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住院（1）

不能呼吸的时候 反而是呼吸的时候

第四次住院

不表达就永远不会犯错，一旦表达就意味着人们可以用目光审视作品，甚至审视作品背后的灵魂。当我被网暴的时候，我总是经历人们用我的文字反对我的情况，就好像我的公共表达只是证明我是一个坏人。我所谈论的不只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现象，我的亲密朋友B就因此停止了写作。我也注销了一切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从豆瓣到微博。为了佐证我是一个坏人，她们甚至在我的公众号文章的自述里找到证据，“我两天不洗碗”。

而我现在之所以写作，也只是因为作为非二元性别，只能睡在走廊上，凌晨五点我被一个年轻男性病友轻声唤醒，问我有没有iPhone充电线，我说我用的是iPhone15我们的接口不一样。他紧接着在病房里踱步和不断叹息。所以我也醒了。在最无助的时候，作家即使要承担写作所带来的全部后果，要面临社群的不信任和敌意，但写作作为自我赋权的唯一工具，是讲述的必要道理。

我重新连接到那些跟我有相似经历的人。我知道不受节制的义愤有多么可怕，它们甚至可以成为权力的共谋，通过众人的力量取消一个个体，宣布古希腊式的放逐。然而我很幸运的是这个时代依然有所节制，我还没有遭遇肉体上的法外处决。讽刺的是，如果那个被社会性死亡的人生活在一个进步社群，那么这个进步社群会对这样的案例更不宽容。有朋友甚至建议我，我去右翼团体混得了。

这样的痛苦导致一种无处容身的感觉，我决定不再通过想象他人的目光来审视自己的作品，暴露自己那些想要拼命隐藏的缺陷。我知道我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然而我已经决定了，即使真的非常难以启齿，也要把我的遭遇变为公共资源，即使我真的不可避免地死去，我所能给我这个同时珍爱又痛恨的世界留下的，是一个边缘者通过记录这种最基本方式来进行赋权的礼物。最大的痛苦不是受难，而是孤独地受难，我要让你们知道，你们所遭遇的，我也承受过，我和你们的心灵甚至立场都不尽相同，却因为同样的生存境况而被联系到一起，我没有感到很多的与有荣焉，却感到一点人类责任。然而，我的问题意识却并不注定停留在发现问题上，也就是停留在创伤阶段，反而也看到复原，强调复原。我不相信有不能复原的创伤，这是我感觉到有力量时的倔强。

然而我并不是时时刻刻都感觉有力量。当不幸像排山倒海一般发生，我还没有来得及清理思路，消息淹没头脑，恐惧蔓延大海，就是我感到最无力的时候，是最想自杀的时候。那种被抛弃的感觉有一点根深蒂固。只是因为当我们把那只手伸向外面，寄托给错误的人。为什么美丽的人通常是错误的人呢？而那些你看到很多缺点的人反而在关键时刻一直对你不离不弃。因为美丽隐藏了危险的信号。或者说，我为了追求美，故意忽略了危险的提示。我以为进步社群是美的，于是面对她们所产生的义愤，我也就自然地靠近了，觉得这种义愤是塑造社会正义的必然成分，直到“你的正义把我折磨得半死”发生。

欧洲的三楼就是中国的四楼。所以前天我在慕尼黑郊区的城堡上再一次看到自己自杀的前景，就觉得有什么发生了。我需要接近精神病院，在这里，我更珍视的是一个共同的痛苦，以及每个人所作出的不自杀的努力。在经历过这么多苦难之后，我终于有勇气说，精神病院里的人是我见过的最有勇气的人（尽管这句话也可以同时运用在跨性别者和异议者身上），虽然这些活着的人会在我睡觉的时候鬼哭狼嚎，但我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这里求生存的，我们都遭遇到了不幸却没有放弃生活。阳光很好的时候，我们这些病友会躺在草地上读书，或者就聚集在一起抽烟打牌，也就度过了这样的一天一天。

我不再把自杀看作自己命运的必然归宿，尽管我承认死亡不可避免。但我现在活着的理由，确实又包括我仍然能在最绝望的时候感觉到一种奇怪的爱。我对这种奇怪的爱感到惶恐，因为在我所习惯的叙事中，我明明只是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而已。在最绝望的时候，（这种时间可能发生地也比较频繁），我只是感觉我会不可避免地自杀，那些画面总是如此丰满地存在于我的脑袋里，当我的脑浆爆裂躺在水泥地板上，我安静地躺在床上成为尸体，或者我成为一个喉咙发紫的骷髅，因为上吊而阴茎充血。与其说我感到浪漫，不如说我感到恐惧和悲哀。然而最终，我会因为我倡导的方式而死。我追求尊严死，也就是安乐死。那么为什么不追求尊严活、安乐活呢？

我只是躺在树林里，就这样天色阴沉下去，阳光晒得我有点痒了，但我也只是无动于衷地躺着，看着天色吞没我，把我带入似乎要永无止境的夜色中，星星与我作伴，我没有看见萤火虫，我就是通过这种想象，把生与死都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