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者作為研究者（二）：社會的實驗

    除了歸納的原則之外，還有「演繹」（deductive）的原則，也就是設計若干可以「測試」的「假設」，從而可以對真實的解釋進行評估。

    Morgan Spurlock的Super Size Me或譯《麥胖報告》（2004），可以說是最直接了當的例子，他進行從2003年2月起連續30日只進食麥當勞食品的實驗，再透過醫學檢測來顯示，經常進食麥當勞食品對於生理與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

    除了科學的實驗，在紀錄片中較常使用到的是社會的實驗（social experiment），Jean Rouch與社會學家合作拍攝的Chronicle of a Summer（1961），除了作為真實電影（Cinéma Vérité）的經典之外，這部紀錄片係由導演之間的提問開始，尤其是被攝者面對攝影機能否依然真誠的問題，然後不同的被攝者一一在鏡頭前聊著法國社會和草根階層的幸福等等看法，在後半部，導演向他們展示這些片段，並跟他們討論這部電影究竟有多真實。

    而從《大家一起照鏡子》（2008）到《藍綠對話實驗室》（2011），傅榆則是不斷地藉著紀錄片的拍攝來實驗不同政治立場之間對話的可能性。

    在《大家一起照鏡子》，她進行了一場社會的實驗，導演同時拍攝自己的家庭和另外一個朋友的家庭，兩個家庭正好具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導演將自己家庭的影像給另一個家庭看，也把另一個家庭的素材給自己家庭看，透過這類隔空對話的方式，想要探求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們能否藉此溝通與理解？

    儘管，上述的實驗似乎以不歡而散乃至失敗收場（傅瑜、陳令洋，2019），但她經過沉澱與反思之後，仍本著一貫的初衷與旨趣，後續完成了更加成熟的《藍綠對話實驗室》，這次她邀集了一群政黨傾向各不相同的青年，以焦點團體（Focus Group）的方法，進行多次的對話與討論，嘗試促進彼此之間的認識與理解。

參考資料

傅瑜、陳令洋（2019）。《我的青春，在台灣》。衛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