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暁康:改啥朝换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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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暁康:改啥朝换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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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文人還在焦慮「制度」問題之際,民間百姓卻只有一個老觀念:「改朝換代」,別看「紅朝」也撐了75年(與我同歲),十幾億人仿佛沒在那兒活過似的,大夥兒就盼「換個皇帝」,因為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年,歷來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這個「改朝換代」的話語,多年來也是個時髦,我不妨梳理它一番。】
一、换人还是换制?
2020年7月5日,《光传媒》邀袁弓夷先生谈「香港国安法」,邱家军主持,张伟国和我与谈,其中论及一个焦点:换人还是换制?我们还是有点争辩,袁先生直言「换人」无用,换掉习,这个党还会出来「李近平」、「蔡近平」,必须换制,也就是「灭共」。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又回到海外多年争论的「改革」还是「革命」的焦点。
如今很多人坚决主张「换制」,如李恒青說:「中国如果还是改朝换代,走回头路是必然的,没有走出死循环。中国需要的是宪政民主,那就不是换人救党或换人救国所能够达到的目标了。国内朋友如蔡霞很勇敢,比很多大陆的知识分子强很多,表明自己不畏强权的决心,以此区别于尸位素餐的同仁,这确实已经很难得,值得敬佩。但我们为之努力的是推动中国走上宪政民主之路,这是一条不归路,不能再退回『改宪法执政』的邪路。」
这是蔡霞录音提出「换人是当务之急」的说法,在海外引发的一种评判,成了当下的一个政治焦虑。其实我觉得,「换人」说,也有国内精英的现实考量:
第一,因为今天我们基本上看不到「换制」的路径在哪里,「换人」就会排上第一优先,最有吸引力,可以说全党全国都想「换」习近平,他是近二三十年未出现的一个暴君,邪恶、愚蠢、霸道,可说到了「天下共讨之」的地步;
第二,「换人」当然是权宜之计,任何政权走进死胡同,都会不自主地产生最易达至的解道,这在今日中南海里,就是换掉习,否则悬崖就在前面,这个体制倘若还剩下一点理性,那就是换习;
第三,尤其瘟疫祸害全球,全世界侧目中国,习近平下台的政治效应,就不仅会让中国政局有转机,也令国际社会乐见,意义非同寻常;
第四,让习继续作恶下去,把共产党领到沟里翻了船最好,这是反对「换人」的一个理由,我也曾赞成此理,然而细想之下,此招未免意气用事,而国事如天大,没有儿戏的空间;事实上,换掉习以后,无论谁接替,中国的变化只会更易不会更难,令中共缓解危机而苟活的几率当然存在,但是它一点也不会比习更容易混,出馊招只能死得更快;
第五,共产党翻船也令中国翻船,代价太大,民众无辜,为天下谋一条少流血的出路,其实是我们仅仅比共产党更人道一点之处,为何不谋?
這麼一梳理,便知無論換啥,其實就是「推翻中共」變個說法,大夥兒都被洗腦了半輩子,嘴裏還說不出「推翻」這個詞兒罷了。
咋個「換」法呢?
二、從白紙到白髮
「白紙」是青年、學生,「白髮」是老年、退休族,中間缺了一個「中年」,那不是中國的中堅嗎?那是中產階級,他們哪裡去了?
習近平封控三年,整出個全國「躺平」,也是一種怠工甚至罷工的反抗策略,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意味著中產階級的一次覺醒?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中產階級不覺醒,中國「換制」無望。
當中國人無論老少終於走上街頭之際,他們已經沒了領軍的那個階級——如今已經不能指望「知識分子」領軍,這個階層早已全軍覆沒,卻有另一個階層,這三十年是積累了財富、能量、聲望的,唯獨缺少「政治意願」,而是「政治疏離」,結果你疏離也不行,中共首先拿你開刀,任志強、孫大午最早落難,收拾了這個中堅,中共就不怕二白(白紙白髮)上街了,回眸這個十年,從政治疏離,到最政治的「换人」、「换制」,原來中國人還是像「八九」當年一樣政治幼稚,這才是中共垮不了的秘密。兩年前我發過一篇《中國還能指望中產階級嗎?》:
1、政治疏离
自從任志強、孙大午落難,勾出一种思考:该想想中国中产阶级、或者富裕阶层的政治出路了,还来得及吗?
河北大午集团被毁,跟「蚂蚁被踩」,不是一回事。孙大午有「中产阶级」发声欲望,才是肇祸之因。但是弔诡在于,中国整个中产阶级(民营企业家),三十年来惧怕躲避政治,不敢发声,才种下今日祸端。我跟朋友们多次议论,经济起飞三十年,毁了山河、坠了道德,唯一积极的是,创造了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却不敢申权,拼命外逃;现在还有能力改变中国的,只有两种精英:体制内变革力量和企业家,前一种看不清,只剩下后一种。這幅情勢,令哥倫比亞的黎安友教授寫了一篇分析,『中国中产阶级谜题』,可供參考。
2、中产阶级可以改變中国前途
2021年我跟李恒青曾策划一个研究项目:《中产阶级对中国前途的意义》,我捋了一点思路:
a、中产阶级在中国的暧昧性: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直接后果,是产生了一个至少在财富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有一种估计,认为如今中国人里,拥有资产百万至上亿者,近乎一亿;有资产上万至百万者,约三亿,合计这四亿人,对中国的制度、前景意味着什么?
——按照西方传统概念,中国并没有出现一个经由阶级分化、劳资博弈而产生的中产阶级,反而是在权力资本横行的三十年里,产生了一个与体制媾和、分享的新兴有产阶级;
——这个中国的有产阶级,正在成为国际间不可忽视的最大消费阶层和购买力,对全球经济发展意义非同寻常,因此它对国际贸易、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均有巨大潜在含义;
b、中国中产阶级的特殊性和困境
——如何界定、描述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特性、局限?
——中产阶级与权力、体制、市场的合谋与互动;
——中国阶级的先天缺陷及其策略;
c、出路与前景
——消费与购买力的市场和政治意义;
——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格、知识、政治诉求;
——中产阶级与市民社会、政党的关系……
没想到中共很快就开始整肃这个阶层,事实上目前没人能够描述这个阶层的状况和愿望,难道他们就这么被历史淘汰了吗?
網上還有一篇吴强的《中国中产阶级的忧郁性》。
三、朝代循環
中國歷史不止「皇帝輪流做」,還有修復機制。
《走向未來》叢書的編者金观涛曾描述,每一次皇权的扩张、官僚的腐败,引起民间反抗,农民起义,造成无组织力量泛滥,社会大破坏,原来积累的社会生产力降低到零。由战乱中杀出来的新王朝,对农民实行让步,社会很快得到修复,又从零开始,逐步上升到盛世;再从盛世很快到末世,社会再一次被打碎,如此一直循环下去。
這種看法叫做"超稳定结构"说,是金观涛、刘青峰的观点。这个观点被很多人批评。然而,我们特别欣赏的是,它提出的"修复机制",是个很灵巧的想法。中国社会之所以"超稳定",是因为它不断地崩溃,又不断地修复,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板结成一块!在他们夫妇合著的一本书《兴盛与危机》中,提出这个理论。中国是一种观念、社会、文化高度整合的文明,她的一切都是配套的。她的政治必须整合到她的道德系统之下来治理。
他們認為,到一八四零年以后,面对海上来的文明挑战,中國的破碎就没办法再修复了。這種观点背后,还是指出要寻找打破"超稳定结构"的途径,打破这种无益的朝代循环,中国要走多元化的路。
四、世界活到2050年只有一半機會
然而,這個世界已經活不了多久了,大家都是瞎著急。中國也不可能自處世界整體之外。
《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Upheaval: Turning Points of Nations in Crisis),這本"政治學"著作,竟出自聞名於世的生物演化大師賈德.戴蒙,中國也將他的警告置於腦後,他在《崩潰》(台灣譯為《大崩壞》)一書中批判中国百分之十的年增长率:
『各种环境问题皆导致巨大的经济代价、社会冲突和健康问题,其中某一个单项都足以引起中国人的严重关切。但是以中国巨大的人口、经济和区域,其环境问题势必不止是个国内事务,而将泛溢到世界其他地方,凡是与中国分享一个星球、一个海洋、一个大气层的皆将渐次受到影响,亦即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将全球化。』
《紐約雜誌》旗下的Intelligencer 去年五月刊登氣候名記者戴维•华莱士•威尔斯跟戴蒙的一篇訪談,標題嚇人,『戴蒙說2050年世界終結的几率49%』,他們還是從《崩潰》談起,威爾斯問他的想法是否跟十五年前一樣,戴蒙說:
是。我的观点依舊,因为我在2005年看到的故事至今仍然如此,仍然有许多社區因环境破坏而自我毁灭。自从我写那本书以来,出现了更多案件。已有关于圣路易斯郊外卡霍基亚(Cahokia)环境崩溃的研究,那是北美人口最多的美洲印第安人社会。我写《崩溃》一书时还不知道为什么卡奥基亚崩溃了,但后来我们得知,密西西比河上的气候变化和洪水在破坏卡奥基亚方面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研究。所以那本书所言就是這裡发生的事情,今天一切都没有改变,以往的社会毁灭了自己。过去十四年並未糾正社会毁灭自己。
今天,我们面临的危機,不是人類社群一个接一个地崩溃,而是由于全球化帶來的危機,我们面临整个世界的崩溃。
問:您认为有多大几率?整个文明网络会崩溃吗?
答:我估计,到2050年左右,世界将崩溃的可能性约为49%。到那时我会死了,但我的孩子会怎样?到2050年,他63岁,所以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話题。按照目前的速度,复杂社会對资源的管理是不可持续的,世界各地的渔业,大多数渔业的管理方式都是不可持续的,而且越来越枯竭。在世界各地的农场中,大多数农场的管理方式都不可持续。世界各地的土壤、表土,世界各地的淡水管理不可持续。根據这些情形,按照我们现在的速度,我们可以将目前不可持续的資源继续使用几十年,到2050年左右,我们将无法再继续使用它。这意味着到2050年,我们要么已经找到了可持续发展的資源,要么为时已晚。
無疑,中國資源耗竭型的發展模式,又提供了一種"典範":在"經濟奇跡"的同時,淪為"失敗國家",史無前例,有一些歎為觀止的數據:
中国最适合的人口数量为七亿左右,最大(极限)人口量为十六亿左右,超过这个数量,就会发生全面崩溃。
路透社说,中国三十九个主要北方城市的空气质量远远政府制定的标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预测,如果碳排放不减,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平原,将成为死亡区域,最迟2070年前不宜人类居住。燃烧含有放射性元素的煤,灰尘带电,五十万年不会落地。
中国的大河总长约5万公里,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其中百分之八十已不适合鱼类生存。长江生态系统已经崩溃,原有175种特有物种,一半以上找不到了。黄河的许多河段等于是死河,里头满是铬、镉以及其他来自炼油厂、造纸厂和化工厂的毒物,不仅不适合人类使用,甚至也不适合灌溉。
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22;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至1.18。这是双重的"超低生育率"和"少子化"危机。未来中国人口每过一代(约30年)减少百分之四十五,三代(约90年)减少百分之八十三,五代(约150年)减少百分之九十五,十代(约300年)减少百分之九十九点七五,也就是说,一两百年内,中国新生儿数量退回到五千年的水平;三百年后中国剩下不到400万人。中华民族衰退为一个又老又小的濒危弱小民族。
据说,中国可能起码有办法养活自己到21世纪中叶,但是根据中国自己的数据显示,即便加速转向工业化以及大型水利工程建筑,中国也只能很惊险地与灾难擦身而过。这种极端的困境,使得中国格外脆弱。一场大洪水或大干旱,或作物病虫害,都可能让中国的经济体系崩溃,而中国的庞大人口,亦令国际社会或其他国家无力援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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