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五分、两毛五：我和姐姐的晋江鞋厂记忆

晋江辉腾鞋厂重大火灾事件已过去两周多，作为曾和姐姐都在晋江鞋厂打过工的工人，克制了许多复杂的情绪后，我写下这些文字。

2017 年北京大兴服装厂发生火灾后，被以「低端人口」为由清退工人、铲平厂房的西红门和旧宫服装厂集中区域，也曾是我 2011 年高二退学后第一个打工的地方，15 到 16 岁青春期的两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

九年过去，相似的大火、相似的工人命运，再一次与我有关。2017 年我没勇气去回忆并记录曾经的北京服装厂生活，或者说，当时没意识到，这些切身经历值得被记录。而现在我无法再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虽然我无法去描述火灾现场本身，在网络视频泛滥的现在，真真假假的视频无从判断，我也没有能力与勇气去调查事故责任，唯一确定自己能做的事就是：必须动用脑海里十几年前的记忆，以个人相关经历与观察写下此文，从我和姐姐的经历出发，留下我们「晋江鞋厂工人」曾经生活过的一点痕迹。

鞋底・夕阳・铁皮屋

2014 年夏，在晋江鞋厂工作的姐姐帮忙下，在附近的工厂找了份临时工。我很开心，因为这也是第一次和姐姐在一起打工。

鞋厂是做拖鞋的，没有品牌。我负责将橡胶注入模具，再把加热成型后的鞋底抽出。机械操作员一般都按月拿固定工资，两千出头一个月。早上 8 点上到晚上 10 点，午休一个小时，晚饭一个小时。工厂是开放式的，尽管四周连排的排风扇轰隆隆地运转，也未能将刺鼻的橡胶味尽数抽出。开放式工厂意味着除了长满车间灰尘的大风扇外，没有任何降温设施，晋江常年炎热，夏天的高温 37 度以上是常态，再加上操作的机器本身是高温加热功能，时常会面临被烫伤的风险。

鞋厂在晋江内坑镇，离晋江高铁站不远，在转两个红绿灯就到的村子。姐姐在另一家工厂，和组长打过招呼后，也给我在宿舍安排了一个小隔间，从我所在的鞋厂回姐姐宿舍，要穿过一段窄窄的小路，但因为都是矮房，窄窄的过道也会被太阳照射得很亮。

每天一大早，前姐夫会来叫我一起去工厂上班。同组除了我和前姐夫，还有个五六十来岁的大叔。大叔总是把破了洞的 T 恤高高撩到肚子上，下班后便瘫坐在厂房门口的红椅子上，翘着二郎腿抽烟，这是中国大叔标准的炎炎夏日降温技巧。

在那段日子里，我最喜欢的是下午六点下班后的半小时，匆匆吃完饭，我会跑到楼顶看夕阳，在余晖下故作深沉地自拍，然后看着远处的大山，听着万青的「夜幕覆盖华北平原」，假装少年愁意无人知，然后再匆匆赶回车间。那时我还没学会抽烟，不然好歹要抽三根烟才愿返回厂里。

恰逢暑假，前姐夫请假回江西，把不到三岁的外甥女接到晋江。小外甥女就这样每天跟在妈妈身后，在有节奏的缝纫机周围游玩。宿舍还有两位比外甥女大四五岁的小女孩，会带着她跑出去玩。十点半下班后，我习惯先回到姐姐宿舍，逗一逗外甥女。姐姐下班总会给我带一杯冰冻银耳红枣汤，有时，姐姐、前姐夫会带着外甥女和我出门逛逛，在街边买几根烧烤，配上银耳汤的冰甜，沁透这一整日的闷燥。

沿海城市的台风很多，7 月 23 日，10 号台风「麦德姆」登陆。员工宿舍整层的屋子是在钢筋水泥房加盖的铁皮屋，这样的结构在台风面前显得极其脆弱，台风一登陆，铁皮屋摇摇欲坠，作为在内陆长大没见过几次台风的人，在所有人都躲进房间时，我偏偏喜欢坐在露台上，看完了整场台风直到恢复平静。好在那场台风威力对内坑的破坏不算太大，一场狂风暴雨后也就恢复了正常，万幸！铁皮屋还在。

当时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上映，自诩文青的我自然要去看一看，好不容易熬到一周一次的晚间休息，我便赶着去 SM 广场看了电影，但没时间回味电影，便匆匆脱下电影里不知所谓的「文艺青年」的矫情，赶到公交站，搭乘一趟回到内坑的末班车，回到宿舍，姐姐问我去了哪里，我笑着说随便逛逛。第二天清晨，继续被叫醒，回到机器面前，把一双双烫手的鞋底翘出来、整理、打包。

作为重度微博用户，也参与了当时电影与豌豆荚联合举办的一个名为「所有人寄给所有人」的匿名寄明信片的活动，一周后，我在轰鸣的厂房里，等到一张陌生人写着「心有理想，春暖花开」的明信片，我想写下这句话的人一定不是福建人，毕竟没人会在没有冬天的晋江，等一场「春暖花开」。

八月下旬打工结束后，我终于有了真正的假期。可以出去好好玩一次了，我把行程安排得极满：去了 1916 创意园，去了开元寺，再去石狮黄金海岸。虽然当时泉州还没被神化为「半城烟火半城仙」，但也是一众互联网文艺青年最爱的打卡地。在当时的我眼里，晋江市与泉州市是被晋江这一江之水划分开的两个不同的世界，泉州是古镇，是闽南文化的核心，代表着厚重的历史。晋江只是打工的地方，就是工业集中区，那些晋江的文化与历史，在工厂区里，无人在意。

作为江西东部出身的人，我们出门打工的首选就是福建，因为赣闽第一条铁路就是开往厦门的「鹰厦铁路」，而福建城市里，江西人最常去的就是厦门电子厂、石狮服装厂与晋江鞋厂。

小时候第一个印象比较清楚的外地城市，不是省会南昌，而是泉州的石狮，只因为当时舅舅在石狮服装厂打工，在我刚识字的时候，就偶尔会在 206 国道上看到写着「石狮」两个大大的字的大巴跑过，一过年，这座城市就会被反复提起。「不好好读书，就跟你母舅去石狮打工！」我妈时常对我和姐姐这样训话。可我当时根本不知道石狮在哪里，更不知道它离海那么近。

一分・五分・两毛五

姐姐在晋江鞋厂打工的时间比我久得多。如果我只是在晋江打了个照面，姐姐则是把大半个人生都焊在了那座城市。自 2012 年至今十多年内，从晋江西边到东边，大大小小的鞋厂她断断续续进过无数家，住所基本是工厂宿舍，没有宿舍时就根据厂房可步行到达距离而定，在外租房。虽然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去过杭州、东莞、厦门，但最终每次也是回到了晋江。

姐姐是做针车的，早年跟舅舅在大兴服装厂学来的一技之长，算是服装厂、鞋厂的技术工人。针车一般都按计件算，几毛几毛的赚，「有些一分，五分，一毛，两毛五一件，只要速度够快，能熬加班，工资都不会太差。工资最高那几次，我能一脚一脚踩到六千多」。姐姐说起这些时很自豪。在鞋厂只要会踩针车，活儿并不难找，但代价是一天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腰酸背痛。

在厂里也会遇到烦心事，有时别人看到她的工资单后，心里不平衡，跑到组长那里抱怨，凭什么她不怎么加班不那么累，工资却比自己高。组长找来姐姐商量调低单价，姐姐自然不干，直接找组长理论：「我进来面试的时候就是指定这道工序，不是这道工序我不做，之前什么都谈好了的，现在因为别人比我工资低，就要降我单价？那我不干了，去别的厂做，有的是厂要我。」

鞋厂一个月只休假一两天，1 号或者 16 号，每个礼拜天晚上不用加班。每天早上 8 点开工，12 点午休，1:30 继续，直到晚上 11 点左右下班。如果进的是大厂，福利待遇稍显合理，厂里会给交社保，自愿选择，大部分工人都交，但姐姐坚决不交：「我不交，交了要从工资里扣三百块钱，更何况反正交了也没啥用」。小厂则没有社保，也没有食堂，中午得回宿舍做饭。因为计件，有些人为了多踩几双鞋，会干脆不休息，或直接不吃饭。姐姐说她基本都休息，因为中午不睡，下午撑不到晚上 11 点。只有订单过多，来不及赶工时，才会在中午加班，靠喝红牛补充体力与消除困意。

在厂里，最怕的就是返工，如果是消耗性材料，就会面临罚钱的风险。虽然返工概率不大，但有一次在做童鞋的厂里，就因为踩针车的时候看错了，把带子扯了进去，导致布面全开，几千双鞋从重庆的分厂寄回来重新返工，听到消息的时候姐姐几乎崩溃：妈的一个礼拜白做了。

在厂里流动太大，很难交到什么朋友。人多嘴杂，自然少不了争端，某次跟一个男工友因为开不开风扇这件事起了争执，「他不敢打我，他打我我就躺地上，我不怕他，看谁敢惹我」，最后闹到办公室做调解。不过也有碰到好一点的组长，三明人。姐姐说宿舍不安全，组长给装了防盗窗；说宿舍太脏，也爽快给换了。前几年姐姐不在晋江，组长还联系到姐姐，问她要不要回厂里做。姐姐当时在广东卖奶茶，便没去。互相问候一番，得知对方前些日子险些命悬一线，最终命保住了，但毁容了。姐姐问发生了什么，对方不愿透露细节。后来有一次，姐姐从晋江开车回江西时路过三明，给对方发了一张三明的照片，却发现被拉黑了，姐姐气急败坏，也把对方拉黑了。

2021 年去晋江厂里找姐姐玩，那天我穿的鞋，正好是姐姐鞋厂代工的品牌，姐姐兴冲冲地说「你穿的鞋可能是我做的哟」。当时姐姐离了婚，一个人在晋江生活，显得格外自由。她给自己分期贷款买了一辆车，我不解，问她每个月还车贷压力不大吗？姐姐说：「我离婚了，在村里会被说闲话、被人看不起，我偏要买辆车开回村里，证明老娘离婚也过得很好。」

我觉得那时候的姐姐特别酷，终于摆脱了前夫的纠缠。

那天晚上我们吃完饭回来，我买了三瓶真露烧酒，缠着姐姐说今天一起喝几杯，这酒不会醉，没事。但姐姐第二天要上班不能喝酒，我们在两张上铺堆满杂物的下铺，我一边喝酒一边和姐姐聊天，我说：「我们好久没一起在深夜里聊天了，当初在大兴打工时，我一直在想你在我身边就好了，这样我就不会那么孤独了。」我们就一直聊啊聊，聊到姐姐撑不住睡着了。之后由于我一个人喝得有点激动，一边喜极而泣一边连喝了三瓶真露，结果直接喝吐在床上，不省人事，姐姐捂着嘴巴骂骂咧咧：「真好恶心」，最后还是帮我收拾了床垫。自那以后，每次见我喝酒，姐姐都要调侃一句「好哦！不会醉不会醉，等下又吐我床上」。

新冠疫情后，随着工厂订单的减少，鞋厂减少了加班，没有加班工资就上不去。这迫使姐姐开始尝试去做其他不同的工作。她被抖音营销吸引，跑去学过暴打柠檬茶、肠粉、四果汤、铁板鱿鱼、螺蛳粉……可折腾了一圈发现自己不适合做餐饮：没生意，便宜的摊位没人流，贵的摊位租不起，陷入死循环。每次摆摊失败后，她都无一例外地重新进了厂，即便没有任何五险一金，但只要勤劳苦干，也算是个相对安稳的退路。

去年年底，姐姐在厦门「接」下了一个彩票店，最终因没有生意想退出却遭拒，店主不肯结算应得的钱。寻求律师解决时，律师建议别打官司，为了这几千块钱不划算，最后只会损失更大。姐姐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跑去警告对方：「再不给钱，我就直接去体彩中心举报你私自转让代销权、违规招商！」虽然最后只拿回了两三千，但也算给对方一个「老娘不好欺负」的教训。

姐姐说，她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中彩票：「我才不想进厂，这辈子进厂进够了，人都做麻了」。没事就会叫我选超级大乐透的号码，「万一中了，我们姐弟俩平分」。

现在的姐姐在晋江鞋厂拿货，一边带孩子，一边和姐夫在厦门摆地摊。姐姐说厦门其实待不惯，因为晋江的鞋厂可以一边带小孩一边做事，但对厦门的厂不熟悉，不太懂。以后还是打算回晋江，毕竟是三十多年待得最久的地方，算是第二个家。晋江不是最适合她的地方，却是她最熟悉的地方，她熟悉每个工厂的基本规则，也熟悉那里每条属于打工人的街道。

「最终还是要去进厂，现在等小女儿再大一点，也要带在身边打工，为了宝宝上学，到时候肯定还是得交社保」，姐姐平静地说道。

春暖花开

在厂里，像姐姐为了孩子能留下来读书才愿意交社保的工人不在少数，因为外地子女若想在当地就学，不仅需要父母有稳定的工作，还必须交满一年社保。为了不让小孩留在村里做留守儿童，也担心上一辈的教育理念冲突，有些工人也会直接把在老家的父母一起接过来，带带小孩、帮忙做做针线活、打理出租屋，一大家子挤在小小的空间里，试图扎下根来。

而对于那些条件无法允许小孩在当地上学的工人，都一定会在暑假把子女接过来陪伴一个夏天，说是「陪伴」，不过也只是自己在轰鸣的车间埋头加班，小孩子在刺鼻的橡胶味和灰尘里四处游荡，偶尔这个叔叔逗一下，偶尔那个姨姨抱一下，时不时和其他小孩在厂房门外玩耍。但这些，已经是一个被困住的父母，竭尽所能给孩子创造的「一个完美的夏天」。

在这种每日都被生计困住的环境里，安全往往是被忽视的，比起堆放在楼梯口的那几袋稍后再处理的废弃材料，比起那老化发热的线路，工人们更在乎的是单价能不能提高，今晚能不能早点下班回去多陪陪孩子。这次大火后，我无法不担心，等待这里的会不会像九年前在北京大兴一样，是一场以「安全」为名的整治、会不会又演变成新一轮的清退，会不会又是一轮粗暴的一刀切，禁止小孩子进入车间，而工时制度与劳动环境却毫无改善。到最后，又是全数「代价」都由工人们买单。

在人人讲「创伤」的互联网时代，舆论常常显得片面，轻飘飘地将这些工人塑造为「无情的父母」和「原生家庭创伤」的制造者。但我看到的，还有另一种挣扎：厂里的工人们并不是不想陪伴孩子长大，而是即使被困在车间没日没夜的加班里，也在拼尽全力去找到把孩子带在身边的机会。

我写姐姐，并不是因为她有多特别，恰恰相反，她太普通了，普通到在晋江鞋厂里随处可见。那些在大火中逝去的人，那些过去、现在、未来在鞋厂里打工的人，他们和姐姐共享着同一种生活。

他们在暑假把孩子接到身边，让孩子在身边玩耍，晚上躺在堆满杂物的上下铺的窄床上，孩子对妈妈说「等我以后就能长到和床一样高了」；

他们在孩子剪线脚的帮忙下早早做完这一批货，然后月休时一家人去一趟石狮的黄金海岸，看看内陆老家从未有过的海岸线；

孩子为了让父母多一点时间休息，早早跑回宿舍，淘米、洗菜、插好电饭煲，等父母回来就能直接炒菜；

他们在社保交满一年后，在外面租一个房子，让孩子在鞋厂附近幼儿园读书，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孩子会因为周五的菜不好吃而讨厌周五，会因为周三的饭好吃而喜欢周三；

他们努力做完一批又一批货后，在春节回到湿冷阴寒的江西、贵州、四川……等待一场春暖花开，然后来年再回到这里。

冬

2026/07

感谢姐姐、外甥女陪我一起回忆，并补充了许多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