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中國的未來，會走向民主還是獨裁？》社會矛盾的主要來源

社會矛盾的主要來源

第一個來源是民眾對於政府不斷提高的期待。

在國家現代化、社會處於前所未有的轉型期時，如果政府沒有履行它的承諾，或者它的決策被部分社會群體認定為「不公平」，受到影響的社會群體將會比以往更快速、更直接地反應出來。黨國選擇對民眾整體控制放鬆，從而將精力集中在鎮壓異見人士的策略也帶來了一定的影響。正如我們所見，近年來「群體性事件」數量不斷上升，使得政權不得不更加專注於處理這些事件。

社會矛盾的第二個主要來源是加深的貧富差距。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之一，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達到零點三七（在一九八〇年代僅為零點三）。當然，比巴西（零點五三）或南非（零點六三）小。20但是，在社會金字塔的頂端，富豪（占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五）持有國家財富的三分之一（美國是百分之四十二）。中國今日約有八十六萬人身價逾百萬美元，以及二千多人身價逾一億美元的富翁。此外，雖然貧窮人口數量正在快速下降，但中國仍然有一億八千萬，日平均收入低於五點五美元的貧窮人口（即年收入少於二千美元）。不過，這種嚴重的不平等現象是近年來城市示威遊行和農村群體性事件的直接原因嗎？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倘若一場經濟危機發生，中國部分社會群體不會將怒火撒向那些社會不平等的象徵群體（比如說富豪的住宅和汽車），甚至攻擊那些公開展露財富的腐敗官員，儘管習近平曾經嚴令禁止官員公開炫富。但是，我並不認為在目前的中國社會，這種暴亂會發生，因為這很難爭取到中國城市民眾的支持，尤其是體量巨大的中產階級（現在占人口約三分之一）。

正如其他正在現代化的國家，尤其在亞洲，中國的中產階級可能會選擇支持政權，擔任被部分政治學家稱為「穩定力量」（stabilizing force）的角色。這並不是說，中國的中產階級無法被動員，他們已經在捍衛自己的利益：他們在部分問題上要求政府讓步，比如反對在居住區附近建設有污染的工廠或者鐵路。但是，這些反抗將會持續透過和平手段完成，在大部分情況下都是合法的，而且中產階級會盡量避免將這些行動政治化。

第三個潛在矛盾的來源，也是我認為最嚴重的一個，是自一九九〇年代以來國家迅速的城市化，尤其是從其實現的方式來看。在一九七八年，僅有百分之十八的中國人口為城市人口；而在今天，有百分之六十七（即十四億人口中的九億三千多萬人）的人口為城市人口，而在二〇三〇年這個數字將會達到百分之七十。

此外，中國的城市人口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所謂合法人口，即擁有「戶口」，可以享受城市提供的社會服務的群體；不過，這些服務也是分層的，根據他們資產水準的不同，他們會獲得不同層次的公共服務（教育、醫療、最低收入和退休金），而且不同城市間存在嚴重的不平等。另一類人是移民工人，他們是所謂的「二等公民」，無權享受城市提供的大部分服務（比如他們的子女只能就讀於需要自費的私立學校）。當然，一些富有的城市也在逐漸將他們納入城市計畫，因為這些人前來城市的初衷就是為了提高生活水準，以及給予子女更好的未來，因此他們幾乎不會再離開城市，回到農村。不過，那些第一類的「合法城市人口」因為害怕自己的利益受損，常常會傾向於反對這些改革。

城市化的進程使得人口向城市區域集中，這也不可避免地會有利於不滿情緒和政治訴求的傳播，從而使得民眾與政權對峙的風險提升。27從整體上看，與歐洲和其他地區一樣，城市化的進程就意味著深層次的社會動盪，這在帶來進步與希望的同時，也會帶來失望甚至絕望。我們無法排除一個由移民工人和經濟發展中掉隊的群體發起的「窮人起義」可能性，但他們是否會有機會，像何清漣所述，推動政權的政治改革呢？正如何女士在其他書籍中所述，由於中產階級只會關注自己的利益，移民工人群體又孤立無援，中國城市居民的社會分層實際上是有助於政權穩定的；因此，任何試圖反對政權的動員和政治運動都有極大的困難。

農村的演變也是社會矛盾的潛在來源，卻經常被忽視。

不過，巨大的地區差異、碎片化的農村社會和大量的人口流失增大了分析的難度。即使政府為農產品價格和農業機械化提供補貼，微薄的土地收入、碎片化的土地面積（每片農田平均面積僅為零點六公頃）導致的高昂生產成本，仍迫使大量農村人口放棄農業生產，前往城市務工或者經商。官方資料顯示，二〇二三年中國農民平均年收入是三千零一十五美元，這遠低於城市平均收入（高於七千二百美元）和人均國民生產毛額（一萬三千美元）。這樣的條件使得農村人口中，只有少於百分之四十的人口真正從事農業生產，而且還在減少與老化。要解決中國農民的持續貧困問題，必須透過土地集中化、機械化、多樣化種植和鼓勵一部分農民先富裕起來的手段。但是中共似乎總在猶豫是否要創造並承認一個新的「富農」群體，儘管在現實中它只能默許這個群體的存在。大量的土地被那些留下務農的農戶承包，但他們當中很多人已經放棄盈利微薄的糧食種植，糧食的產地開始向中國東北的大型農場集中。事實上，包括黃豆在內的部分糧食已經必須依靠進口來滿足。

中國的農村不公平等問題主要源於政府負債和地方菁英的「幫派化」。我不認為中國農村人口能夠成為引發社會危機的主要原因，更遑論政治危機了。社會危機及其政治化的風險，仍然會主要來自城市地區。

最後，我們必須談一談社會代溝的問題。不斷改變的思想、興趣和行為方式引發了不同代際人群之間的溝通問題，也增加了年輕人與政權的溝通困難。當然，人口老齡化也是引發這一問題的成因之一。中國經歷了經濟的迅速發展，但是在二〇〇五年前一直嚴格執行計畫生育政策，養育了被父母和祖父母寵溺、過度保護、「過度教育」的一代人：他們往往缺乏自主性，在舒適的環境中長大，沉迷消費的他們很快成為電子產品、網路遊戲和社群網路的奴隸。這些「小皇帝」以自大、自我為中心和拒絕成長著稱，缺乏擔當和獨立。心理學家武志紅在他的一本暢銷書《巨嬰國》中寫道，他們會讓中國成為一個「巨嬰國」；這本書很快便遭到禁售。

中國的年輕人在獲得大學或大專的學歷之後發現，大多數最好的管理職位已經被填滿，多數大城市的房價高到令人望而生畏，大賺一筆的機會變得渺茫。他們大多是不關心政治的中產階級，只對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涯感興趣。此外，他們與老一代人相比，對工作的投入也更少，很多人已經發展出中國人稱之為「喪」的文化：他們對待生活態度不積極，缺乏動力；對於求職、購置房地產和致富不十分關心，整體上呈現出麻木的生活態度。

「小皇帝」和「喪」文化下的年輕人對於政治沒有興趣，反而方便了掌權的人，方便威權主義制度。不過這種遠離政治、拒絕加入共產黨的行為難道不是一樣暗藏風險嗎？中國年輕人能夠成為引爆社會危機的群體，反抗那個無法與他們溝通的政府？他們是否能夠組織社會力量，影響政治方向呢？

中國年輕人面臨很多嚴峻的社會問題，但是他們太過以自我為中心，這種原子化的傾向很難令他們形成有組織的社會力量。但是，變化的世界總是存在各種可能。二〇二二年底的白紙抗議強調變化的可能性。

在二〇一〇年前後，我們震驚地看到香港年輕人實現政治化，成為二〇一四年黃雨傘運動的主力，要求用真正民主的方式選舉特首和特區議會；在此之前的香港年輕人以癡迷消費和政治冷感著稱。同樣令人震驚的，是要求民主的香港年輕人在遭遇挫折的情況下，學習並傳播美國學者吉恩．夏普（Gene Sharp）的公民不暴力和不服從運動的策略和方法。但是，我們必須馬上意識到兩地政治環境的區別：二〇二〇年以前的香港社會較為自由，而中國大陸是威權政治的環境。一九九七年香港政權移交之前，北京政府承諾，未來的香港政府將會完全民主化，並讓香港人相信北京一定會兌現承諾。二〇一九年反送中運動的暴力化，給北京一個藉口通過國安法，並取消香港的民主環境和半民主政治制度。後來香港運動放棄夏普的和平策略和方法，事實上是踏入一個陷阱。

目前中國的年輕人不要求、不指望任何政府的政治改革，但卻希望得到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和舒適的住宅；同樣地，政府目前很難滿足年輕人的這兩個訴求，卻告知年輕人國家一定會努力實現這兩個訴求。直到今日，在中國大陸沒有發生過任何形式的公民不服從運動，但我們可以期待未來或早或晚會產生這樣的行動。

與此同時，中國年輕人比香港人更民族主義。他們當中有富二代和官二代，而一部分人選擇出國留學（從一九七八到二〇二一年，計有八百萬人留學，六百萬人回國），但是卻未曾如預料一般接受民主價值觀，而是透過更加極端的方式捍衛自己的國家和政府，甚至走上與西方，特別是與美國敵對的道路。此外，中國留學生數量眾多，對西方的大學（歐洲、北美和澳洲）的收入貢獻也愈來愈大，迫使這些大學進行自我審查，以迎合中國學生的意見。當然，不是所有大學都是這種情況，但群體輿論的壓力和大使館的監督，令保守思想在年輕人群體中扎根，也令他們更為分裂。

但是，年齡的代溝和僵化的體制制度，正迫使年輕人漸行漸遠。黨及其群眾組織「共青團」（二〇二四年人數為七千三百五十萬人，這在二〇一二年人數為九千萬人），也在不斷採取新方法試圖控制十四至二十八歲的年輕人，這也是習近平對胡錦濤時期政策的改革。為了這個目的，共青團的預算大規模削減，主要目標從培養中共未來的管理人員，調整為在意識型態和思想上培養年輕人。舉個例子，共青團也開設了「嗶哩嗶哩」（Bilibili）的帳號，這個被稱為「Ｂ站」的社群媒體，是中國的動漫、網路遊戲，特別是日本文化愛好者的影音分享網站。共青團不會直接批評這個網站傳播的日本漫畫，而是批評部分漫畫的思想有害。同時，共青團針對不同主題開展知識競賽。比如「如何抵制西方的思想殖民？」和「為什麼中國成功？」但是我們不禁質疑這種策略的有效性。

總之，只要中國年輕人保持目前政治冷感和以自我為中心的特徵，掌權者就沒什麼好擔心的。不過，在未來的某個時刻，他們也有可能有所變化，逐漸政治化，並因為缺乏話語權或者就某些社會問題向政府提出訴求。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都在現代城市的舒適環境中成長，有可能會成為抗議的主力軍，甚至作為反對政權的核心團體。在他們想要爭取的權利中，呼聲較高的是網際網路自由，以及訪問境外網站的自由。然而，大部分中國城市民眾並沒有選擇與年輕人並肩作戰，因此，只有可能是更年輕的一代人（二〇〇〇年後甚至是二〇一〇年後），找到一種在政治體系中表達、影響和存在的方式。

就目前來看，最能夠引起城市人口和政府關注的社會問題，是空氣和水污染、經濟轉型、老齡化（二〇二三年六十歲以上人口數量為三億人，達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二〇三五年將達到四十六億人，達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勞動力數量相對下降（到二〇五〇年將下降二百五十萬人）和針對勞動力市場變化的教育改革等問題。然而，在這些方面，政府的改革沒有絲毫起色，而民眾對政府的訴求和壓力不斷增加，黨國已經清晰地意識到這個問題。這也是為什麼在習近平就任以後，中央決定更加嚴格地執行威權治理制度。

總而言之，在中國，有兩個主要的社會群體能對政府施加壓力，實現政治化並有可能引發政治危機：城市民眾和城市青年。他們的教育水準、國際化程度和對政府的要求都更高，因此有可能對政治變革施加影響。這兩個社會力量是否會被動員的關鍵在於政權和執政菁英。他們將根據自己的政治利益，選擇對社會群體的管理方式：是打壓，還是疏導，抑或培養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