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謝靈運「寓目之美觀」在六朝以前各種可能因素的啟廸(第一節：遠古文化的啟示)
自六朝以降，尤其在謝靈運(385-433)之以前後，跟「寓目」有關的詩語、觀念大量湧現，此等文學現象、文學經驗的出現，固然是經過前人日積月累的成果而來的。而一個文學創作審美觀念的建立，也是經歷了過去點滴相關的經驗而成的。謝靈運在文學史上正式提出他的「寓目之美觀」，較之於其詩被認定為山水詩的鼻祖，來得更為確實清晰。一方面，從他的作品來看，既可以找到有關觀念的痕跡；另一方面，在他的不少作品中，從詩題、詩語、句法及結構佈局來看，也體現了這觀念的影響。
謝靈運在文學史上提出「寓目之美觀」，既有他的個人因素，也有時代的因素，更有歷史、文化的諸因素。就後者而言，是從宏觀的角度出發來看有關的情況，即從過去的文獻資料，我們可以尋找跟「寓目之美觀」相關的觀念、經驗或現象，然後加以分析及研究。儘管此等資料或許跟謝靈運的「寓目之美觀」未必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但是我們也不能夠忽略。因為在文學史的長河中，一個文學觀念的建立，是可以從許多表面看似不相關的經驗或觀念揉合而來的。儘管如此，對於過去的文獻資料，尤其跟「寓目」的經驗或觀念相關的，我們始終最為著重，並會列出及加以分析、研究。
2.1遠古文化的啟示
2.1.1「大陸文化」戰勝「海洋文化」
中國多元文化的累積與發展，其最古的基層文化，可說是發生和成長於亞洲地中海沿岸的海洋文化。[1]所謂亞洲地中海沿岸，是指亞洲沿太平洋東南兩岸，為弧形的島嶼所環繞，自北而南，包括千島、日本、琉球、台灣、菲律賓、馬來亞，以至安達曼群島。在這一連串的弧形島嶼與亞洲大陸中間之海，可泛稱為亞洲地中海。亞洲地中海為南北向，可以台灣分劃為南北地中海，或稱之為北洋和南洋。[2]
海洋文化，就是人類緣於海洋而生成的精神的、行為的、社會的和物質的文明化生活內涵。「海洋文化」與「陸地文化」(或稱「大陸文化」)也是相對的文化。[3]古文化學者凌純聲認為，五十萬年前周口店北京人可能是濱海而居的，因為那時中國北方尚無現今的黃土層，渤海灣是深入內陸的。他又認為那些居於大陸沿岸的土著民族，中國史書稱之為「夷」，因為生活於亞洲地中海岸， 所以他們的文化，就可稱為「海洋文化」；而在中國遠古時代，那些來自青海高原和黃土高原的華夏民族，其文化就稱之為「陸地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文化是以內陸平原為出發點，逐漸推廣至沿海一帶的平原，其趨勢自西北而東南。[4]隨著華夏民族不斷向南向海拓展，[5]把那些原屬於海洋文化的少數部族納入華夏民族之內；最終華北平原融合華夏與東夷海陸兩文化而成的中原文化，戰勝了江南和嶺南的夷族文化。而代表著海洋文化，即夷越民族文化特質的「珠貝、舟楫與文身」，最終也被代表著大陸文化，即華夏民族文化特質的「金玉、車馬與衣冠」所取代。[6]
2.1.2「金玉、車馬與衣冠」取代「珠貝、舟楫與文身」
根據凌純聲的說法，古代海洋文化的特質在於「珠貝、舟楫與紋身」三者，並與內陸華夏民族的「金玉、車馬、與衣冠」三大特質對比之。當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有趣而重要的現象，那就是內陸華夏民族的「金玉、車馬、與衣冠」，頗有利於寓目觀念、經驗的生成與發展。
首先，在遠古海洋文化中，無論舟楫的技術發達與否，濱海而居的夷人生活也是絕不好過的。《越絕書》卷八：「勾踐伐吳，霸關東，徙瑯琊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勾踐乃身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姚稽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勾踐喟然嘆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 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7]
以上勾踐的話，頗能道出南夷生活的特色，「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數句，說出了居於海洋的生活絕對是危險及難於駕馭的。
《越絕書》卷四說到越王勾踐回國，陰謀伐吳。問於計倪，也道出了海旅絕不易為：「吾欲伐吳 ，恐弗能取……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濬流，沉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能救，不知命之所維。念樓船之苦，涕泣不可止。」[8]
由此可見，因為生命常受威脅，海旅生活不易為。「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水天一色，也可說是一無可望。
相對於大陸文化，車馬的特質，頗讓人有踏實之感。劉師培說：「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間，多尚虛無。」[9]套用劉師培的話於寓目之經驗中，車馬行於土地，較之於舟楫行於大海，實在來得踏實，也便於觀望四周。
其次，代表大陸文化特質的金玉，較之於海洋文化特質的珠貝，更易令人奪目。《大雅．棫樸》：「追琢其章，金玉其相。」[10]此詩是歌頌周文王的，其中金玉者為比，喻其精純，道出文王之本質。[11]《小雅．白駒》：「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12]亦以金玉比之於貴重之意。[13]金玉與珠貝，雖同為寶物，但論精純奪目，前者尤勝後者。所以凌純聲認為華夏民族早於夷人採用金玉製兵器、作寶貨，挾其金玉之利器入居中原，自西而東，最終戰勝夷人海洋的珠貝文化。[14]
接著，若論衣冠與文身，何者令人悅目，站在當時的文化角度而言，又該是前者勝於後者。代表著夷族海洋文化特質，文身，早見於文獻之中，《禮記．王制》：「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15]《墨子．公孟》：「昔者越王勾踐，剪髮文身。」[16]《史記》卷四十三：「夫剪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卻冠秣絀，大吳之國也。」[17]《史記》卷三十一集解：「應劭曰：『常在水，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18]吳越海居民族，斷髮文身，生存保命是前提，悅目與否，則見仁見智。
但可以肯定的是，華夏大陸文化戰勝了海洋文化，代表著衣冠文化成為了標準。在《墨子．公孟》中，公孟子戴章甫(高冠)穿儒服見墨子，跟他討論「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的論題，從中可以看見當時衣冠作為重要的文化標準的情況。[19]在《論語．堯曰》中，孔子也有相似的見解。當子張問孔子如何能從政時，孔子提出了「尊五美」的看法。其中有「威而不猛」一條，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20]由此可見，在華夏大陸文化確立的時代，衣冠正，才能治理天下。
當衣冠成了其時文化的特質後，也就成了人們心中的尺度。這樣的思想，不論對當時或後來，都有一定影響，《管子．形勢解》：「衣冠正，則臣下肅……衣冠惰，則臣下輕之。」[21]《韓詩外傳》卷一：「《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22]這裏可要注意的是，衣冠，成了人們悅目的尺度；就此來看，衣冠文化的出現，也正是令人有悅目經驗的開始。
2.1.3小結
凌純聲認為，太平洋上的中國遠古文化，是在中國原史時代，傳說三皇五帝時已有的文化。[23]隨著當時大陸文化入主中原，代表著大陸文化特質的金玉、車馬及衣冠，為人們大量應用，相關的文化觀念亦得以確立，漸漸成為人們文化的標準。悅目的經驗、觀念，可以說是因為大陸文化的特質而得到相應的發展。
[1] 凌純聲：＜中國古代海洋文化與亞洲地中海＞，輯於其書：《中國邊疆民族與環太平洋文化》(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9年7月初版，頁335(335-344)。
[2] 凌純聲：＜太平洋上的中國遠古文化＞，輯於其書：《中國邊疆民族與環太平洋文化》(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9年7月初版，頁409-410(409-415)。
[3] 黃聲威：＜淺探海洋文化＞(上)，《漁業推廣》，2000年11月，170期，頁42(39-49)。此文共分上下兩篇，下篇為＜淺探海洋文化＞(下)，《漁業推廣》，2000年12月，171期，頁39-44。
[4] 張其昀：＜中華民族的地理分佈＞，輯於凌純聲編：《邊疆文化論集》(上)，1953年12月初版，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頁20(19-37)。
[5] 凌純聲：＜中國邊疆民族＞，輯於其書：《中國邊疆民族與環太平洋文化》(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9年7月初版，頁10-11(5-19)。
[6] 見註1，＜中國古代海洋文化與亞洲地中海＞，頁337-340。
[7] [東漢]袁康撰，楊家駱主編：《越絕書》，台北，世界書局，1981年5月第3版，頁111-112。
[8] 見註7，《越絕書》，頁65。
[9] [清]劉師培(1884-1919)：＜南北文學不同論＞，輯於陳引馳編校：《劉師培中古文學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6月初版，頁261。
[10] 程俊英、蔣見元著：《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8月第二版，頁768。
[11] 陳啟源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皆言文王之聖德……金玉者其質，比其精純也。」見[清]陳啟源撰，孔子文化大全編輯部編：《毛詩稽古編》，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91年10月第1版，頁584-585。
[12] 見註10，《詩經注析》，頁536。
[13] 王先謙(1842-1918)曰：「金玉者，珍重愛惜之意。」見王先謙撰，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台北，明文書局，1988年10月初版，頁644-645。
[14] 見註1，＜中國古代海洋文化與亞洲地中海＞，頁338-339。
[15] [清]孫希旦撰，王星雲等點校：《禮記集解》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5月第2版，頁359。
[16] [清]孫詒讓(1848-1908)：《墨子閒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頁31。
[17] [漢]司馬遷(元前145-元前86)：《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1月第14版，頁1808。
[18] 見註17，《史記》，頁1446。
[19] 見註16，《墨子閒詁》，頁30-31。
[20] 程樹德撰：《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8月第1版，頁1370-1373。
[21] [周]管仲(?-645B.C.)撰，[唐]房玄齡(578-648)注：《管子》(四庫全書第72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12。
[22] 屈守元：《韓詩外傳箋疏》，成都，巴蜀書社，1996年3月第1版，頁82-83。
[23] 見註2，頁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