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後人生｜書寫的必要

當有什麼事發生在我身上，在發生的當下，我就已經開始在組織語言。形成了一種強迫行為。比如做骨髓穿刺，大概在第三次的時候，我終於想到了一個適切的比方，去形容那種微妙悚然的感受：

「像有人把手指透過皮膚插進身體，用指甲緩緩摳著你的骨頭，直到摳出足夠的黏液。」

這個比方出現在取髓針插在身體裡，最痛的那幾秒。一個比較中性的句子，我很滿意，所以記了下來。但其實，我要記下來幹什麼？我要組織語言講給誰聽？

不會有人真正想要了解他人醫療的細節，尤其是在接受治療過程中衍生出的種種感受。這些完全是在健康的經驗以外，聽者難以給出一個適當的反應，更多是無能為力的同情。即使是跟最親密的朋友，講述得太多他們也會脫敏麻木。不是誰的錯，是非常正常的反應。

我也最不想活成祥林嫂般的人，因為那有違我的人生美學。所以在患病以來所有對外公開的文字中，我很少直接書寫身體上的痛苦，只是記錄發生的事情，除了在骨髓移植倉時寫下的幾篇，因為清髓性化療生理反應過於強烈，我才在其中詳細述說了自己痛苦的感覺。

朋友們知道我生病時，好幾個人都有說：「你應該寫作」。不只是他們想到這個，連我自己得知確診的那刻，腦內與「天啊，要怎麼辦」幾乎同時出現的，是「老天來給我投餵素材了」。但在漫長的化療過程裡，我都無法下筆。一方面是因為化療的副作用將整個人的感覺都沖擊得破碎，以至於變成了麻木——不是沒有感覺，而是每天有太多感覺混在一起，無法清晰辨認，更無法言說。另一方面，我覺得自己距離「核爆」的中心點太近了，如果那時就開始寫作，直覺告訴我，留下的文字並不會有太大的意義。

一直在想，關於這場疾病（甚至還不能說它已經完結），我想寫出來給別人看的是什麼？必須承認，畢業以後除了記者就沒再從事過其他職業的我，寫作意念有些固化，如果從記者的視角去看，這個「勁爆新聞」的本質到底是件怎樣的事？我應該去採訪誰？我想說明的是什麼？然而在另一層面，我其實並非記者而是當事人（想起伊藤詩織《黑箱日誌》），我沒有採訪其他當事人（病鄰或親人）的權力和立場（我甚至擬不出一份採訪的提綱，更不知道如何去向他們提問）。我也無力回答自己對自己提出的問題。當然很快又意識到，這是強烈的自我疏離，我正處於創傷發生的第二階段：解離與否認。我感到，此時寫下的感受未必真實。我應該就這樣盡情地暴露在原爆的黑雨裡，只是去感受，是的，感受。

所以那時我決定，除了記錄每天醫療和默默觀察病鄰的紀錄，什麼也不寫。

直到度過了隔離在倉裡移植的二十八天，身心俱疲地帶著ptsd跡象出倉了。幾乎不能看到任何倉裡用過的物品，那會令我想要嘔吐。情緒和行為一度退化到了幼童階段。我把所有自己能看到的關於疾病的記錄都隱藏了起來，不想看見。以為這種像失去外殼的貝類生物一樣的存活狀態會無限持續下去，但隨著時間流逝它慢慢消退了。感謝時間。

移植後九十多天，去醫院做血常規例行檢查，在抽血室排隊等待，我發現自己完全沒有了自我哀憐的感覺。以往站在這裡，或被輪椅推到這裡時，很多物事都會觸動我強烈的悲哀。仍住在和醫院一牆之隔的出租房，但至少已經暫時脫離病痛，戴帽子遮住沒有頭髮的頭，我的病人身份開始變得沒有那麼鮮明。

這並不是一種如釋重負的感受，因為在某些時刻，還是會覺得自己活在廢墟之中：無法回去的過去的日常生活，中斷的人生進程，復發的概率懸於頭頂，而失去了對未來想像的能力。寫作的必要在此時顯現：如果不去書寫它，我可以把痛苦都囫圇吞下，不要去品嚐然後分析，只要集中精神忍受和祈禱；但我發現我需要去書寫它，而站在什麼時間點書寫並不重要，可以站在「核爆」的中心，也可以在幾十天後，可以在多年以後，一遍又一遍地講述。安妮艾爾諾《事件》2000年出版，也就是說她差不多在非法墮胎發生三十多年後，才寫自己的故事，而她對記憶的分析，讓我覺得被擱置延後的寫作完全值得。

記憶會失真，會自我修飾，但從另一層面，記憶會隨著時間更加洗練真實，只留下最應該被記住的那部分。但如果不去實踐，我永遠都不會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