式，甚至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貌。……它像宗教一样，把公民抽象化，超越了具体的社会形态；它甚至激发了一种类似传教的狂热。事实上，大革命本身已成为一种新宗教，虽然它没有上帝、没有礼拜，但它却像伊斯兰教一样，让它的士兵、使徒和殉道者充斥了整个世界。”

卡尔·贝克尔（Carl L. Becker）的《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Philosophers）：

贝克尔在这本经典名著中论证，启蒙思想家（法国无神论者）根本没有摧毁中世纪的“上帝之城”，他们只是用世俗的砖块把它原样重建了一遍。

“18世纪的哲学家们并没有摧毁基督教的奥古斯丁式宏大叙事，他们只是重写了它。……他们用‘自然’替换了‘上帝’，用‘后代’替换了‘天堂’，用‘启蒙’替换了‘恩典’。”

(注：贝克尔的观点——既然只是换了层皮的同构物，当人们看穿底牌，这个名为“启蒙世俗”的中间商确实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民国派皇汉一直在无视蒋和孙以 基督教 作为 脚手架 的问题。他们甚至炮制了明朝最后的皇帝公孙皈依基督教，天主教，请教皇入侵中国，无视了大部分洋教是投降了满清把北京交给多尔衮的罪人，洋教掌握天文台，彻底把中华科学驱逐出钦天监。一旦指出山沟里的明遗民朱家复国派不信洋教，就开始念圣经了。如果因爱生恨，最后皈依基督教。彻底反对敬天法祖尊皇攘夷的素王，那他们的计划就得逞了。

🔹 “病人综合征”与提取型研究范式

琳达·图希怀伊·史密斯（Linda Tuhiwai Smith）在《解殖方法论》中精准点出了第三世界的**“病人综合征”：西方研究范式天生是为了提取、分类与支配**，而非解放研究对象。“启蒙哲人王”并非凭空出现。自由、平等、博爱如马塞尔·戈歇所言，是天主教兄弟会与基督教愿景的世俗化变体（Secularized Transmutations）。继承的认识论权威“不是抽象教条”，而是“通过模仿结构被穿戴、投射与再生产的”。

长远看，美学比火药更狠。人们常说“陈年佳酿”，却不说“陈年火药”——如今的权力更像“黑松露蛋糕式发酵”（精致包装下的隐性控制，美食，美学）。沃尔特·米尼奥洛主张彻底从西方知识矩阵中“脱钩”（Delinking）。“大回归”必须建立在边界思维（Border Thinking）之上：从边缘地带、被殖民者的生活经验中生产知识。为避免孤立，他提出 Zapatista 的“多元宇宙”（Pluriverse）**概念：“一个容纳万千世界的世界。”新框架不是新中心，而是互联的地方性认识论网络。

Zapatista ： 殷地安人复兴运动，皇殷地安，以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为骨架，搭建了民兵-供销社体系。

迪佩什·查克拉巴蒂区分了全球资本/世俗主义的普遍化进程（“历史1”）与地方文化多样、情感丰富、常非世俗的生活世界（“历史2”）。向“基督无神论”的宏大汇流并非历史必然——别忘了火药外交。美学在静默中重塑一切，因为没人能真正控制那个正在学习世界的叛逆少年。他们不读隐秘典籍，只看公共美学。军队不再向沉默的隐形祖先致敬，而是向祭坛上的偶像行礼。少年活在流行文化之中，报纸与社论中无他一物，

这正是史密斯指出西方范式具有支配性的原因：第三世界的“病人综合征”，正是致病范式本身写下的诊断书。如果以西方世俗基督教进步论为健康基准，任何偏离的生活世界天生就是“病态”的。西方理性的美学如此强势，以至于边缘主体内化了那种临床式的提取凝视，把自己的文化看作需要靠外国指标来修理的残次品。认识论主权（Epistemic Sovereignty）从来不是单靠教条赢来的，而是通过模因/模仿（Meme/Mimesis）穿戴、投射与再生产的。这便是为什么流行文化中上帝，修女，与恶魔如此强大，拯救世界而非涤荡道德腐朽，称帝建制并非主角所愿。非法永生在无神论的世界如此恐怖。因为灵魂，上帝，合法永生和救世才是唯一。素王立法，传礼仪是非法的。因为形而上学如此强大，你的幻想都是非法的：不能有永生和非上帝的不朽灵魂。

为什么在全球流行文化中，即使是世俗化程度极高的受众，也对“上帝、修女、恶魔、十字架、末日审判”的审美符号习以为常？

如果你试图在当今的公共美学中塞入一个完全非西方、非基督教底色的“历史2”叙事——例如：

1. 主角不追求死后的灵魂救赎或合而为一（合法永生）。

2. 主角直接杀死旧神，吊死先知，焚毁邪神信徒，建立以现世暴力与权威为象征的“京观”和纪功碑（奥贝里斯克）。（这不是波斯人的万王之王吗）

3. 主角不当救世主，而是作为“素王”（如孔子般无王爵而有王道之人）在人间确立礼仪、法典与世俗秩序。（主流欧美漫画和21世纪20年代最具有商业价值的电影宇宙都基于犹太教神秘学：比如超人和美国队长）

这种叙事在目前的全球流行文化矩阵中会显得极其“恐怖”、“非法”或“难以理解”。因为西方美学已经规定了：没有上帝和灵魂的永生是“异端”的（如科学怪人、吸血鬼），而在无神论世界里通过现世的法则和历史的传承（传礼仪）来实现不朽，超出了西方世俗基督教进步论的“理解白名单”。你的那些流行文化中国原创文创产品进行了基督教价值观的和谐呢？

🔹 管理阶层革命：意识形态流水线与“模仿性占有”

行政赤字与专业管理阶层的崛起，意味着在“哲人王”理想下的整个管理体系是一条意识形态流水线。社会规范也要求人们按意识形态边界交友，以保持思想纯洁、排斥异端、拒绝民主与自由主义。

纽曼（新人类）化身“主人阶级”擅长将对手的诅咒与珍视之物自由挪用，让被基督教无神论抛弃的传统元素发挥最大心理战效益。后天堂时代的阶级意识形态攻击屡见不鲜。因为新官僚遵循客观管理美学（客观的，一针见血的，但是谁是主体，谁是客呢？）与“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s，非政治、纯商业）”，他们的意识形态流水线显得政治中立。管理层对边缘化的“主体”说：你们实践传统时是病态的，我们管理时就是开明的“最佳实践”。

客体和主体，主人和奴隶，这些辩论忽略了新时代的帝国：永恒的主人，主人的主人高居庙堂，他者皆是客体。

他者失焦（Disorienting the Other）：通过自由挪用对手的“诅咒”与珍宝，“主人阶级”让边缘群体无法独占任何避难所。潜在解放的工具被提前收购、消毒，再作为行政合规模块卖回给边缘群体。

空心化国家与权力真空：新范式下的国家永远在撤退与私有化，它们会聘请沃顿商学院等西方精英商校的经理人。这造成行政赤字，即便在美苏联合国霸权后的去殖民时代，也依然会把““主人阶级””请回自家大门。管不好资源、基建或债务的国家，必须雇佣麦肯锡、IMF技术官僚、常春藤经理人治国。世界银行救助的条款常要求让掌握西方技术的专业中立经理人统治国家（新加坡是成功案例）。

当你意识到国进民退和国家资本主义一直处于永恒的矛盾与伴舞之中，一切当代史都不重要了。

对手框架的战略部署：精通其修辞/神学架构以武器化之，同时剥离伦理约束。契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Egemonia Culturale），但新公式更锋利：模仿性占有（Mimetic Appropriation），而非简单文化借用。他们不是作为征服者而来，而是被邀请为救世主。什么是救世主？他们又是谁？

长难词 & 外文术语注释（Glossary）

英文/拉丁原文

中文释义

语境说明

Aesthetics (美学)

美学 / 感性认知结构

此处非指艺术理论，而是指权力如何通过符号、仪式、视觉与叙事“软性”塑造认同，比硬制度更持久。

Great Others (大他者)

大他者

拉康/齐泽克哲学概念，指代象征秩序中的权威视角（如西方学术体系、全球资本标准），主体通过它认识自己。

Philosopher King (哲人王)

哲人王

柏拉图《理想国》概念，此处指代掌握知识/制度话语权的现代精英或技术官僚阶层。

Houyhnhnm / Rubinson Crusoe

慧骃马 / 鲁滨逊理性乌托邦

隐喻启蒙时代对“纯粹理性社会”的想象：无欲望、重秩序、将自然与人性纳入可控框架。

Fraternal Order of Hermes

赫尔墨斯兄弟会

欧洲秘传传统（如玫瑰十字会、共济会），融合新柏拉图主义与炼金术，深刻影响启蒙政治哲学。

Secularized Transmutations

世俗化变体

指宗教概念（如兄弟会、救赎）剥离神学外壳后，转化为现代政治理念（平等、博爱、进步）的过程。

Delinking (脱钩)

知识脱钩

米尼奥洛提出，指非西方文明切断对欧洲中心知识体系的依赖，建立本土认识论坐标。

Border Thinking

边界思维

从殖民边缘/混血地带出发的认知方式，兼具被压迫者经验与主流体系工具，用于解构霸权。

Pluriverse (多元宇宙)

多元宇宙 / 万境并存

Zapatista运动提出，反对“单一现代性”，主张多种文明逻辑共存互嵌的世界观。

History 1 vs History 2

历史1 vs 历史2

查克拉巴蒂概念：History 1为全球资本/世俗主义的普遍线性进程；History 2为地方文化的情感、信仰与非线性生活世界。

Mimetic Appropriation

模仿性占有 / 符号挪用

指统治阶层不靠武力征服，而是通过复制、包装对手的文化符号与话语结构，使其失去反抗锋芒。

Best Practices

最佳实践

管理学术语，此处反讽：将意识形态包装为“中立、高效、纯商业”的管理流程，掩盖其政治属性。

Egemonia Culturale

文化霸权

葛兰西概念，指统治阶级通过教育、媒体、学术使被统治者自愿接受其价值观为“常识”。

专业管理阶层（PMC）的崛起:

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的《管理阶层革命》以及芭芭拉·埃伦赖希（Barbara Ehrenreich）对“专业管理阶层”（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的定义。旧有的资产阶级被一种掌握专业知识、行政权力和话语体系的新阶层取代。所谓的“哲人王”不再是柏拉图式的道德楷模，而是手握MBA学位、信奉算法与合规的现代官僚。他们将自己的价值观（如某种特定的政治正确或商业伦理）工业化，打造出一条“意识形态流水线”。在这个体系下，异见者不再是被暴力镇压，而是被定义为“不合规”（non-compliant）或“反社会”（anti-social），从而在社交和职业上被边缘化。

（James Burnham）——《管理阶层革命》（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1941）

“新人类”（Homo Novus）指的是被现代管理学武装到牙齿的精英。他们最可怕的武器不是镇压，而是收编（Recuperation）——这也是情境主义国际（如居伊·德波）常用的概念。他们将边缘群体的反抗文化剥离其政治威胁，包装成消费品或管理学词汇。

这里的“最佳实践”是一个极为精准的批判点。通过将政治选择包装为“客观的、科学的商业管理”，管理阶层掩盖了其中的权力压迫。“你们是病态的（迷信的、落后的），我们是开明的（科学的、优化的）”——这种话语本质上是现代版的殖民主义修辞，只不过殖民者变成了咨询顾问，十字架变成了数据报表。主客体的边界被管理学消解，所有人最终都沦为系统优化的“客体”。

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与《乌托邦规则》（The Utopia of Rules）： 批判了现代官僚体系如何用看似客观中立的管理学黑话（如“最佳实践”）来掩盖权力的主观暴力。

马尔库塞的“压抑性宽容”（Repressive Tolerance）: 管理阶层不仅不害怕反抗，反而将反抗本身视为一种可以开发的资源。比如，将环保运动转化为企业的“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指标”，将平权运动转化为跨国公司的“DEI（多元、平等、包容）合规培训”。解放的武器被商业化、消毒（去激进化）后，以昂贵的咨询费或培训课程的形式“卖回”给大众。反抗者惊觉，自己的口号竟然成了压迫者的KPI。如此便是神妓的启蒙： 反抗性消费。

当苏联一次次在剧院中演绎冲击彼得堡和东宫，列宁受膏立，把有价值的形而上学以廉价售出，兜售体验性经验，欧美大学生模仿切格瓦拉和他极端失败的非洲解放之旅，东方后殖民国家幻想自己乘坐红色十月化身萨布林Миха́йлович Са́блин拯救华约联盟， 如此便是神妓的启蒙。

云赎罪（Delegated Consumption）： 这种消费产生了一种心理学上的“代动性”（Interpassivity）： Experience on the Cloud.

居伊·德波（Guy Debord）与情境主义国际——《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与《纯粹宽容批判》

后殖民国家权力阶层派出子女到殖民国家新经学院学习，一如旧日王子留学（次子出家制度）。这不应该令人警惕吗？在其国内王子建立的学术体系依然完好运转，而这个体系继承了古老的欧洲神学院传统（印欧神学教授体系），留洋的学生成为了大师，本土的大师依旧渴望被洋人引用。未来的学生和现代的管理阶层以霍格沃茨学院友谊联姻，他们共享“主人阶级”的爱和西方基督教的美好，即使祛除了上帝，剩下的基督教无神论也足以维持后殖民时代的思想殖民了。

赛义德·法里德·阿拉塔斯（Syed Farid Alatas）——“学术依附理论”（Academic Dependency Theory）： 他指出，虽然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在知识生产上依然处于“边缘-中心”的依附状态。西方（美英等）设定学术议程、评判标准和顶级期刊，而边缘国家的学者（本土大师）只能以“被西方引用”作为确立自身学术合法性的唯一途径。

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属下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 指出非西方主体的声音总是必须经过西方学术话语的“翻译”与认证才能被听见，这是一种持续的“认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知识考古学》与《规训与惩罚》： 现代大学的学科划分、学位授予、导师制度，本质上脱胎于中世纪的修道院和神学院。现代教授不过是披上了世俗学术外衣的“祭司”，他们掌握着释经权（解释真理的权力）。 你的AI每次使用客观公认的，那就是耶稣和教皇，还有你本地牧首，大学教授认可了。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The State Nobility）： 布迪厄详细论述了西方的顶级学府（如法国的巴黎高师、美国的常春藤或英国的牛剑）如何成为统治阶级进行“阶级再生产”的机器。

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 指出政治、军事和企业（管理层）三大领域的精英实际上同出一源，他们上着同样的私立学校，参加同样的兄弟会，共享同一种世界观，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主人阶级”。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关于“基督教无神论”的论述（如在《木偶与侏儒》等书中的探讨）： 齐泽克认为，现代西方的世俗主义和自由主义，其底层逻辑依然是高度基督教化的。即使人们不再相信一个实体化的上帝（祛除了上帝），基督教的伦理结构（如普世主义、原罪感、救赎叙事、人权观念）依然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内核。

乔治·杜梅吉尔（Georges Dumézil）——印欧语系三功能假说： 他提出古印欧社会具有三个阶层：祭司（主权/神圣）、武士（军事）和农民（生产）。2012年的占领华尔街正是教育体系作为新祭祀阶级第一次得到认可（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运动在之后以女拳，LGBTQ，对黑人赎罪和主体民族原罪论）。 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叙事中，占领华尔街通常被视为“99%与1%”的纯粹经济阶级斗争；杜梅吉尔式框架下，它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貌：这是一场促使资本（武士/世俗王权）向学术与管理阶层（新祭司）购买神学合法性的历史转折点。马克思没有真正的形而上学所以在面对真正的犹太-基督形而上学时候失去解释真理的能力，这正是基督教无神论的骗局。马克思主义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法面对一个大多数人都是对抽象事物做决策，如同网购和选举，你永远不见真物，正如同无资本阶级被有资本的法团工人阶级取代。这抽象事物之中必然形而上学和“主义（Idealism）“战胜物质，思想战胜数学。

现代经济的基石是“信用（Credit）”。这个词源于拉丁语 credere，意思是“信仰、相信”。法定货币（Fiat Money）脱离金本位的那一刻，就是现代经济彻底走向神学的那一刻。美元或任何现代货币的价值，不基于任何物质实体，只基于全球对美国国家暴力和科技霸权的“信仰”。为什么一家连年亏损的科技公司可以拥有千亿市值？因为资本市场买的不是它现在的“数学报表”（物质），而是它讲述的关于未来的“愿景和叙事”（主义/Idealism）。在这里，新祭司阶层（分析师、媒体、学术界）构建的话语体系，拥有了点石成金的魔力。

这一切都要先神学再数学，先让人获得灵魂和形而上学的自由，成为讨论中的主体才行。

马克思在当时就恐惧直接反抗神学割裂工人阶级，在今天只会更加不堪，或许这正是某种阴谋？

（以下涉及阴谋论，建议跳过）

马克思批评“巴枯宁派”：用“废除宗教”掩盖现实的阶级斗争

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试图在第一国际内部建立自己的秘密组织。在巴枯宁起草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和章程》中，他将“废除耶稣”放在了首要位置。

巴枯宁纲领的原文：

“（1）同盟奉行无神论（耶稣非神）；致力于废除宗教崇拜，用科学代替信仰，用人的正义代替神（耶稣）的正义。”

马克思对此极为反感。他认为，巴枯宁试图强迫工人阶级把“宣誓耶稣非神”作为加入工人运动的先决条件，这是一种宗派主义的行径，会严重割裂工人阶级。马克思在审阅这份纲领时，认为它充满了空洞的教条。

马克思关于“为什么不能直接把矛头对准欧洲的基督教”的底层逻辑，早在他最著名的著作中就已经确立：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基督教（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中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耶稣的救赎（基督教）是人民的鸦片（19世纪的万灵药）。

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 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胎。”

—— 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

解析： 马克思的逻辑非常清晰：基督教的奴隶道德和救赎（神学幻觉）是现实经济剥削所带来的“苦难”的止痛药（感情/鸦片）。巴枯宁试图直接夺走工人的“止痛药（废除宗教）”，而不去解决导致痛苦的“病因（阶级剥削和私有制）”，这不仅是残忍的，更是荒谬的。这也是马克思坚决反对将“强制摒弃耶稣神”作为政治纲领的根本原因。当然，这也是诡辩，如同马克思没有见过真正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一样。在放血，灌肠，水银疗法和截肢普遍的19世纪，鸦片真的是不好的东西吗？马克思爱耶稣。现代医学之父之一的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曾将鸦片称为“上帝自己的药”（God's own medicine）。马克思爱耶稣。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在晚年专门写过一篇《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他在其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早期的基督教运动在本质上就是一场受压迫者的、奴隶和穷人的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批判的是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制度化基督教”，打破罗马城，救出真耶稣。

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

打倒凯撒皇帝救出救世主耶稣

“但是，这却不合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的胃口。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比谁都激进，于是像1793年那样，用法令来取消神：‘但愿公社使人类永远摆脱昔日苦难的这个幽灵〈耶稣，圣灵〉……在公社中没有教士的位置，一切宗教宣传和宗教组织都应加以禁止。’

要求人们相信神，这是对神的恩赐；而唯一能替神帮点忙的事情，就是把耶稣非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仰信条，并以禁止一切宗教来超越俾斯麦的文化斗争的反教会法令。”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朗基派公社流亡者纲领》（1874年），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

恩格斯没有看到是每次厌弃耶稣，都是重新诵唱神名的机会。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共同起草的总结性文献中，他们这样写道：

原文引用：

“纲领的第一条说：‘同盟奉行无神论；致力于废除宗教崇拜，用科学代替信仰，用人的正义代替神的正义。’——好一串响亮的、空洞词句的念珠！……

巴枯宁硬把这种废话塞进国际，是想用他个人的臆造来代替我们协会的那个以对现实社会条件的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广泛纲领。”

——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1873年）

马克思建立第一国际的初衷，是把有着不同信仰、不同思想背景的泛基督教联盟（英国工联主义者、法国蒲鲁东主义者、德国拉萨尔派、甚至有宗教信仰的普通工人）联合在一个单纯的“反剥削”阵线里。他极其反感巴枯宁试图设立某种“思想纯洁性测试”（必须宣誓反对基督教的神才能革命）。

马克思在给友人的信中，深刻剖析了这种宗派主义的危害：

“国际的建立，是为了用工人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

宗派看到了他们存在的理由和荣誉之点，不在于他们同阶级运动的共同点，而在于把他们同阶级运动区别开来的那个特别的口号（Shibboleth）。……一旦工人阶级成熟到能够进行独立的运动，一切宗派就实质上变成反动的了。”

—— 卡尔·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

“在工人阶级还没有达到足以采取独立历史行动的发展阶段以前……各个宗派的创始人虽然在批判现存社会方面起了革命的作用，但是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反动派。

……他们向工人阶级强加各种各样的教条，以取代对运动的现实条件的理解。 他们试图让无产阶级的大众运动服从于他们那些狭隘的、宗派的处方。”

——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国际内部的虚构分裂》（18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