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體、知識與方法（三）

3.方法：從紀錄、文本到觀看 

    從紀錄片所為何物，我們意識到，它的背後可能存在著不同的慾望或典範，換句話說，當我們不假思索、理所當然地將它視為影視產品或藝術創作，就可能隱蔽了其他的可能性；而從再現真實如何可能，我們意識到，如果僅僅關注於作者或導演如何再現被攝對象，則可能忽略了它背後隱含著差異的認識論立場，乃至於忽略了以被攝對象作為主體性的思考。

    正如視覺方法論的觀點，影像的意義乃是在三個地點（site）被製造出來，包括了生產影像的地點（production）、影像自身這個地點（image）及影像被觀者觀看的地點（audience），其中又各自有技術的（technological）、構成的（compositional）與社會的（social）模態（modalities）（Rose, 2001╱王國強譯，2006）。

    就紀錄片而言，也是如此，Nichols（1991, 2001）提出製作慣行（practice）與影像建制（institution）的三個面向，一是製作人（filmmaker），它涉及到製作資助的來源形式、對於被攝對象的控制程度、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兩者有無共識的觀點、版權發行的權利分配等等；二是主體或社會行動者（subjects or social actors），它涉及到他們是如何被組織結構而成為影像文本（text），以再現真實的時間、空間及因果關係；三是觀眾（audience or viewers），涉及到文本與現實的關係、觀看的假設與期望、基於什麼樣的動機、想激發什麼樣的慾望、將成為什麼樣的施為者（agency）。

    換句話說，我們有必要重新看待紀錄片作為媒體或中介，它存在著一個從紀錄、文本到觀看的文化生產迴圈，同時，進一步去反思其中的製作慣行與影像建制，包括了為何作紀錄、誰紀錄誰、如何紀錄、再現了什麼真實、又給誰觀看等等提問。

    借用謝國雄（2007）的「田野工作的四位一體」（存在論、知識論、基本議題、技法），在從紀錄、文本到觀看的過程之中，我們必須不斷去反思或被質問的正是：（存在論）為何要製作紀錄片？（知識論）紀錄者或被攝者，誰可以認識並再現真實？（基本議題）紀錄片的觀點是什麼？（技法）使用田野蹲點、參與觀察、參與實作、社會學介入、深度訪談或口述史的方法？ 

參考資料

王國強譯（2006）。《視覺研究導論：影像的思考》。台北：群學。（原書Rose, Gillian. [2001]. Visual Methodologie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preting Visual Materials. London: Sage.）

謝國雄（2007）。〈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頁3-35，謝國雄編，《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台北：群學。

Nichols, B. (1991). Representing Reality: Issues and Concepts in Documentar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Introduction to Documentar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