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分作文

我在读《战争与和平》时，有时会想到《四世同堂》。

说实话，四世同堂我没读完，甚至可以说只读了一小部分。我很喜欢老舍的语言风格，他对普通市井生活的描摹，大概是中国作家里独一份的。之所以没有读完，是因为越到后来，我对于他但凡提到战争和日本人时马上激昂起来的情绪化越消化不良了。

当然不是说恨侵略者、恨战争贩子这件事有错，而是说，按我的理解，出色的小说家，在写小说时，应该让自己的情绪保持适当的克制。就像人吵架时，往往很难好好讲话一样，老舍在《四世同堂》中经常让我感觉他下笔时带着满腔的怒火，带着强烈的想要控诉甚至痛骂“倭寇”的欲望，从而也影响了我读小说的心态。他让我想起郁达夫在抗战期间写的那些“战斗檄文”（那时刚读完郁达夫），但郁达夫写的是杂文，发在报纸上，本身就是为了鼓舞士气。

话说回来，挑老舍的毛病也不是为了讲老托的好。我也没有很喜欢《战争与和平》，尤其老托长篇大论反复讲他的“历史观”的那些段落，都让我觉得冗长且没有必要。好好的小说，非得写成议论文是想干啥呢？但谁让《战争与和平》和老托的江湖地位非《四世同堂》和老舍可比呢？于是想到了难免作个比较，why?后来以自己粗浅的见识为依据，总结出几条很不成熟和客观的原因，以图自洽。

而今天又想起来，觉得有话想写，是被传得到处是，想假装看不见都很难的高考作文题勾起的。今年的高考作文，给了老舍、艾青和穆旦的三句话，让学生根据联想写一篇文章。三句话不论，我只看到这三个名字，就心中心一凛。这敢联想？当然，出题的人大概是吃定了没有学生敢有“错误的联想”这点，才勇于出题。但也实在不能不使人些许诧异，作文而已，这世上能写的八股文章，能写的事和能写的人都海了去了，何必揪他们出来呢？尤其老舍。想起之前听许子东老师的播客，讲到老舍自杀前的一天，讲他踌躇满志西装笔挺去文联，讲他想要主动参于文革，讲他有志于有一天把文革搬上舞台，讲他正好撞上一帮四处拉人陪斗的小造反派，讲他被不明不白定为现行反革命，讲他第二天就投了太平湖。

我刚想起他们的遭遇时，想到一个词，“受尽屈辱”。但当我又回去重读了一遍许子东的文稿之后，才发现，老舍其实只当了一天现行反革命，和真正饱受摧残几十年的艾青和穆旦，以及许许多在反右中被他写文章批判过，又在后来的文革中成为重点“照顾”对象的文人相比，几乎不值一提。

据说，有些被老舍写文批判过的“右派”和“现行反革命”，多年以后对此表示了理解，因为他们从他的批判里看到“言不由衷”。也有很多人，表达了对老舍后来投湖赴死这件事的“尊重”，他们认为老舍这是“为后代文人做出的不甘屈辱的示范。”还有人认为，老舍在政治上、人生上，至死是单纯的，稀里糊涂的。但当我想在这些说法里找出来个最大公约数，以简单勾勒老舍的个人形象时，却发现很难。

如果老舍那么看重个人尊严以至于不甘一日屈辱而慷慨赴死，那他怎么又能对践踏他人尊严之事做帮凶呢？如果他只在乎自己的尊严而不在乎别人的，那他又怎么配得到“单纯”这样的评价呢？又如果他真的是个单纯的人，他又怎么能写得出需要“事实洞明，人情练达”的好文章呢？

想来想去，无法自圆。只好也稀里糊涂给自己个交待，姑且认为老舍先生最初是真的怀着诚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而后来，经历了反右、大跃进等历次政治运动，他的信仰有那么一丝丝动摇，于是他言不由衷的批判。他大概不知用了什么办法，也许类似虔诚的信徒在对神有怀疑时马上提醒自己不该这样，用“阿弥陀佛”或“求主原谅”来正念一样。而其实他在每次批判别人之后，也给自己内心埋下了悔恨的种子。直到他也成了现行反革命，这种子连同冤屈、恐惧、绝望一起长成了参天大树，顶破了信仰的天空，天于是塌了。

这是我的联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