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FIRST 的 F，是方言的方
本文于2026年7月发布于《THE FACE中文版》，为杂志母语电影专题组稿，标题：《FIRST 的 F，是方言的方》，编辑：旁立。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PX505kg0WBfp0PVJdTCPQ
飞机刚落地西宁曹家堡机场，我刷到第一条朋友圈：FIRST 的 F，是方言的方。
发这条内容的是我的一位念电影学的犀利友人，@吗的在北电。来到 FIRST 青年电影展的第一个下午，她就接连看了一部长片和三部短片，全方言阵容。
走出机场后，我立即打开 FIRST 官网开始大点兵：藏地的、潮汕的、云贵川的、江浙的，说陕西话的、粤语的、闽南话的、湖南话的……地方语言几乎遍布整张片单，粗略一看已超过半数。还有一些我暂不确定，但从简介看口音也挺重的。
车，载着我趋近影展的活动范围，路上越来越密集的海报、展旗、横幅上出现了前几年没见过的标语：西宁，FIRST 电影之城。
我从另一个“电影之城”上海来，知道打出这个口号背后藏着一些野心和诉求。今年的训练营主题就定为了“新西部电影”，五组创作者要就地完成命题创作。但影展如何策略性地与地方建立关系，并不是我真正关心的问题。
就像我后来意识到，想在媒体发布会上提问评委邵艺辉的问题，是一个听起来紧扣主题、但我并不好奇答案的假问题：
“您的作品一直带有鲜明的地域气质。您怎么看今年主竞赛中大量出现的方言？又会如何判断，它究竟是创作者回溯自身时无法绕开的母语，还是为了快速建立现实感和地域差异而作出的外在选择？”
幸好，发布会主持人并没有选中我！
电影中频繁出现方言，并非一个新的现象；追问它出现的目的和机制，不再是这个阶段的命题；辨认它的来处与去向，也已经变得困难。
带着方言的命题走进第 20 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的现场，实则是在寻找一种新的语言。
01 管你说了什么呢，我听懂了
“我好喜欢你们这部电影里每个人在说不同的方言！”影厅门口，一位女观众激动地对主创说道。影厅里刚刚结束本届 FIRST 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山中来客》的放映。
我还没看上这部电影，只听闻它和“浙江电影新浪潮”有点关系。然后我能明显看出说这话的观众和主创是朋友。只要连续来过几年 FIRST 青年电影展，这里几乎遍地都是互相认识的人，乌泱泱一大片人里总会自由成组，两两 small talk。这也意味着，走出影院后，你总要找到一个角度对电影说点什么。
所以，你懂的，此刻的反馈是真是假，很难说清楚。毕竟，在这个海拔高、太阳烈、又夜夜笙歌的地方，人们总是甘愿沉进一种扑面而来的眩晕感里。而在听见那句很像憋出来的“赞美”时，我已不怀好意地打开豆瓣，试图刷出别的评价。
网很差，页面弹出来之前，一组完全相反的声音率先跑进耳朵：“就是有点把方言当时尚单品，让两个讲不同方言的人无障碍交流，不喜欢这种真空和嫁接的东西。”
我没有因为终于听见批评而满足，反倒是感到一阵熟悉 —— 也许，这才有点像 FIRST 了。它是一个四面八方声音交织碰撞的地方，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场景。
几天后，我又错过了《山中来客》的另一场放映，但在影院附近的面馆与那位女观众重逢，终于有机会追问。她说：“我是觉得很有趣。导演似乎完全不考虑角色会不会听不懂，就很强硬地让每个人各说各的，有四川话、川普、粤语……”
在她看来，方言本来会带来一种认同感，也会区分“我”和非我族类，但在这部电影里，这种区分消失了。“管你说什么呢，我听懂了。然后我说我自己的，你也听懂了。”说着她拍手称快，看起来的确不是在找角度硬夸。
听她讲话的时候，我想起在影院意外偶遇了我在上海认识的柬埔寨朋友。虽然英语水平烂如我，根本无法与他顺畅交流，但我们在微信聊天（自动翻译版）里聊得蛮愉快。
这是他第一次来 FIRST，因为参与了 FIRST FRAME“她的一帧”单元的入围影片《椰林空地》的选角工作。这是一部讲述柬埔寨女性来到广州，在生育和家庭之外寻找出口的短片。今年这个单元里，还有不少这样生活在语言缝隙中的人：异国新娘、海外留学生，以及拷问“客居”这种切身经验的人。
后面几天，这位柬埔寨朋友跑去了西安。一是太想看兵马俑了，二是西宁太干燥导致他生病了，他表示：“My body needs humidity to survive！”（我的身体需要湿度才能活！）我这个泡在西南水汽里长大的四川人，完全能懂。
那天我走出面馆时，锅庄广场开启了“西宁的夜”，这是 FIRST 影展的露天音乐演出板块，也是这个青年影展里最“青年”的部分。
台上的马飞乐队用陕西关中方言唱起歌，来自不同地方的电影节观众随音乐和晚风摇摆，动作幅度很大的那种。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共振，又想起那位女观众说的“听懂”，想起柬埔寨朋友的狼狈 —— 究竟是真的理解，还是被制造的一场短暂幻觉，也许我们都不知道。
02 真勒蛮？
来 FIRST 之前，我就已经在影迷群里看到几名自称来自云南的电影人在推荐主竞赛入围影片《七分熟》。还刷到了院线云南电影《翠湖》的导演卞灼的小红书，发了本片的海报并配文：给大家推荐云南的创作者。
以至于，我在看这部电影前三分之一时还很困惑：故事发生在大理，但女主角讲的话怎么又像重庆话又像四川话的？难道这三个地方话这么像吗？后面才知道，她是来自四川邻水的“新大理人”。在定位上，邻水的确更靠近重庆。
她来到大理，是想让孩子拥有成为“快乐自信的文盲”的成长环境。影片拍摄的，正是她一边为孩子寻找新学校，一边远程准备博士答辩的生活。但这并不是一部批判教育系统的电影。它更像一场虚实相生的自我剖白，描摹一个“well-educated loser”的女性四分五裂的处境。
片中的女主角叫“章昕”，片外的导演叫“张歆”。她自编、自导、自演，现实身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博士，也是一位单亲母亲。
面对孩子，她是时间随时会被打碎、又必须永远耐心的妈妈；面对生病的母亲，她是那个被要求更加懂事、承担陪伴责任的女儿；在学校和工作场合，她又必须使用学术语言，解释自己的论文和研究。她总是在向不同的人“翻译”自己的选择，是名副其实的“多语者”。
有意思的是，章昕与张歆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正是贾樟柯电影中的方言。影片里，我们听见了一小段她的答辩内容，大意是方言同时牵连着阶层、教育、职业，以及一个人对自身的文化想象。这也微妙地呼应着她在现实生活里不断切换语言和身份的处境。
映后的某个晚宴上，我碰见了导演张歆，像是闯入了《七分熟》的后台，在这场虚构与真实的游戏里窥见更多的对应关系。
身旁的朋友知道我很喜欢《七分熟》，鼓励我想采访导演就上去说，又建议把她身边云南的创作者都了解一遍，比如制片人泥巴和剪辑指导汪迪，他们都在筹备自己的电影，由此我可以看见一幅“滇浪潮”的图景。
我一下子还想不到那么远。
还是先解决怎么开口社交比较要紧。
然后就很突然地，我走到张歆面前，说：“我也是四川人。”
她旁边的剧组成员立刻用四川话接了一句：“真勒蛮？”
我点点头，又补充说：“片子里的口音是偏向重庆那边的。”像是在证明自己是个彻底的“内行”。出门在外，共同的语言就像个暗号，不仅助人丝滑社交，还能让人品尝到从片内延续到片外的余韵。
随后，我提起她的博士论文。因为磕巴，又自然切回了普通话：“你博士论文真做的贾樟柯方言研究吗？”说实话，怎么用四川话说出“贾樟柯”几个字，我都要想半天。
我一直觉得，像我们这些对家乡没有太多情感的人，它只在“有用”的时候出现一下就好了。也许还能获得旁人“你一点四川口音都没有”的“夸赞”。不过张歆导演回复我的不是这个，而是另一句我无法忘记的话：“真的是我的博士论文，而且我的博士论文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我不怕。”
言外之意让我们笑着看向了对方。
美妙的后台。真真假假，眩晕之外，夜夜笙歌也会迎来“自反”的时刻。
03 可以解读很多，但没必要
今年各个单元颁奖结果陆续出来之后，总能听见一种声音 —— FIRST 是不是想蹭一波潮汕热？
潮汕电影《倒转来去》的导演李炯达和李炜两次登上了 FIRST 主竞赛的领奖台，一次是获得“一种立场”奖，一次是荣膺最佳导演奖。第二次发表完获奖感言后，其中一位感叹道：潮汕电影新浪潮真的来了。
据说，后面一句是卑微的“我们很幸运可以成为这场浪潮中的一朵小浪花”，结果台上紧张加上被催场，就把后半句给漏了。
李炯达在潮汕生活 17 年后离开，此后六年回家的总天数不足 150 天；而李炜成长于广州，高中返回潮汕读书后才学会潮汕话。电影处理的，也正是他们如何面对那些自己曾经离开的生活。
而全片最浓烈的情感，几乎都绕过了语言，摩托车穿过了基督教、佛教、道教、民间信仰和地方习俗交织的场域，人物频繁拿起照相机记录的动作占据了观众主要的目光，充满了哀悼气息，也接近一代青年人的本能表达。
两位导演在映后提到，自己曾经是 FIRST 的官方摄影师，是四年前在这里看到了潮汕导演陆晓浩的《之后的一周》才意识到，自己也可以回家乡拍电影。
与之形成呼应，今年超短片单元的获奖影片《寂坟》，也是一部潮汕电影。它改编自潮汕作家王哲珠的小说《祭坟》，主演陈大捷也是《倒转来去》中父亲的饰演者。导演肖泽宇穿着睡衣上台领奖，说手机拍摄让他获得了用笔写字般的“作者性”，也特别提及了影片背后有一张潮汕电影的在地支持网络。
“蹭”并不是一个绝对贬义的词。电影节展本身就是一个对创作现象进行命名、放大甚至再定义的地方。FIRST 似乎在验证一种可能：过去互不相见的人，终于找到了观看彼此的方式。因为某部很火的作品、某些终于冒头的人、某种久违的声音，地方与地方由此接通，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在慢慢长出观看陌生文化的眼睛。
除了潮汕，藏地电影在今年的 FIRST 依旧是很强劲的一支力量。
但是由于夜夜笙歌，我在看主竞赛长片《当瓶子转动时》和短片《倒像》时，都昏昏欲睡。体感上我知道它们是很好的那一类作品，但又始终觉得自己与影片传达的情感气质相隔万里。
而且总是很难不去想 —— 这是藏地观众也乐见的叙事吗，还是经过了转译之后被强化的异文化景观？因为陌生，就有许多没来由的警惕，警惕电影把文化差异放大，也警惕自己仅仅因为听不懂，便把稀缺的表达误判为奇观。
好在这两场放映中，都来了不少西宁当地的藏族人。我总是在濒临睡着的那些时刻，掐着虎口且以调整坐姿之名看向他们，猜想他们如何看待影片的呈现。好几次，银幕的光打到他们脸上，我看到这些身着藏袍的观众似是享受其中，也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了和电影叠合的部分。
于是我也就顺着偷懒的快感，安心睡了过去。
04 你我的母语
FIRST 当然有一些说普通话的电影。《湍》就是其中一部。
前几年，我和导演胡妤如在一个电影活动上认识。当时我们都还没有毕业。她在中国美术学院读纪录片方向的硕士，也做电影策展相关的工作。如今，她已经变身“班人”，过着一种不知道还会不会有机会拍下一部电影的生活。
说起自己的来处，她一直认为自己是杭州人，直到二十多岁因为办签证，第一次认真翻开户口本，才发现籍贯一栏写着舟山。她会听杭州话，也能说一些，但现实生活里几乎找不到真正使用它的场景，通常只出现在别人问“你会不会说杭州话，说两句听听”时。血缘把她指向一个从未生活过的地方，感情和经验却留在杭州。
她想拍离自己最近的人和事，于是把镜头对准了杭漂青年。
在《湍》的三个段落里，房价、职场黑话、裁员、直播卖货、赛博诵经、灵活就业开网约车和 AI 等当代元素充斥其中。这来自她对杭州自亚运会以来飞速变化的切身感受。某位帮着看片的前辈评价这部电影：“没有一点杭州风光，却拍出了杭州。”
胡妤如说，线上生活和网络语言正在“重新配置我们”。她知道过于熟悉的网络热词可能损害电影自身的语言，但她也在思考：如果创作者全都刻意回避，又由谁来记录这一代人究竟怎样说话、怎样工作和怎样想象未来？—— 她不仅表达出了一种“临时”的生活，还提出了一个进一步的理解，青年人的“母语”可能是不断“生成”的，是和说话的方式和媒介密切相关的。
影片使用低像素手持、伪纪录、手机竖屏、直播画面和不同画幅等手法。上一秒还在看月亮，下一秒突然跳出一部短剧。电影的形式模仿了信息流的跳跃、混杂与不可预测。这种处理方式也出现在今年的很多作品里。一个画面毫无预兆地变成竖屏，是青年创作者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住的时代口音。
《湍》中也不乏“上班没有前途”“有捷径为什么不走”这样直白而充满绝望情绪的台词。映后，一位中年观众感叹电影太过压抑，又忍不住说，这一代年轻人实在太不容易了。
分裂、委屈和弱势并不是这代人唯一的底色。《鸵鸟》《扔你的猫》《溺婴》《一颗痣的独白》这些电影，也回应了青年人求稳、内卷、分层，以及对捷径的敏感。
青年创作者们与自己的作品间也有一种同构的处境：一边拍摄焦虑，一边也以焦虑的方式拍电影；一边在私影像里用母语喊着妈妈，一边是越来越成熟、昂贵、分工精细的制作。
许多短片放完，片尾字幕长度不输一部院线电影：设备精良，画面完整，声音设计漂亮，通常带着海外电影学校或训练营及各类扶持计划的 logo，鸣谢名单里的人或许也有不少人都参与过票房三千万量级的院线项目。
在那些技法成熟、竞技感十足的青年短片里，我们当然可以看到新一代人眼中的新疆、北京和杭州，却有时很难辨认，最初那句非说不可的话究竟是什么呢？最终只能看见各怀心事，心机与真诚兼有，投奖的焦虑与表达的欲望并存，五味杂陈。
FIRST 影展已经 20 岁了。20 岁，在我们对青春的想象里，本该想着吃、想着睡、想着怎么浪费光阴。但这个时代的 20 岁青年，却已经在卷绩点、攒实习，一人打四五份工。
他们请假或者是利用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来到这里，短暂地喘息与停靠，把自己抛向看起来尚存一些可能性的西宁。
我相信其中的许多人都兼顾着这个时代的很多命题，但我竟不由地感到一阵自由。
因为我们身上没有流淌着连续的历史，语言、故乡和身份之间也不再有坚固的对应关系，所以也是那么容易就可以离开或放下。
就像我不再会对导演们说期待你的下一部电影，因为在这里，这是少数人才会触及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