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今生不做中國人》共產黨既在法律之中，也在法律之下，還在法律之上

官場志異，拍案驚奇

「共產黨既在法律之中，也在法律之下，還在法律之上」

已卸任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的徐顯明，出席中國法治論壇時，對多個專家發言後的點評指出：「我的理解是，共產黨既在法律之中，也在法律之下，還在法律之上。」對於徐顯明這番點評，網友譏之為「神邏輯」。

徐顯明同時又不忘提醒在場的專家學者，從中國歷代法治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法治其中一個最主要的條件，就是「一定有明君」，而另外兩個條件就是「一定有能臣」和「一定有良法」，只有這三個條件同時具備，「這個朝代就是偉大的朝代」。

從徐顯明的言論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此類表面上信奉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嘴巴上說依法治國的共產黨高官，骨子裡是傳統的東方專制主義文化的擁護者。既然今天這個朝代是「偉大的朝代」，那麼首先是因為有了習近平這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明君」，其次是有了王岐山這樣的「能臣」和「酷吏」，第三是有了若干專門摧殘公民社會的「惡法」（如「顛覆國家政權」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天羅地網般的罪名）。

徐顯明是一位典型的法盲，他是否具有法學學位改變不了這個事實。法盲當上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是對中共宣稱建構「法治社會」的莫大諷刺。何止徐顯明是法盲，中國最高法院院長周強不也是法盲嗎？早已落馬的「政法沙皇」周永康不也是法盲嗎？從毛澤東到習近平的中共歷屆黨魁，哪一個又不是法盲？

法律，包括中共自己制訂的憲法，向來都是一張用過之後就丟掉的衛生紙。中共領袖們只有到了權力鬥爭圖窮匕現的時刻，才會拿法律來當盾牌，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是如此。一九六四年一二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討論「四清」問題的中央工作會議，鄧小平勸毛可不必參加，劉少奇則在毛講話時幾次插話打斷。毛感到被架空，惱羞成怒，一手拿著黨章，一手拿著憲法，到會場興師問罪：「一個不叫我開會，一個不叫我講話。為什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

後來，被毛澤東打倒的劉少奇，在中南海遭到紅衛兵殘酷批鬥，被施以「坐噴氣式飛機」的酷刑。狼狽不堪的劉少奇手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紅衛兵們大聲抗議：「我還是國家主席，憲法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可是，他的抗議引發周遭紅衛兵的哄堂大笑。因為在場的人們沒有一個人願意尊重憲法和法律，憲法和法律比起偉大領袖毛澤東的「最高指示」，輕如鴻毛。

毛澤東與劉少奇早已忘記了他們之前是如何蔑視法律的。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四日，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發表講話說：「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我們每次的決議都是法，開一個會也是一個法。」他還說：「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報》一個社論，全國執行，何必要什麼法律？」

劉少奇也從不掩飾他視法律如兒戲的真實心態：一九五五年七月，劉少奇在北戴河向最高人民檢察院負責人指示：「我們的法律是要保護人民去同敵人鬥爭，而不能約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條法律束縛了我們自己的手足，就要考慮廢除這條法律。」他甚至宣稱：「檢察院必須掌握在黨的手裡，這個機關同公安機關一樣，同樣是黨和人民同反革命分子作鬥爭的銳利武器，必須掌握在自己人手裡。必須保證檢察機關在組織上絕對純潔。」

上行下效，時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對法律的看法，與最高領袖緊密保持一致。擁有大將軍銜的羅瑞卿是負責毛澤東安全的禁衛軍頭目，同時掌控公安部門、檢察院和法院的大權（中共政權的強力部門從來都是「三權合一」），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狠角色。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九日，羅瑞卿在全國二十一省市公安廳局長會議上講話中說：「公安、檢察、法院都是黨的工具，是黨的保衛社會主義建設、鎮壓敵人的工具，這點必須明確。但是在憲法上又規定了『人民法院獨立審判，只服從法律』、『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權』，所以，關於檢察院和法院在對內和對外的講法上要分開。當然，如果有些檢察院、法院的同志以法律上的規定來對抗黨的領導，那就錯了。凡是對這點認識上有偏差的，必須糾正。」既然如此，後來羅瑞卿被毛澤東劃為「反黨分子」，跳樓摔斷腿，又被紅衛兵裝入籮筐、帶入萬人會場批鬥，也算是作繭自縛，怪不得別人。

從誕生的時候起，共產黨就是一個綁匪集團，法律只是其遮羞布。中國人不是現代社會的公民，而是此一綁匪集團手中的人質。如今，共產黨政權更是動用國家的力量，肆無忌憚地在全球範圍內實施綁架行動，從香港出版人姚文田、林榮基到臺灣NGO工作者李明哲，再到瑞典NGO工作者彼得，無論你是何種國籍、何種膚色，都是其刀俎上任意宰割的魚肉。

徐顯明一句也不提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法律的關係。在名義上，全國人大是最高立法機關，如同民主國家的國會。然而，在中國，就連小學生都知道，人大只是一個花瓶和橡皮圖章。英國法學家、《英國法釋義》的作者布萊克斯通在論及議會的權力和管轄範圍時這樣說：「它享有最高的、不受約束的權威去制訂、確認、增補、限制、縮減、廢除、恢復和解釋法律。」然而，在中國，黨取代了議會的地位，議會淪為黨的婢女。只要狀況存在一天，中國就離法治國家遙不可及。

「災害毀⼀百次，我們就建⼀百零⼀次！」

二○一一年夏，汶川地震三年多以後，包括汶川災區在內的四川多個地區遭遇暴雨襲擊，導致嚴重的洪澇、土石流、山體滑坡等災害，已有數十人失蹤，救災工作困難重重。在新華社發布的一張照片上，新建的「花園城市」映秀鎮，陷入一片澤國之中。洪水之猛烈，宛如好萊塢大片中的場景，讓人觸目驚心。

汶川地震之後，中共宣稱災後重建將精心選址，讓災民再無後顧之憂。每個新建的城鎮，都將是「天人合一」的宜居、綠色、環保、可持續發展的城鎮。但是，尚未從家破人亡的傷痛中恢復的映秀居民，卻再次身陷險境。這究竟是誰之過？那些專家學者和地方官員，當初是怎樣考察周圍的自然地理狀況的？他們是否應當承擔草菅人命的責任？

當初，中共當局承諾一定會就「豆腐渣校舍」給災民一個「說法」。人們望穿秋水，當局的漂亮「說法」，十年後也沒有出爐。沒有一名官員，從建設部部長、四川省省長到災區的縣長和鄉長，以及跟這些官員有勾結的、偷工減料的建築商人，被繩之以法。

相反，以民間力量去調查地震真相的人士，卻被當作「國家的敵人」來打壓，譚作人被判重刑，冉雲飛遭拘押噤聲，多名上訪的死難孩子的家長被勞動教養。這一切，最高當局難道一無所知嗎？他們當然知道，他們有千里眼、順風耳般的消息回饋機制，可以讀到特供的「內參」。這些瘋狂打壓的壞事就是他們的傑作：唯有暴政才能實現「維穩」目標。

胡錦濤視察災區時宣稱，麵包會有的；溫家寶視察災區時，題寫「多難興邦」四個字。然而，「麵包」落到官員的腰包裡，「多難」成為官僚們大發橫財的契機，老詩人邵燕翔說：「誰云多難便興邦，邑有凍亡嘆小康。」汶川有多個鄉級政府動用救災款項，一次性購買本田雅哥、捷豹、豐田巡洋艦等十幾輛進口豪華車。此消息被媒體披露之後，地方官員振振有辭地辯解說：「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以最快的速度為人民服務。」好一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此次面對洪水肆虐，官員們儼然有大禹的本領。《成都晚報》刊登成都市委書記李春城的豪言壯語：「這是一場異常的自然災害，看著山洪和泥石流毀壞了我們剛剛建好的新家園，大家的心裡都不好受。但是我們有信心、有決心—災害毀一百次，我們就建一百零一次！而且每一次都要建得更好！」

李春城的講話頗具偉大領袖毛澤東人定勝天的豪情壯志。官僚們才不在乎災民的安全呢，他們不經科學勘察，便大興土木，在此過程中雁過拔毛，利益均霑。他們也不會在乎重建的艱難，中國政府不是世界上最有錢的政府嗎？花這點錢算得了什麼！多一次重建的機會，官員也就多一次發財的機會。所以，把民眾的新房修建在危卵之上，反倒是他們升官發財的捷徑。

中共十八大之後，貴為四川省委副書記的李春城，成了第一個垮臺的省部級貪官—他不幸選擇周永康為靠山，靠山倒了，他自不能倖免於難。欲與天公試比高的狂妄者，跌倒得比誰都快。

李春城倒下了，更多的李春城還會站起來。對於四川地震災區民眾來說，一次接一次的災難，帶給他們的是無盡的痛苦，而不是家國興旺的遠景。那些像螞蟻搬家一樣逃難的災民，心中可知道，真正「折騰」他們的，不是大洪水，而是共產黨政權。

遞句話，五千萬：省⻑部⻑不如京⻄賓館的理髮師

中國逃亡富豪郭文貴在新一波的爆料中，談到一個有趣的細節：在中共召開黨代會等重要會議的、由軍方經營的京西賓館，其二樓有一個非常神秘的地方：理髮店。那可不是普通的理髮店，那個地方是專門給常委級別的中共領導人理髮的，封疆大吏、中央委員級別的官員，想到那裡理個髮也不得其門而入。

給領導人理髮的師傅，因為有機會跟領導人接觸，至少在那段為領導人理髮的半小時時間內，可以在領導人的耳朵邊吹一吹風，所以黏上點「仙氣」，成了神仙座下的「斂財童子」。在《西遊記》中，那些下凡變成妖精、占山為王、殺人越貨的，往往都是神仙們寵愛的阿貓阿狗。即便是剛直不阿的孫悟空，也不敢用金箍棒打死他們，還得千里迢迢跑去請他們的主人親自來收服，並眼睜睜地看著作惡多端的寵物們跟隨主人揚長而去。

現實版的《西遊記》更精彩，郭文貴爆料說：「我曾經在盤古被收走的時候，找到理髮師，想給領導遞個信，說說話，給當時的賈慶林書記（曾任福建省委書記、北京市委書記和全國政協主席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是江澤民的親信）。人家開價五千萬！寫一份報告轉交給領導看要花五千萬！」從此細節可知，領導人的理髮師腰纏萬貫、富可敵國。身處權力外圍的理髮師尚且如此，領導人的老婆、情婦、子女、秘書等身處權力核心的人物，能撈取怎樣的財富，可想而知。

在民主制度下，國家元首的權力受到分權機制的制衡，以及自由的媒體和輿論的監督，一般而言不可能一手遮天、為所欲為。國家元首身邊的工作人員，包括理髮師，至多就是在專業領域有卓越表現，不太可能因為與國家元首有「親密接觸」的機會，介入政治及權力運作。

美國有一部名為《白宮第一管家》的電影，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那位服務過多位美國總統的白宮管家，比任何一位總統待在白宮的時間都要長，聽過驚濤駭浪，也看過萬里無雲。退休後，這位前白宮管家過著普通人的生活，至多就是寫了一本回憶錄、得了一筆稿費。

相比之下，專制制度最大的特性就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既然獨裁者的權力不是公民通過選舉授予的，專制制度又不允許存在真正的選舉、多黨競爭、三權分立和新聞自由，所以獨裁者可以宣稱「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獨裁者的親屬和身邊的侍從也能狐假虎威、呼風喚雨。

帝制時代，北宋的高俅多年擔任刀筆吏，鬱鬱不得志。後來有機會在還是王子的宋徽宗面前表演「蹴鞠」（類似現代足球的一種體育運動），從而大受寵愛。等到王子當了皇帝，高俅很快升任軍隊統帥和宰相。有人嫉妒高俅的飛黃騰達，宋徽宗反問說：「你有高俅那樣的腳上功夫嗎？」北宋的滅亡，跟這對昏庸君臣脫不了關係。

明朝的嚴嵩靠寫「青詞」（代替皇帝寫給神仙以求長生、吉祥的詩詞）得到嘉靖皇帝的寵幸。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不理政事，嚴嵩父子權傾天下長達二十年。嚴嵩的兒子嚴世蕃狂妄至極，在家中寶庫內大笑說：「朝廷無我富！」《明史》將嚴嵩列入奸臣傳，說他「唯一意媚上，竊權罔利」。

小人得志，根源不在於小人之壞，而在於制度之劣。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皇后寵信裝神弄鬼的占卜師拉斯普丁，拉斯普丁正如其俄文名字的含義，是個不學無術的淫棍。清朝的慈禧太后離不開太監李蓮英，因為李蓮英侍候她梳頭、化妝，無人可以取代。信奉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共產黨高級官僚，個個都被號稱具有「特異功能」的神棍王林糊弄得團團轉，儘管後來王林被殺掉滅口，但王林式的人物仍然層出不窮。

中共的現代極權體制，更甚於帝制時代。小小理髮師，可以瞞天過海、胡作非為，而疊床架屋的反貪、監察機構，如政府系統的監察部、檢察院、反貪局和黨的系統的中紀委、政法委、組織部等，表面上看滴水不漏，實際上形同虛設。

若真要去除「理髮師干政」的怪現狀，唯有實行民主化和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