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像一把钝刀，切断了我们关于明天的所有确定感

我一直以为，历史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它属于课本，属于纪录片，属于那些已经结束的年代。历史是抗日战争，是改革开放，是汶川地震，是北京奥运，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当我知道它们的时候，它们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一直以为，历史一定伴随着某种巨大的轰鸣，它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开始，一个所有人都会记住的时刻。后来我才知道，不是，历史真正来临的时候，它看起来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

2020年1月初，我刚结束研究生第一学期的课程，开始在一所省会三甲医院轮转。那个月，我在心电图室，每天都有病人来做检查，高血压、胸闷、心悸，还有一些发热、咳嗽、呼吸道感染的人。武汉出现一种“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已经零零散散传了出来，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它会不会很快结束。医院里偶尔有人提起，又很快把话题岔开，那时候一切都还像平常一样。1月3日，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因为“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实言论”受到公安机关训诫。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床上没有睡着，我找出非典时期的新闻纪录片，一集一集地看。房间很安静，安静得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觉得有什么事情正在靠近，它还没有发生，可它已经在路上了。后来很多人问我疫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总会想起那个晚上，因为真正让我害怕的，不是后来发生的一切，而是那种说不清来源的预感，像暴风雨来临之前，空气突然变重了。

可几天以后就是春节，医院开始讨论放假的安排，我也想着终于可以回家。那个时候，我一点都不知道，这是后来很多年里最长的一个春节。原本五天的假期，最后变成了一个多月。学校通知居家，电视一天到晚播放疫情新闻，新增病例、封城、口罩、隔离……整个国家像突然按下了暂停键。可我后来回忆那个春节，最深的记忆却不是新闻，而是家里。很多年没有这样，每天从早到晚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以前总觉得他们只是爱冷战闹别扭，疫情以后，我才第一次认真听见他们到底在拧巴什么。那些积压了二十多年的痛苦与不安，好像终于找到了出口。他们从结婚前一直吵到今天，小时候发生过的事情，我不知道；年轻时候受过的委屈，我也不知道。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父母并不是一出生就是“爸爸妈妈”，他们也是两个普通人，只是后来成为了我的父母。那个时候，我居然想当他们的婚姻治疗师，我让他们一人拿一张纸，把自己的委屈、愤怒和希望写下来。我坐在旁边一点一点听，最后把那些纸压在餐桌透明的塑料桌布下面。我天真地觉得，把话说出来，也许关系就会好一点。后来我才知道，不是所有关系都有答案，而我不是他们的伴侣咨询师，我只是个孩子。疫情不仅把人与人隔开了，也像一束骤然亮起的冷光，照亮了那些长久以来、被忙碌妥帖藏匿在暗处的裂缝。那个春节，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很多事情，不会因为我们希望它变好，就真的变好

很快，医院召开动员大会。因为人手不足，家在本市的研究生先返回医院支援。导师打电话给我，让我尽快回科室。后来，学校又通知所有研究生恢复临床轮转。疫情和生活，就这样并轨同行。后来有人说，疫情改变了很多事情，可我觉得它真正改变的，并不是生活，而是人与未来的关系。以前我们总觉得未来已经写好了，好好读书，顺利毕业，找一份工作，日子会一年比一年好。小时候写同学录的时候，我们相信以后一定会联系；2008年听《北京欢迎你》的时候，我们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剪肯德基优惠券的时候，我们相信下一次一定还会去；写信的时候，我们相信下个星期一定会收到回信。未来一直在那里，它值得等待。也是从那个春节开始，我第一次发现未来也会缺席，没有人知道下个月还能不能开学，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毕业，不知道还能不能旅行，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自由出门。原来，并不是所有等待都有答案。

后来很多人回忆疫情，会想起口罩、核酸、健康码。可我后来越来越觉得，疫情真正改变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人的状态。医院开始变得陌生，每一个病人入院都要核酸、扫码、登记，家属只能有一个人陪护，哪怕生命终末，家属也不能进来陪伴最后一面，医院门口经常有人被拦下来，护士一遍遍解释新的规定，也一遍遍承受病人的愤怒。医学没有变，可医生每天面对的事情慢慢变了。以前我们面对的是疾病，后来我们还要面对恐惧、规则、愤怒、怀疑和无数解释不清的现实。学校要求我们每天上报健康信息，医院隔两三天做一次核酸，医院不测的时候，我们又回学校在操场排着很长很长的队。后来我已经想不起那些核酸检测具体是哪一天做的，我记住的是排队。所有人戴着口罩，相互隔着一点距离，低头看手机，队伍一点一点向前挪，扫身份证、张嘴，被捅，干呕。那时候，我常常觉得时间变得很奇怪，它没有停止，可它也没有真正向前，每天都在重复扫码、测温、登记、核酸、上报，生活像一台不断重复同一个动作的机器，不知道这一切的终点在哪里，却只能任由自己被这股巨大的力道裹挟着，机械地向前交出一天又一天。

后来有一次，我错过了学校统一检测的时间。其实我已经去其他医院补做了核酸，我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了，第二天却被班里的团支书上报到医院科教科。他们说要找导师，说可能影响毕业，让我写检查。第二天又把我叫过去，办公室里坐着三位老师。我没有解释太多，只是悄悄把一支录音笔放进口袋。现在回想起来，我甚至觉得有一点荒诞，二十三岁的我，第一次学会的不是怎样保护病人，而是怎样保护自己。后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直到今天我还会记得那支录音笔。也许并不是因为那件事情本身，而是因为从那一天开始，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规则也会让人害怕。

小时候，我们总觉得大人知道答案，老师知道，医生知道，医院知道。后来才发现，很多时候没有人知道答案，所有人其实也都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世界，一边被生活推搡着往前，一边在黑暗里笨拙地抓着什么。原来大人并没有答案，他们只是比孩子更努力地假装镇定。疫情把很多东西放大了，也放大了人的疲惫。我一直记得骨科的一位师兄，每天病房、门诊、急诊、夜班连着转。主任找他，护士找他，患者找他，我们也找他。我几乎没有见过他发脾气，只是一直做，一直做。那时我在日记里写：“我不知道他累不累，我只觉得他的身体一点一点矮下去。”今天再看到这句话，我突然很难过。原来人不会一下子垮掉，人是一点一点弯下去的。也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认真思考医生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曾经以为穿上白大褂，努力学习，认真工作，就会成为一个好医生。后来发现医生也是普通人，会害怕、会愤怒、会委屈、会觉得没有意义，会怀疑自己，会想离开。我在日记里写过很多次：“究竟什么才是适合我的路？”“为什么总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丢掉大脑，才能继续上班。”今天回头看，那些问题好像都不是疫情造成的，可疫情把它们全部提前了。它像一场退潮，把原本藏在海水下面的礁石，一块一块露了出来。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第一次认真地想离开，不是离开医院，而是离开一种早就替我安排好的人生。后来我越来越明白，当时让我痛苦的并不仅仅是工作，而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每天刷新新闻，刷新微博，明星、疫情、暴雨……我知道继续往下滑只会更焦虑，可还是停不下来。像实验室里的老鼠，明知道按下那个按钮会被电一下，还是会伸手，因为总觉得也许下一条消息会不一样。可事实上，我什么也改变不了。疫情教会我的第一件事，不是病毒有多可怕，而是一个人可以多么渺小。

后来，爷爷生病了，胆管肿瘤、心绞痛、咽喉癌，一个坏消息接着一个坏消息。作为医生，我比家里任何一个人都更早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也是第一次，我发现医学知识有时候并不是一种幸运，它让你更早知道结局，也让你更早开始悲伤。我一边陪着家人积极寻找治疗方案，一边偷偷计算生存期。我想告诉他们真相，又害怕成为那个宣布真相的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像站在两岸之间，一边是家人，一边是医学，没有一边是轻松的。我第一次提前、也极其残酷地意识到，长大不是自由，长大是终于轮到你，成为那个别人依靠的大人，哪怕你自己也在害怕。在家人面前，我不得不冷酷理智得像一台机器；可转过身，我只是一个不想爷爷离开的小孩，只想死死牵着他那只沟壑纵横、满是老人斑的手，笨拙地往前走。

疫情这几年，我照顾过的病人、陪伴过的人，并不是每一个都等到了疫情结束。后来，疫情结束了，可他们留在了那些荒诞的日子里。直到今天，我依然刻意地避开那几年的回忆。那不是一段可以安全翻阅的过去，它太重、太具体了，稍微碰一下，当时的空气就会合围过来，把我重新溺死在里面。我记得那个躺在宿舍床上的夜晚，记得操场上排不完的核酸队伍，记得口袋里的录音笔，记得病房门口的争吵，记得爷爷的检查报告，也记得那些没有等到春天的人。时间哪里冲淡了什么。它只是像一层落灰，把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情勉强覆盖住。你以为自己走远了，可只要一个不留神的坐标、一个无心的年份，就能把那层灰吹得干干净净，露出下面血肉模糊的伤口。

写到这里，我停了很久，终于任由眼泪砸在键盘上。我其实不是在为那场灾难哭泣，我只是在心疼那个曾经坐在客厅里听《北京欢迎你》、满心以为人生会按部就班变好的自己。我曾以为只要按部就班地读书、毕业、穿上白大褂，生活就会像列车一样沿着铁轨笃定地驶向明天。2020年像一把钝刀，把这种脆弱的“确定感”连根切断了。现实不会提前通知任何人，它只是无声地坐到你身边，等你发现的时候，身上已经落满了时代的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