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美國百年外交大敗局》梁啟超看到的美國四大危機，至今愈演愈烈

梁啟超看到的美國四大危機，至今愈演愈烈

一八三一年，法國政治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訪問美國，寫下經典著作《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他聲稱「我在美國看到的超過了美國自身持有的」。

七十一年之後的一九○二年，清帝國流亡政論家梁啟超走訪北美。由於交通條件的進步，梁啟超在美國參觀訪問的地方和範圍比托克維爾更多、更廣。梁啟超的《新大陸遊記》雖不如托克維爾的《民主在美國》那麼深刻，但他發現當時美國的憲政和民情已浮現出四大問題，並記錄下對美國的憂思。

第一個問題是移民如潮水般湧入。

梁啟超寫道：「美國立國之元氣何在？亦曰條頓民族之特質而已。使政治上、社會上種種權利，全移於條頓以外諸民族之手，則美國猶能為今日之美國乎，吾所不敢知也。昔北歐蠻族南下，而羅馬之文物以亡，美國若有潰虞，其必自此焉。」

梁啟超認為，美國文化雖有強大的同化能力，但「其同化之效率，不能與外加驟進之力相應也」。數量過多的、缺乏公民美德的移民湧入，其結果必然是：「外來者以無智、無學、無德之故，實不能享有共和國民之資格，以一國主權授諸此輩之手，或馴至墮落暴民政治，而國本以危。」

梁啟超的觀察相當精準，但他僅以民族差異而論，未能發現比民族性更關鍵的因素乃是價值觀（清教秩序）。移民有合法移民與非法移民之分，更有信仰美國立國價值的移民與仇恨美國立國價值的移民之分。前者是美國強大的源泉，後者是美國衰敗的災禍。

美國人沒有意識到，在他們竭盡全力向美國之外的地方推廣美式民主時，自己家中卻門窗俱破，陌生人登堂入室。由於民主黨希望得到移民、特別是非法移民的選票（大量非法移民違法投票，造成全國性的舞弊），縱容大量左派、無神論、忠於敵國、重大刑事罪犯的非法移民潮水般湧入美國。二○二四年九月，美國移民邊防局（ICE）向國會遞交的一組統計資料顯示，在拜登與賀錦麗（Kamala Devi Harris）竊據白宮期間，該機構統計的七百萬名非法移民中，六十六萬三千人有犯罪記錄；四十三萬人為被定罪的罪犯；一萬三千零九十九人被判殺人罪；一萬六千人為強姦犯。該資料駁斥了左派主流媒體的謊言，充分說明非法移民犯罪率遠高於普通美國人。美國的移民系統曾吸收了全世界受過良好教育、有專業能力的菁英人士，但在拜登與賀錦麗大開國門的政策下，已經變成世界各國往美國倒垃圾人口的快捷通道！而拜登與賀錦麗為了在選舉中獲勝，根本不顧這些罪犯進入美國帶來巨大災難，甚至將非法移民投票視為民主黨永久執政的保證。

第二個問題是政界的腐敗和從政之人素質的低迷。

梁啟超引用英國學者布萊斯（James Bryce）在《美國政治論》（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中的看法，「美國第一流人物多不肯投身政治界」，甚至「高才之士亦多有不自願為大統領者」，因為「大統領者殆不免為黨派中之一傀儡，其廢置一在黨中策士之手。既傀儡矣，則其好用庸才也亦宜」。

梁啟超發現，美國任用官吏法，「殆如一市場」或「拍賣場」，其大統領一旦當選，便立即任命數百名官吏，「以酬選舉時助己者之勞」。最後使得「美國政治家之貪瀆，此地球萬國所共聞也」。

到了一百多年後的今天，此情形愈演愈烈，華府淪為深不見底之沼澤地。三任民主黨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歐巴馬和拜登及其家族都糾纏於腐敗、說謊、吸毒、淫亂等罪惡之中。拜登就是梁啟超所說的牽線傀儡，被權貴集團隨意擺弄。遇到問題只會發出惡魔般狂笑的賀錦麗，居然能代表民主黨參選。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紐約市長亞當斯（Eric Adams）被聯邦檢察官以貪汙等五項罪名起訴。聯邦調查人員從他的警察局長、學校系統總監、兩名副市長以及市政廳內外其他親信人員手中收繳了設備，獲得大量證據。此前兩週，紐約市警察局長和公立學校系統的負責人均已宣布辭職。顯見這是系統性、全局性的腐敗。而亞當斯的腐敗，可追溯到十多年前他擔任布魯克林區區長期間。亞當斯以高票當選紐約市長，每一個投票給他的選民都要為自己的愚蠢付上沉重代價。

第三個問題是美國「日趨於中央集權」。

美國建國之初，是地方分治思想占上風，各自治領的建立先於聯邦政府，如梁啟超觀察到的那樣，即便「聯邦政府亡，而各省還其本來面目，復為多數之小獨立自治共和國，而可以自存。此美國政治之特色，而亦共和政體所以能實行能持久之原因也」。但南北戰爭以來，中央集權思想占了上風，聯邦日漸擴權，地方逐漸削權。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總統巡行全國，其演講主題為「剷除村落思想」，在梁看來「此實美國厲行帝國主義日趨中央集權之表徵也」。

時至今日，聯邦政府空前膨脹，僱員高達三百萬人（占美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一），聯邦政府如同一臺抽水機，抽乾地方的源頭活水。相當一部分聯邦政府公務員尸位素餐，混吃等死，有百害而無一利。

第四個問題是美國出現強勁的社會主義思潮。

德國學者桑巴特（Werner Sombart）認為，「美國是一個沒有社會主義的國家」。梁啟超卻發現，美國有很多信仰社會主義的人士，他在四個城市都遇到社會主義者。紐約《社會主義叢報》總撰述哈利遜殷勤勸說，「中國若行改革，必須從社會主義著手」。梁啟超發現，社會主義者有一種墨家式的狂熱，對馬克思（Karl Marx）之著作「崇拜之，信奉之，如耶穌教人之崇信新舊約然。其汲汲謀所以播殖其主義，亦與彼傳教者相類，蓋社會主義者一種迷信也。天下惟迷信力為最強，社會主義之蔓延全世界也亦宜」。他預測，社會主義既在歐美不可行，也在中國不可行，但它「為今日世界一最大問題，不及十年將為全地球政治界第一大勢力」。

梁啟超寫下這段文字時，全球有九百萬社會主義者，中國一個都沒有；之後四十七年，中國成為共產黨一黨獨裁的國家；之後一百二十年，共產主義已造成全球數億民眾死亡卻並未消停——中國擁有九千萬共產黨員；在美國和西方，各種形式的左派思潮如「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

共產主義者深知，要摧毀美國、降下星條旗，先要腐蝕教會、學校和家庭。百年來，左派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運籌帷幄、步步為營、逐漸坐大。冷戰結束後三十年，左派抓住美國民眾驕傲倦怠、馬放南山的心態，在思想文化領域加速攻城掠地，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轉化為種族鬥爭、性別鬥爭及環保鬥爭，讓美國在冷戰中勝利的成果一一化為烏有，讓美國屈從於一個敵基督的深層政府與世界秩序。

凡是左派執政之處，必然腐化墮落、人心惟危。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總統或許不會預料到，他當過州長的美麗加州，會在短短三十多年後成為左派的大本營。在雷根時代，加州是共和黨穩如磐石的加州，是資本主義欣欣向榮的加州，左派在這裡是邊緣的邊緣。如今，被譽為「黃金州」的加州，拜民主黨和賀錦麗所賜，已然「委內瑞拉化」，舊金山遍地屎尿、毒品和流民。紐約、芝加哥、巴爾的摩、費城等大城市，都成為「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肆虐、犯罪率居高不下、教育體系崩壞的索多瑪和蛾摩拉。如果整個美國都淪為「罪惡之地」，未來還有希望嗎？星條旗還能繼續飄揚嗎？

羅馬被蠻族攻破，作為「新羅馬」的美國如何汲取前車之鑒？

美國常常被形容為「新羅馬」，美國國父們從未掩飾過向羅馬學習的意願——美國的自由與羅馬的自由是相通的，美國的共和與羅馬的共和也是相通的。

歷史學家畢爾德（Mary Beard）指出，共和體制下的羅馬人留給世人一個重要的概念：自由。歷史學家李維（Titus Livius）的《羅馬史》（Ab urbe condita）第二冊第一個單詞也是自由（Free），這個單詞在前面幾行總共重複了八次。共和時期的羅馬建立在自由之上，這個觀念從此迴響在羅馬的文學和政治哲學之中。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談到在西方恢復自由的神聖之火，不是偶然；美國憲法起草人以巴布里烏斯（Publius Valerius Poplicola）之名為自由辯護，也不是偶然——這個筆名取自羅馬共和時期一位早期執政官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