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背景——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社会思潮
有两条线索可以简单总结欧洲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社会思潮。
民族主义
首先是民族主义的崛起。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与“主权在民”的思想密不可分，而“主权在民”的概念最早发端于法国。法国大革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由本民族人民共同行使主权的国家，以取代原来由君主专制独裁的国家。然而，革命的诉求在人民推翻君主专制政府后的数年间依旧未能实现，新政权所带来的动荡反倒使法国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1799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试图以强人之姿一举打开内忧外患的局面。这位军事天才在上台前本就立过赫赫战功、被视为保卫共和国的英雄，上台后对外更是英勇强硬，不仅击退了试图扼杀革命政权的反法同盟，还要反将一军，对进攻法国的君主的领地实施军事占领。于是，大革命所推崇的“主权在民”的思想很快便随着军事占领的步伐而蔓延欧洲各地。对于被占领地区的人民来说，他们虽在思想上受到了启蒙，但在情感上显然无法对法国人感恩戴德。外邦人的入侵使得民族情绪空前高涨。在德国、意大利等地，人们渐渐意识到封建制度造成了民族长期分裂的局面，各邦国因此积弱不振，唯有联合为统一的国家才能抵御强敌。
拿破仑的政治生涯辉煌而短暂，不久便随着战事失利而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他对欧洲人思想的影响却极其深远。欧洲各民族建立统一国家的愿望与“主权在民”的思想微妙地交织在一起，在十九世纪中期将迎来一次集体性的爆发。四十年代时，革命的张力已经弥漫于四处，各地流亡者在法国等地建立起密谋组织，为推翻君主独裁、建立民主国家而积蓄力量。
自由还是平等
另一条线索可以简单归结为：新兴的左派力量对盛极一时的右派力量的一次挑战；前者追求结果平等，后者追求权利自由。
英国——自由主义的是是非非
双方势不两立的形势其实早在启蒙时期伏尔泰与卢梭的矛盾中已可窥见一二。伏尔泰从英国带回法国的理性精神，正是一股自由主义思潮。他所崇拜的政治学者洛克在十七世纪已将财产权视作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正是在个人财产有所保障的基础上，一切竞争和个人奋斗才具有意义。到了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进一步探讨了逐利行为的积极意义，认为在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的暗中引导下，个人盲目地相互逐利实则无意中促成了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促进了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要做的便是鼓励公平竞争、确保市场能按良序自由运转，那么财富便自然从中滚滚而来。可见在上层精英的认知中，自由主义已经与国家的富强联系在了一起，是国家屡试不爽的生财之道——真可谓自由“价”更高！
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自由主义思潮的流行，造就了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所亲眼目睹的穷人之悲惨境况。
1764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以宝贝女儿的名字命名了一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良纺纱机。自那以后，越来越多的先进机器率先在英国被投入生产活动。机器的大量投入使用就势必导致工厂对人力的需求大大降低，而操作机器的技术含量又远远低于纯手工生产。于是在这两点的共同作用下，失业现象层出不穷，工人的工资一再降低——这几乎是市场调控的必然结果。那么工人能不能主动跟工厂主谈判，要求提高工资待遇呢？不行，因为议价谈判属于对市场的人为干预，破坏了竞争的公平性，最终势必导致自由市场的调控失效。所以，罢工作为一种极端的工资议价手段，当然是不被政府允许的。
更有甚者，自由主义还隐含了一层道德判断。自由主义所鼓励的自由竞争比的就是投入。投入越高，则收入越高。资本家要购入机器和原材料、租用厂房、组织生产、承担风险，而工人要做的呢，只是在流水线上机械地重复几个简单的动作而已，跟资本家的投入比起来实在微不足道。所以，一切贫穷皆有原因，要怪只能怪自己投入太少、不够努力！从这个角度看，罢工就更加不可理喻了。本身投入已少之又少，还有什么理由要求高回报呢？如果闹几次罢工就能提高工资，那岂不成了鼓励不劳而获？
在此背景下，英国便爆发了“宪章运动”。英国那一批最早步入工业时代的工人们很快便意识到现有的制度无法保障自己的权益，早先已发动多次起义，如提倡暴力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政府对此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不再认定工人结社为非法行为。到了三十年代，英国本土的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工人们集结在一起为进一步争权夺利而出谋划策。他们集思广益的结果是：要求政府扩大普选权，凭借人数优势用选票将工人代表送进议会，让其为工人发声、通过立法保障工人权益。他们的诉求被总结成了一份包含六点主张的《人民宪章》。自1838年起草完毕后，宪章主义者们就开始了漫长的请愿进程，最多一次征集了超过三百万人的签名，但每次请愿都以失败告终。其中也不乏许多激进分子组织暴动迫使政府妥协，但被镇压后依旧无济于事。在1848年最后一次声势浩大的请愿被拒绝后，宪章运动终于还是不了了之。但是，一场动员了如此多人数的运动，毕竟还是动摇了人们心中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在英国之后几十年的政治改革中，当年提出的六条主张中的五条都陆续成为了现实。
法国——狂热的平等主义理想
对循规蹈矩的英国人来说，就连工人运动这样颇具革命色彩的事业也得按规矩办事，最后办成了一次次呈递宪章的十年长跑。而同样的事业，一旦交给慷慨激昂的法国人可就全然是另一番风采了。比起程序的合法性，法国人显然更加看重理想的崇高性。
在法国的文化氛围下，已有诸多支持底层人民维权的理想先后诞生于此。这包括：卢梭对私有制的批判；邦纳罗蒂所提倡的“为平等而密谋”（平等主义），以及由此传承下来并在法国发扬光大的秘密结社精神；一些知识分子构想出符合左派理想的社区蓝图，后被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日本译作“空想社会主义”）”；有志向的流亡人士和全欧洲处境相同的工人阶级在法国左派氛围的熏陶下，彼此串联壮大队伍，逐渐发展出超越国家的国际主义倾向。
理想很美好，但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像英国人那样每一步都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固然不会出什么大差错，但实在缺乏效率。直到1912年，英国工人提出的六条宪章才基本成为现实，而这期间所经历的时间完全足够一个革命团体夺权建政了。但如果像法国人那样风风火火地闹革命，损失又实在惨重。而且任何对现有制度的公然挑战都容易被他人视作潜在威胁。大革命后，欧洲贵族多次组成反法同盟，不仅是因为那帮既得利益者思想顽固保守，也是因为他们对法国人民暴力血腥的反抗手段心有余悸。所以，越是激进的行为，越是需要一套自洽的理论来自我辩护。在行动上敢于不断迈进，在理论上还必须能自圆其说，这样一项事业的发展才能一往无前。法国通过一次次革命已经证明了自己充沛的行动力，而在理论这一方面，就轮到思想高深玄妙的德国人来发展了。
德国——从思辨走向行动
近代以来的德国一直是一个松散的联邦。政治上权力的过于分散导致该地区长期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在物质方面的发展远远比不上英法等欧洲资本主义强国。但是，物质上的波澜不惊背后却潜藏着思想上的汹涌暗流。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康德将欧洲近代以来出现的所有重要哲学思想都汇总进他的学说，并进行了一番整理。西方哲学的话语权自此被牢牢抓在了德意志人的手上。此后，不服气的年轻哲学家们对康德的学说进行了批判，等到他们的新学说发挥了影响力，又难免遭到更年轻一代哲学家们的批判。这个民族的哲思水平在一次又一次的哲学批判中便渐渐被推上了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高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行进运动中，诞生了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普鲁士哲学家。此人便是黑格尔，他在十九世纪开创了西方哲学史上最宏大的形而上体系，标志着近代启蒙理性的最高峰。其学说由于极大丰富了基督教神学的内涵，一度被普鲁士国王奉为普鲁士的官方哲学，风头一时无两。
自诞生以来，基督教历经无数西方哲学、神学家的扩展诠释，早已衍生出了一套注重理性的思辨神学。但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感性与浪漫精神的再度复苏，理性主义盛极而衰，基督教的权威也跟着受到了严峻挑战。起初，一群具有叛逆精神的的哲学学生们（即“青年黑格尔派”）发现当时大为流行的黑格尔哲学中存在着固有缺陷。他们试图批判并克服这些缺陷，没想到在批判的同时也彻底摒弃了宗教的神圣性，走向了无神论。而无神论毫无疑问违背了官方“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因此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绝不允许这些“异端”的学术观点在普鲁士王国自由发表。
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了挑战君主权威的学说，在目标上与追求民主共和的法国革命者不谋而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普鲁士的言论环境一再紧缩，二十岁出头的卡尔·马克斯作为当时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大呼对抗君主专制不能看天吃饭——国王一纸律令就能让人噤声，光靠笔头批判岂能与之抗衡？他怀着满腔愤慨，责骂德国人在思想上如此超前，在行动上却如此怯懦。最后由于无法自由发表观点，马克斯选择了离开普鲁士，转而来到巴黎这座革命之都。此后他开始亲身投入左派的革命活动，而他那极其善于思辨的大脑也没有停止运转，从革命活动中总结出了一套庞杂完整的理论体系（涉及本体论、社会科学理论和行动纲领），后世称为马克斯主义。
谁能料到，这一思想体系竟深刻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