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後人生｜煮到埋嚟就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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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珍走進病房的時候，是在我化療的第五天下午。前四天，我只覺得昏昏欲睡，偶爾感到頭痛和反胃，還未琢磨到傳說中的恐怖滋味。對於患病這件事，我都尚覺得不真實。對於化療這個動作，我還覺得很新奇。我不跟病房裡的人聊天，除非他們問起我什麼。我只是一心一意地沉浸在，這個人生前所未有的情節帶來的激盪下的木然。
愛珍和她的丈夫、兒子一前兩後地走了進來。她非常自然地坐在了剛換好床鋪的病床上，盤起一條腿，就像把自己扔進了自己家的沙發。她和當時初來乍到的我很不一樣，我來到的那天在病床邊坐了很久，仍然疑心是誤診，或者只是做夢，醒來我就可以回到香港而不是在這陌生的北方城市。但直到護士進來在我的手臂上植入了中心靜脈導管，才明白除了這張床以外我沒有別的選擇，終於換上病號服躺下了。
後來我發現，愛珍確實對做病人這件事經驗十足。她是甫一確診就被遣入病房裡來的，所以沒有任何準備。這間醫院血液科住院部一位難求，剛好碰上有個空床位是很罕見的事。大多數病患都要等上三五天，才能住進病房。她埋怨著醫院不給她任何準備的時間，也不肯放她回家拿個人物品，即使她家就住在幾公里外。她開始和丈夫、兒子交代，要他們回家取東西，把她的棉襪帶來，病房裡冷；把她的拖鞋、浴巾帶來，她的浴巾放在豆豆的浴巾下面⋯⋯你知道豆豆的浴巾放在哪個抽屜嗎？她問兒子。兒子搖了搖頭。她擺擺手說，你回到家我們再視頻說吧，現在說多了你也記不住。丈夫和兒子都沒有異議，他們兩神情惶然。
護士來了。家屬都出去，留一個陪護的。護士說。她把打印出的名字紙條，插進床頭牆上的病患名牌裡。愛珍姓刁。這是一個北方很常見的姓氏，對我來說很陌生，這個姓氏散發著不怒自威的氣質，像這個人一樣。愛珍問：護士，我能不要家裡人陪護嗎？我請護工。護士說，不可以，叫你愛人陪。
嘿呦，愛珍回答說，你可別折磨他了，老頭子年齡大了，身體可不好了。兒子還要照顧孫女，我自己一個能行。護士答，不可以，第一週必須有家人陪護，化療有可能出現各種突發情況。愛珍對兒子說，那你回去吧，到家打視頻給我。
第二天愛珍開始了化療。年長者通常不會用像我一樣的強化療方案，她和病房裡另一個差不多年紀的病友一樣，選擇了進實驗組打化療針+吃靶向藥的弱化療方式。見護士推車過來，拿起針筒排氣，愛珍自然地撩起上衣下擺：打肚皮上是吧？護士開玩笑說：您真有經驗哪。她說，我兩年前得過腎癌，拿掉了一個腎。護士不再說話了。
熟識之後，愛珍告訴我們，她是因為最近特別容易疲憊所以才來醫院。後面的事就跟大家都差不多了，抽血化驗，骨穿確診。她說：我們家住五樓，沒電梯，我天天爬樓梯，帶孩子，提著菜，以前都沒事，我說最近怎麼這麼不得勁兒？爬兩層樓就要停下來休息一下。我得過腎癌，但發現得早，很快就治好了，沒什麼影響，你看我這樣。她指了指自己的身軀。她是個身形高大的女人，姿態中有種蒸騰的巍峨。
愛珍覺得二度患癌發生得莫名其妙，她詢問我們是怎麼發現自己得病的，這是血液科病房來新病患後的固定環節，交換各自的故事，分析一番，猜測著是不是自己做錯了什麼導致疾病的發生，然後互相寬慰，既來之則安之。最開始住進來的兩個晚上，我總是因為一點小事泫然欲泣，也確實哭了幾回，後來發現這裡不見任何人哭，可能他們來之前已經在家把眼淚流乾，又或者來到這裡就如找到歸屬，恐慌無助退去，見到病友們都是差不多的景況，治療已有條不紊地展開，頓覺在這個世界裡，做病人也不是件特別委屈的事情。
愛珍說，也不能怎麼辦，治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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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來提醒愛珍吃第二餐的靶向藥，愛珍很驚訝，說：我已經全吃了，你早上給我的那些。護士大驚，我不是叫你有兩個十點才吃嗎？愛珍說，我忘了，就全吃了。怎麼辦哪？護士說，我也不知道，從沒見過化療藥還吃錯了的，我去幫你問問大夫。護士走後，愛珍和我們面面相覷，過一會又毫不在意地繼續講起了她的故事。
「二零二三年我體檢查出來腎癌，誰也不告訴，就家人知道。好在發現得早，做手術，拿掉一個腎，沒多久就恢復好了。我有個好姐妹兒，打小就認識，幾個月沒跟我聯絡，我也沒找她。到秋天，我才接到她電話，她問，我們能見個面嗎？於是就約在頤和園見面。到了頤和園，坐下聊了聊，她說沒聯絡我是因為她生病了，外陰癌。她一直以為是婦科病，到處找醫生都沒看好，結果變了癌症。怕我擔心所以沒說，治好了才告訴我。我也告訴她我的事，還沒說完我倆就在那兒抱頭痛哭。頤和園的湖邊很多人來來往往，看著我倆。不管，就抱在一起哭。」愛珍眼睛泛紅，大家沉默不語。我想像著秋日波光瀲灩裡痛哭的人，這是個柳暗花明慰藉人心的故事，她本可以一次又一次溫情地講述，然後別人會說，都過去了，現在很好。如果癌症沒有再次降臨的話。命運之手的反覆無常令人感到惡寒。
剛開始早晨第一包化療藥的輸液，我就噁心不已。攝入排出的液體量相差太遠，用上了利尿劑，之後立刻在病床和廁所間往返不斷，終於在一陣頭暈目眩中，我彎腰在馬桶邊劇烈嘔吐起來。以往生理上極度難受的時刻，總有些意想不到的東西會從潛意識飛進腦海，有時是一支廣告歌不知所謂地盤旋，比如香港Donki冷凍蟹櫃的「買啦～螃蟹」，有時是對某個噪音極度敏感，比如病房裡儲物櫥門關閉的吱呀一聲，我總覺得早在哪裡聽過，於是頭痛閉著眼時仍提起心，等著鄰床家屬再次把它弄出聲響，好讓我更接近記起那個聲音本源的邊界。嘔吐進行中，The Bucket List裡Edward Cole的台詞忽然清晰地浮現：我現在開始羨慕那些心臟病突發而去世的人了。他掙扎著扶著水洗手池站起來，對著鏡子自語。濕透的頭髮和臉。
等意識恢復過來，轉過身，整個病房的陪護家屬都站在我身後。從他們的臉上神情可以推測出我的樣子糟糕程度。在家人攙扶下走回床邊，愛珍坐得筆直，看著我問：吐出來了，好受些了？我點點頭。我想我回到了人間。你臉煞白，愛珍說，快躺下。
愛珍叫她的丈夫回家了。睡不慣陪護的充氣床墊，他的腰疼得厲害，晚上睡覺時，他在翻身中不自覺發出痛苦的呻吟。護士問，你接下來誰陪護？愛珍說，我大姐，她下午就到。她繼續補充：不過您有什麼事都得要跟我說了，我大姐是聾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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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小的大姐在兩歲時發高燒喪失了聽力。愛珍跟她比手語，交代要做的事情。我們驚異於愛珍手語的熟練，她說，姐弟幾人中只有她會，是因為從小她和大姐一起上學，一起回家，幫她把欺負她的同學罵回去。大姐讀完六年小學，沒再讀下去。長大了，和一個同樣失聰的男人結了婚。愛珍說：我媽走前把房子留給了大姐，我們姐弟幾個都沒意見。你們別看他倆殘疾，他們現在過得很好，有個兒子能聽見，頭腦特聰明，賺很多錢。
大姐開始幹活，病房裡的其他人都看著她。她根本不在意這種凝視，因為她專注。她專注於任何她正看著、摸著的東西。她站在窗邊準備燒開水，試圖擰開五升裝飲用水的瓶蓋，但怎麼都無法成功，因為瓶口有一層塑料紙封口，她似乎不知。看著她用盡全力和那瓶蓋纏鬥，於心不忍，兩個家屬都想衝上去幫她，愛珍卻說，別幫她，讓她自己來，她做事喜歡用蠻力，又不動腦筋，說了也不聽，你們幫了她，下次她還是不懂。兩個家屬只好不動。大姐背對著我們，我擔心愛珍的話太刺耳，但又忽然意識到，大姐是唯一聽不到這話的人。我們繼續在背後看著她，她終於琢磨出箇中玄機，打開瓶蓋，滿心歡喜地向愛珍展示，愛珍無聲地向她豎起大拇指。整個病房都松了口氣。
到了晚上，家屬們都要去走廊裡，給睡覺的充氣床墊充氣。愛珍請我的家人帶大姐同去，但去了很久都未回來，愛珍拖著輸液管站在床邊往病房門外看。哎，她肯定學不會，愛珍自言自語道。愛珍一直擔憂地站在那裡，直至大姐拖著充足氣的床墊回來，微笑不斷地向我們彎曲拇指。愛珍說，她在跟你們說謝謝。大姐又突然指著愛珍的手啊啊大叫起來，原來因為站立太久，她的輸液管嚴重回血。大家想叫護士，愛珍卻擺擺手：沒事，我本來就容易這樣。她這才躺下，任由觸目驚心的一段幾十釐米長的血紅色輸液管掛在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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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強化療終於結束，不再需要輸液到凌晨，也不再感到強烈的反胃，只是整天虛弱無力地躺臥，睡去或醒來。夢裡的自我也漸漸有了患病的知覺，場景由以前生活的地方變成了醫院，有時在夢中跟人解釋著我生病這件事，還會因為在夢裡忘記了戴口罩而警鈴大作。有次從晦暗濕滯的眠夢中睜開眼，看到愛珍在和大姐聊天，我終於想起戴上眼鏡。入院那天，我坐在床邊把耳環項鍊一一除去，也摘掉了眼鏡，然後再也沒戴過。人沉浸在化療的痛苦中，沒有把世界看得清楚的必要，模糊得反而很應景。但看到愛珍和大姐握手言歡，我忽然很想看個仔細，於是悄悄地摸到枕邊的眼鏡，把它戴起。
幾年前我曾經坐在巴士上層，看到過一對夫婦在路邊用手語吵架。二人之間隔著一段距離，路人在其間穿梭，在他們手指充滿力度的抓握、甩動、指向之間，激動和憤怒顯而易見，但我竟然覺得姿態無比優美。我絕無美化他人苦難的意思，事實上我也常提醒自己不要對非健全人士投射過分的凝視，但那天從巴士上看到的場面，使我無法移開視線。
愛珍坐在床尾，大姐和她面對著面，坐在床尾旁的椅子上。愛珍用手語說了些什麼，大姐按住胸口，作出驚訝的表情，又比了一串手語回應。愛珍繼續說，大姐不解。愛珍用輸液的那隻手在疊起的棉被上劃了兩個字。大姐看著，點了點頭。然後，又笑著點了點頭。她將身體展開，無聲地笑得前仰後合。我想她們達成了某種共識。愛珍又繼續說下去。
她們在聊些什麼，我完全不懂。但那一刻她們所處的，以手指摩擦的細微聲響拓開的一方空間，在病房裡獨立出來。就像向一座聖龕裡窺探，它的神性是我所不能了解的，而我卻很願意承認，自己的庸常與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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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化療漸進，每個人的血象都會變低，血小板跌破低值，護士就會要求家屬寸步不離，即使是患者去廁所也要陪伴身旁。但愛珍說什麼也不讓大姐陪她進廁所，總是自己浩浩蕩蕩地推著輸液架走進去，把跟隨她的大姐關在門外，因此不免被護士訓斥了幾次，但她仍舊不改。有次愛珍在廁所裡，剛好主治大夫查房，看到大姐站在門口，質問家屬為何不陪著在裡面等候，大姐著急地比手語解釋，愛珍在裡面大喊回答：是我不想讓她進來，我自己能行。主治醫生說：刁愛珍，我現在需要跟你討論一下你的病情。愛珍大喊：你能等會兒再來嗎？我在上廁所呢。病房裡餘下的人都忍不住無聲地笑了起來。對於繁忙的主治醫生，無論是家屬還是病患本人都是懷著卑微的態度，怕錯失與其交流的任何一句或任何一個機會，愛珍卻頗有種將他們呼來喝去的主體性。
我的白細胞終於降到危險值，轉去了層流病房。從那次開始，我一共進行了三次化療，最長的一次住院五十五天。在整層的病房裡兜兜轉轉，遇到了很多的人，但再也沒有遇到像愛珍這樣的病鄰。我想也許是因為我跟她在一起的時候很短暫，我也未曾見到過她衰弱的樣子，於是她成為了一個神蹟般的生命象徵，我確信她一定會康復。這是我想要寫她的原因，我一早就想過，如果要寫關於患癌的事，必須從愛珍寫起。
在醫院裡，和一個病鄰相遇的故事並不會有什麼結尾。尤其是血液科，我在普通病房和層流病房裡無數次搬來搬去，身邊床位的人也一直流轉，有時一個病鄰來到，第二天就又搬走。如果緣分未完，或許會在下一次化療時再見；大多數時候，就不會再見到對方。抗癌是隱忍私密卻又極致暴露的體驗，但歸根結底，它是個體的戰役。我始終暗中觀察著別人暴露的部分，作為對自身所承受痛苦的一種觀照，這令整個歷程，變得沒有那麼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