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國還能代表誰：峰會正當性的根本問題

七大工業國峰會年復一年召開，但它能代表誰、能決定什麼，這個問題從來沒有被正面回答過。峰會的格式是一九七〇年代建立的，那時的世界經濟重心、政治版圖與今日差距甚遠。我不是說這樣的聚會毫無意義，而是說，若不先問清楚「代表性」這個根本問題，峰會的宣言很可能只是少數幾個大國向世界轉述自己的結論。

正當性不能靠歷史積累維持

一個制度若要長久，靠的不是「一直以來都這樣做」，而是它能否持續回應新的現實。當全球南方的人口與經濟份量愈來愈重，當氣候、債務、糧食這些跨國問題的解方必須由更多行動者共同承擔，七國的論壇若不設法重新定義自己的角色，正當性便會以緩慢但確實的速度流失。正當性從來不是靜態的財產，它必須在每一次聚集的現場被重新掙得，否則就是在消耗過去的存量。

承接比聲明更需要組織能力

峰會結束之後，宣言是現成的，但把宣言轉成政策、把政策轉成能被普通家庭感受到的改變，這一段才是最費工也最容易被遺忘的工序。組織能力若不跟進，再精準的共識也只是一次消耗，等下一個危機再把它覆蓋。全球治理的真正考驗，從來不在峰會現場，而在散場之後誰還留在那裡接著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