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感恩”到“问责”：现代治理的结构性转向

一、叙事错位：从恩情到职责

当政府在长期失效的领域重新履行本该承担的职责时，社会舆论往往将其视作“恩情”。然而，这是一种叙事错位。

• 权力的来源：现代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主权在民”的原则上。公共权力并非自生，而是基于人民的让渡与授权。

• 职责的逻辑：政府的监管与执法行为，本质上是契约履行。其迟到的执行意味着责任的延误，而非施惠的赠予。

• 评价方式：社会不应以“感谢”作为回应，而应以“追问”为起点：为何迟延？制度缺陷何在？如何避免再度失灵？

二、劳动与社保：典型的结构性案例

劳动法早已明确“八小时工作制”“双休”以及社保缴纳义务。然而，在现实中：

• 监管缺位：超时工作、社保逃避已成为普遍现象。

• 后果扩散：劳动者权益受损，守法企业竞争力削弱，整体社会活力与生育意愿下降。

• 制度反思：即使未来全面落实相关规定，也必须面对一个核心问题：既有损害的责任与补偿机制如何建立？

三、身份层级的递降：人民 → 公民 → 居民

可以将现实中的权利感受，抽象为一种“层级递降”现象：

• 人民：权力的象征性源头，代表集体主权。

• 公民：法律意义上的契约主体，承载宪法性权利与义务。

• 居民：行政意义上的管理对象，强调地理与人口属性。

当公共事务治理呈现“迟来”与“缺位”，个体便从权力主体滑落为被动接受者。这种身份降维的过程，揭示了权利的消解逻辑。

四、制度改进的路径

1. 前置性监管与透明化机制：在规则制定阶段即进行合规审查，减少“事后补救”模式。

2. 集体性救济与惩罚性机制：通过集体诉讼与高额赔偿提升违法成本，增强制度约束力。

3. 数字时代的权利再界定：在新技术场景下重构休息权、财产权、隐私权的边界，使其不被规避或异化。

五、结论：从感恩文化到问责文化

“感恩”适用于私人情感网络，而不应成为公民与政府关系的主调。

• 感恩文化：模糊了权力的契约性质，使责任归属不明。

• 问责文化：强调公共权力的代理关系，要求持续的追问与制度修正。

因此，迟到的正义应被理解为 “履职的补课”，而非 “施惠的馈赠”。真正的进步，不依赖恩赐，而源于公民意识的觉醒与结构机制的完善。

附录一：人话版本

政府管违法的事，本来就是职责，不是“施恩”。

• 如果法律早就写明了八小时工作制和双休，结果很多年没人管，劳动者被压榨、社保被逃避，这就是监管失职。

• 等到哪天终于落实了，不该去“感恩”，而该追问：为什么过去不管？损失谁来承担？以后怎样避免？

• “人民 → 公民 → 居民”其实就是一种降级：从主人变成被动接受的对象。如果我们只会感谢，就会一直掉到“居民”的位置；如果学会追问，就能回到“公民”，甚至真正的“人民”。

所以，社会需要从“感恩文化”转向“问责文化”。前者让责任模糊，后者才是真正的现代公民社会。

附录二：emoji + 公式 + 符号简明卡片版

📌 核心公式
▶️ 正义 = 及时 × 有效
▶️ 迟到的正义 = 正义 − 时间价值 ≈ 失职

🔍 权力逻辑
👥 人民 → 🧑 公民 → 🏠 居民
（身份递降公式：权利主体性 ↓）

⚖️ 治理机制

• 政府管事 ≠ 恩情，而是职责

• 感恩 ✅ 家庭 / 友情

• 问责 ✅ 公民 / 政府

⚙️ 未来路径
1️⃣ 前置监管 🛠️
2️⃣ 集体诉讼 ⚖️
3️⃣ 惩罚性赔偿 💰
4️⃣ 数字时代权利重构 🔐

结论
🙌 不做被动居民 🏠
➡️ 成为追问的公民 🧑
➡️ 回归权力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