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洛克與盧梭看社會契約的悖論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證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則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壞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權利改變或廢除它，並建立新政府；新政府賴以奠基的原則，得以組織權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地增進民眾的安全和幸福。」這段文字就是美國獨立宣言開宗明義的主張，也是現代民主制度的濫觴，核心思想就是社會契約的理論，但這並非出自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其精神主要是來自洛克對人類自然權利的保障。

洛克與盧梭都是契約論的奠基者，但他們的理論有一主要分歧，前者以人類個體為主體，視國家為必要之惡，後者以人民為整體，視民主自由為集體意志的實現。

洛克的社會契約是建立在個體先天具有的權利的基礎上，人在自然狀態中即享有自由與財產權，政府的誕生只是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不受侵犯，這樣的設計使得國家不再是神授權威，而是被動的執行者，自由在此被定義為「不受他人恣意干涉的狀態」，法律的存在是為了消極地保障這種自由，而非積極地形塑公共生活。但正是這種「消極自由」的設計，使得洛克式的社會契約容易演變為財產自然化的神話，洛克曾明確主張，只要某人用勞動將自然資源轉化為使用物，就擁有其正當所有權，這樣的觀點在後來被進一步轉化為一種道德預設：財富等於勤勞，貧困等於失德，權利的保障演變為現狀的正當化，契約不再是為了建立平等秩序，而變成了保護強者現有地位的法律外衣。

當這樣的自由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我們便進入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時代，自由被解釋為競爭權，而不是生存權，在這樣的體制下，弱勢者無法控訴制度的不正義，因為制度本身被視為自然演化的結果，是由「最能幹者」合乎自由原則地建構出來的秩序，從這一點看來，洛克原初作為抵抗專制的自由理念，最終反而變成了另一種結構性暴力的庇護所，這雖不是洛克的原意，他其實曾設下要社會上所有人「足夠且同樣良好（enough and as good）」的限制，但理論最後會走出容易墜落的道路。

反觀盧梭對社會契約的定義具有強烈的倫理性，他不相信個體在自然狀態中已有明確的權利秩序，他認為真正的自由要透過政治制度來「形成人」，也就是說，只有當個體參與公共決策並服從公共意志，即所謂「普遍意志」時，他才是自由的，這就是著名的「服從自己所立的法即是真正自由」的命題。這種自由觀強調人的德性、公民教育與共同利益，在概念上是一種積極自由，但問題在於，當「普遍意志」變成不可挑戰的正當性來源，當服從公意成為自由的條件，個體就不再擁有抵抗的空間。誰來詮釋「普遍意志」？誰有權代表它發聲？這個模糊地帶正是歷史上諸多極權政體得以操作的邏輯縫隙，從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恐怖統治，到當代以民意為名的民粹獨裁，「人民的名義」常常是最難以反駁的壓迫方式。

因此，盧梭式的契約論雖然意圖打破社會不平等與財產暴政，但它卻可能通往道德壓迫的另一極端，在「普遍意志」面前，異見者不再是持不同立場的公民，而是被視為破壞共同體的叛徒；自由不再是多元共存，而是意志統一下的潔淨理想。

現今的民主社會，在形式上仍尊奉社會契約論，強調公權力來自人民授權、法治為最高原則、自由與平等為核心價值。但在實踐中，這種契約已經分裂為兩種相互牽制卻彼此扭曲的幽靈：一種是以個體主權為名的制度設計，強調市場自由、私產神聖，卻漠視了制度內部所形成的不公與壓迫；另一種是以公共意志為名的社會想像，企圖修補不平等與失序，卻往往在「代表人民」的過程中將個體異質性抹平，將自由扼殺在崇高的理想中。前者以自由之名維持不平等，後者以平等之名壓制自由。而我們作為生活在其中的個體，往往在兩者之間穿梭，無法確定哪一種暴力是更隱蔽的，哪一種壓迫是更具摧毀性的。

我們無法捨棄契約精神，因為捨棄它就意味著暴政的可能，但我們也無法清楚定它，因為每一次契約實踐都可能成為權力的新面貌，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典型的悖論，洛克與盧梭的契約早已無法為我們提供解答，他們的契約不過是一個開端，一種建立在理想狀態上的哲學協議，而且極可能只是一個合理化權力的叙事話語，根本從未真正實踐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