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大就理解父母”这一现象引发的随想

言论工具与言论局限

对于“长大就理解父母”这一现象我认为是言论有限的结果，当作为孩子的长大变成父母，则需要站在父母的立场，通过言论工具进行讲理来实现对孩子的规训。由于言论有限导致长大后的孩子，不得不拿起之前父母用的言论工具重新使用。

因为中国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讲理”的社会，这就意味着在社会活动中有着大量的言论缺口，来满足这个社会不同阶层对自己利益和诉求的表达。不同言论的对撞进行“言论博弈”。

如果我们将这些所需的所有的言论整合起来，形成一个言论集。那么这些言论集是不可能都还原回马克思母题的。其一是马克思本人的局限性，马克思所认识的社会图景和现在已经大为不同，其二是马克思本人也并非精通所有学科，即使精通与当时的学科，对于现在也很难又更多建设意义。在这里可以能有人辩称：马克思本人的研究只是局限于社科，因此只需要对与社科有关的言论进行还原为马克思母题就可以了。

然而可不能解释像心理学和神经学这样以物理视角研究人的学科。这种学科的存在本身就在于马克思学说所不能涵盖的范围内，因为马克思对世界认知依然是基于人物二分的观念之下。将科学技术，货物资产个人利益视为外在存粹的物，然后由物的理性代替人的理性。却从来没有想过人在不面临迫切生存环境下，人的理性是不会严格按照人的理性进行的，对于当时的马克思来说可能不太清楚，对于现在的我们如果对政治有一些了解就能理解这一点了。

正是由于这样的根本性错误，导致的对未来的预估，从而致使第二共产国际的分裂。我在这里甚至可以断言，由于这样的预设性错误，假使国际工运依然存在，依然还要面对第三，第四，第五次的分裂。不过接下来就是就可能是B主义，C主义，D主义了。写到这里，我不由的感叹马克思对于民族，以及民族背后的长时间形成哲学传统认识的浅薄，这可能和他观察的对象有限有关。通过另一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因为早期的国际主义或者说国际世界观，就是伴随着工业在国际见的扩张诞生，正是因为工业在国际上的扩张才有了统一的工人阶级，那么通过货物的联系想象出一个世界性的无产阶级大联合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正式因为这些缺陷导致，这些言论不可能都回归到马克思母题，从这一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十分局限的，其为在十九世纪关于社会经济活动所提出的思想。正是这一局限也必然导致这一理论构建所预设的一些背景构建是局限。出现这样的判断是基于理论构建的经验，当去学习一个理论，给人的感觉通常是基于某些背景构建推理出这一理论，而在实际构建中顺序恰恰相反，而是通过对现实的观察，构建出某一理论，在由这一理论反推出，或者说是反明晰出这以理论的背景构建。

就以马克思生活的年代为例，当时的社会构建图景要素便是，资产以货物，土地，工具的形式存在，资本以现金的形式存在，当时的资本形式还可以以债券，股票，保险这样的形势存在，不过马克思这里没有做更多的讨论，那时的资本市场也不如现在品类繁多，因为马克思的视角主要还是以工厂主的视角，只要集中在工厂和工厂外围。因此人物二分的世界认识就是合理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就会逐渐意识到原先预设的不合理，因为新出的很多事物和现象无法再用人物二分进行解释。

因此当我们在谈论马克思主义时，我们要明白，并不是一遍又一遍的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而是艰难的用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应用在现代社会。更不要提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完全没有经历到以冷战资本主义社会为蓝本的现代社会构建过程。因为众所周知，冷战期间苏联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红旗手。

对“言论博弈”进一步讨论

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社会或者说社会文化传统是基于“讲理”这样一个存在，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明确言论对我们的价值。

社会事宜的商讨，沟通和计划都要依靠不同的言论进行博弈。而这样的言论和哲学的学术派讨论不同，而是基于实际经验，所面临的问题所引发的言论，并基于这些言论之上的推理。所以要明确言论在社会中的作用和进一步探讨其性质，要做一个明确区分。

这里我要引用一句话“语言的边界即为思想的边界”。会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语言是的实际载体，人必须把言论，思想通过语言说出来才能让其他人了解，并产生社会价值。这因如此我们要去研究“语言病”。改善我们的语言使之更能适应用于社会中的语言博弈。

然而这句话对于思想的描述是不够的，因为语言无法真正等同于思想，而言论的实在也不是依托于构成它的那几个汉字，如果我们去分析这些言论，我们可以意识到言论是拥有前体的，言论是可以被分解甚至回归的。哲学会讲基础三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不过因为我没有系统的学过哲学不知道为什么认识论和方法论合并了)。我们去观察不同的言论可以注意到，很多言论是基于不同的认识论或者说不同的认识方法所产生的。引起看起来数量众多的言论实际上可以归纳和分析的。

同样的我们可以应用在辩论，这里举我之前分析过的一个例子：

在一个火灾中，有一个蒙娜丽莎和一个小狗，我们应该救那一个。

当我们去看这样一个辩题，应该认识到这里的蒙娜丽莎和小狗本质上是一个象征。而两者的比较，则是蒙娜丽莎象征的是文化作品背后的科学文化价值，和小狗作为生命背后的人道主义价值的比较。因此像这样一个辩题，我们就一回归到这样母题：

在一个取舍环境下，人类的科学文化和人道主义坚持那个更重要。

这样的母题自然可以衍生出不同的其他题目，就拿马克思为例吧，我太爱马克思了。这样一个问题就可以写成：世界上最后一本《资本论》和个普通人的生命那个更重要。或者我们直接可以写成，通过献祭一个普通人来换取马克思的再临是否是值得的。对于共产主义者可能毫不犹豫的选择前者，希望伟大的卡尔·马克思降临21世纪领导迷途的人类。但是对于列宁同志则可能不同，他们比起活着的马克思可能更渴望一个死掉的马克思。因为只有死掉的马克思，才是可以随意解释的马克思。

像这样的辩题都可以归为“比较母题”。不过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我也不太清楚其他母题，毕竟我也不需要积极的投入各种各样的辩论之中，等需要的时候再分析就好了。

不过在节目中，李诞辩论就是将生命的重要性再强调了一遍，而他的听众也是十分支持他的。不过这种辩论很没有价值，这样的支持也是，就像在造势会上特朗普对他的支持者一遍又一遍的讲“把移民赶出美国”一样。

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这些电视节目中的辩论并非是真正的辩论，而是通过“辩论”的冲突性来增加收视率的商业行为。而且对于这样一个母题，渴望有一个统一答案来解决所有由这一母题下的所有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将问题放到实际环境，用不同的理论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除此之外，我看了一场哔哩哔哩赞助的学校辩论，是关于“文字讨好症”的辩论，在辩论中也是缺乏分析的，从辩论一开始就出现了对“文字讨好症”的认识差距，显然从这一辩题开始辩论太早了，应该先从“文字讨好症”的认识上辩论，再去辩论“文字讨好症”的影响(这样对问题的分离，让我想起了甲骨文的占卜，占卜就需要讲一个问题拆解和细分，拆分成一个又一个的是/否问题，这样的传统和汉族的文化和哲学传统是否有关系？这个可能要进一步研究，甲骨文占卜的哲学意义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包括其中的“对卜”，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此我认为比起我们去辩论之前，我们应该先去教会我们的国民如何去辩论。即学会对辩题和文本的分析，我认为这样的课程完全可以放在公共教育中高中课程之中。可以先尝试让学生学着对基于一些母题进行分析辩论。而这样的教育的意义，则更有利于是我们的国民更好的认知社会中的问题和自己的处境，从而在社会上行为更加理性和贴近事实。通过这样都教育我认为可以显著提高本国国民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