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1988

一、康定，跑马山

1988年8月，我和石林去甘孜县做灭鼠项目。

从成都出发，经雅安、泸定，先到康定。成都是夏天，热。车厢里闷得透不过气，汗黏着衣服一整天。过了二郎山，温度往下走。到康定下车的时候，风是凉的。那种凉意让人一下松了一口气。康定不像成都那样闷，也不像高原深处那样冷。它夹在中间，两边都够得着，两边都不靠。

我们在康定停留了一天。

第二天早上去了跑马山。走上山的，一边走一边看。路不陡，土路，两旁有草。越往上走，经幡越多。一条条长绳从这棵树拉到那棵树，上面挂满了彩色布条，印着经文。风从山脚下吹上来，经幡一直在动。整座山都在念经。

走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到半山腰。那里有一块大石，平平的，能坐四五个人。四个年轻喇嘛坐在上面，膝盖上摊开着藏经。经文是竖写的，一页一页分开，没有装订在一起。他们齐声吟唱，声音低沉。有时候慢，有时候快，像水找到了一条河道。每唱完一段，四个人同时翻页。那个动作是齐的，像排练过很多年。

我们站在旁边，没有走近。石林低声说了一句：“这就是唱经。以前在五台山见过。”

我没有回他。

我站着听了一会儿。后来闭上了眼睛。

那些声音从低处起来，在风里散开，又聚拢。风一直在，经幡一直在动。康定城在山脚下，两条小河沟从城里穿过去，哗哗地流。水是凉的，声音是清亮的。

我闭着眼睛听，忽然看见了另一个画面——一个年迈的藏人，腰弯着，围着一排转经桶慢慢地走。手从每一个经桶上推过去，铜的，转起来有很轻的摩擦声。那不是我当时看见的，是以前在石渠、道孚、康定很多寺庙里见过的一个轮廓。那一刻它自己浮了上来。

我站在那里，闭着眼睛，听了大概十来分钟。

二、活佛

第二天我们到了甘孜县。

国道两边是低矮的土房，远处有寺庙的金顶。路不宽，偶尔有拖拉机、卡车、摩托车经过。

我们在路边走着，忽然听到身后有引擎声，很大，来得很快。我们往路边让，一辆雅马哈摩托车从身边擦过去。车速快，带起一阵尘土。我咳了一下。

那个年轻人停了下来。皮夹克，墨镜。他转过身，冲着我们喊了几句藏语。声音是恶狠狠的，脸上是傲慢和愤怒。我们听不懂。他见我们没有反应，竟然掉转车头，又冲了回来。在我们跟前停下，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后一拧油门，扬长而去。

尘土又扬起来一次。

我和石林站在原地，对视了一眼。

我说：“这是哪个瓜娃子。”

石林也说了一句差不多的话。

后来当地人告诉我们，那个年轻人是县里寺庙的转世活佛。

我听完，没有说话。

我想到的是一路上看到过的那些藏民——弯着腰转经的，跪在寺庙门口磕长头的，风餐露宿赶去朝圣的。

他们信的就是这个人。

那个骑雅马哈、吐口水的年轻人。

三、两个家

从活佛那件事里缓过来，我们继续往局长家走。

局长家

局长是农业局的汉族干部，四十多岁，山西人。年轻时随刘邓大军进藏区，一待就是几十年。家在县城一栋楼房的二层。

上楼，进门，客厅不大，十几二十平米。典型的汉人布置：一组布沙发，三人一张，两边各一个单人的。茶几，电视，旁边的柜子上摆着带框的照片，一家四口，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局长很热情。太太也热情，泡了成都流行的茉莉花茶，端上花生瓜子、水果。

局长坐下来跟我们聊天。他讲他的经历，讲甘孜这些年的变化，讲儿子在成都工作，女儿在身边。他说了很多，零零碎碎的，但能感觉到他很高兴有人来做客——两个从成都来的研究生，和他平时见到的人不一样。

太太在旁边坐着，偶尔想插话。刚开口，就被局长拦住了。她又想说什么，局长推了她一下。

坐了一个小时左右。石林说我们还有事，该走了。局长没有太挽留。

出门以后，石林忽然笑了一声。

“师弟，”他说，“再待下去你就要留在这儿做上门女婿了。”

我一愣。

然后想起局长太太几次想说话的样子，想起她看我的眼神。

太太想介绍女儿给我。

局长知道我们不在一个世界，果断阻止了。

我和石林相视，大笑。

副县长岳父家

第二天，县里一个藏族副县长和我们同行。坐吉普车去草原上工作。中午他说，去他丈人家吃饭。

那是一户典型的藏族人家，在甘孜县城边上。平房。客厅很大，墙上和屋顶装饰满藏文的图案、图像和经文。最显眼的地方是一个较大的佛龛，里面供奉着十三世达赖和毛主席的画像。供桌上点着四排酥油灯，二十多盏，火焰小小的，轻轻晃动。

一进门，浓浓的酥油气味扑过来。

和在石渠草原上走进的游牧帐篷不一样——帐篷里的空气是清的，草的味道、风的味道。这间屋子里的酥油味是厚的，沉在空气里，像一层东西敷在喉咙上。

我的胃开始翻腾。

主人端上酥油茶。我端起来，一口喝下去。然后用手遮住碗口，表示不喝了。

接着是糌粑。

青稞面加酥油，用手捏成一团。我不会捏。副县长坐在旁边教我，他几下就捏成一个干干净净的团子。我学着他的样子捏，松松散散的。

那顿午饭，我在那个气味里坐了一个多小时。

后来很多年，我在布达拉宫看见数十袋放坏的酥油从一条斜道倒进垃圾场——几十袋，排着队往下滑，像一列从佛龛出发的慢车。

那股浓烈的气味又回来了。

在甘孜的客厅里，我第一次闻到它。

四、电话

那天下午，我们去县农业局交接工作。

从一间办公室门口经过的时候，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藏族妇女在打电话。她穿着藏袍，坐在一张旧木桌后面，手边是老式的手摇电话机。

她的声音不低，我们正好听见一句，汉语说的：

“就先把我调到州上好啦，谢谢你啦。”

她后来又说了几句，语气是恳求的，又带着一点急。

她是在给康定的朋友打电话，求朋友想办法把她调到甘孜州州府去。

从甘孜到康定。

她想离开这里。

我站在门外听了那几句。忽然想起毛姆《刀锋》里的一句话，中文版读到的：“人死了上天堂，纽约人死了上巴黎。”

对那个妇女来说，康定就是她的天堂。

她已经在甘孜了。

她还要往上走一步。

即使只是到康定。

办完事，我们回到招待所。

五、走廊尽头

第二天傍晚，我和石林回到招待所。走到走廊尽头，看见一个人坐在门口的木箱上。

满嘴胡子。皮肤发深，是外地人晒了一段时间的那种颜色——不像本地人，也不像刚从成都来的。穿一件灰色旧夹克，袖口磨出毛边，露出里面白色的线。脚上一双藏靴，看起来很旧，像是别人穿过的，不太合脚。

他看见我们走过来，抬起头，开口说话。

“你们也住这里的？”

声音很柔和。语速很慢。和他的样子对不上。

他说他姓杨，陕西人，二十五岁上下，个子不高。他说他从长江上游漂下来的，筏子翻了，被水冲走了，他游上岸，走到甘孜县，在这里等同伴来。

“等同伴重新做筏子。”

我说：“长江漂流？”

“嗯。”

他说起姚茂书。姚茂书在虎跳峡殉难的事刚过去不久。

“他 inspire 了我，”杨说，“inspire the whole generation。”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还是平和的。但你能感觉到那平和下面的东西。

他说姚茂书是“壮志难酬，蹈海亦英雄”。

他重复了一遍：

“蹈海亦英雄。”

“他想做的事，他做了。”杨说。

我问他筏子是什么样的。

他说他自己设计的，4×6的方形，泡沫材料，很轻，一个人就能扛着走。

“没有底。几条带子把人固定在上面。那是最稳定的结构。”

“虎跳峡呢？”

“用绳子把自己绑住。”

“你不怕？”

“怕。”他说，“但怕也得过。”

他说得很平静，好像在说一件很自然的事。

好像生死之间的那段距离，已经被他仔细量过很多次，最后觉得可以走。

他说他已经在长江源头试过水了。同伴们在岸上做后勤，他在水里，一个人。

“你坐在没有底的筏子上，水从你身下过去，”他说，“你会觉得你和水是一体的。”

他讲这些的时候，语气还是慢的。像一个人坐在河边，把石头一块一块放进水里，看着它们沉下去。

我和石林在甘孜待了几天。白天去草原上做灭鼠实验，晚上回到招待所。杨有时在。他大部分时间坐在门口，等同伴的消息。

我们一起吃饭。在招待所旁边的小馆子里，吃的很简单，面条、馒头、一点青菜。

杨吃得很少，但吃得慢，好像在省着吃。

他说他要在甘孜把钱留着。他不知道同伴什么时候能到。

“可能明天就到，可能还要一个星期。”

他说起同伴。几个年轻人，有的在工厂工作，有的在念书。他们凑钱做筏子，请假出来漂流。

他说：

“我们都是普通人。但普通人也可以做一件不普通的事。”

他还说：

“姚茂书做了他想做的事，我也想。”

他说话的时候，你能感觉他是一个不太说话的人。那些话是被压了很久，才慢慢压出来的。

他说他从小就想做一件“只有自己能做的事”。他说冒险是生活的一部分。他说一生很长，总要尝试。

有一回他在房间里，看见我们回来，也没说别的。只是说：

“明天你们走吗？”

“后天。”

“那后天你们走了，我还在。”

他说这话的时候不像是抱怨。

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六、告别

第三天早上我们要离开。

杨送我们到汽车站。

我们在车站旁边的小馆子里吃面。很小的馆子，几张歪腿的桌子，地上有面汤洒过的痕迹。

杨坐在对面，吃得很慢。

我要给他付钱。他说不用。但我还是付了。

我们留下一些钱和衣物、鞋。

他说：“你们不用，你们自己用。”

我们说：“你路上用得上。”

他收下了。

他说：

“如果我成功了，你们会看到我的消息。如果失败了，就后会无期。”

车来了。

他站在车站的土路边，穿灰色旧夹克，藏靴。他的脸晒得很深，满嘴胡子，像一个已经走了很远的人。

“一生很长，”他说，“总要尝试。”

我点头。

车开了。

我从车窗回头看他。

他还站在那里。

车子转过弯，他就不见了。

那以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没有在新闻里看到他成功的消息。

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他。

我没有证据证明他死在了途中。

但我信他遇难了。

杨没有成为被记住的人。

像一颗遥远的流星。

灿烂，但太远。

只有我看见。

我在怀念。

七、后来

我回到成都，继续上学，继续做实验。

跑马山的经声、活佛的雅马哈、局长家的茉莉花茶、副县长岳父家的酥油灯、妇女的电话、杨的筏子，都留在了甘孜。

那年夏天，我二十一岁。

在那以前，我只知道好好学习，把每件事做好，然后往前走。路是直的，不会拐弯。

甘孜让我第一次看见，还有别的活法。

当时我不太明白。

那些人和事像风从耳边过去，喃喃低语。

三十八年以后，我坐在桌前写他们，才知道那就是我的“诗和远方”开始的地方。

后来，我真的去了很远的地方，也换过很多活法。

那些人和事，却都留在了甘孜。

后记：姚茂书与那团火

杨在甘孜县招待所里说起的那个名字，是姚茂书。

1985年，姚茂书独自从长江源头开始漂流长江。一个多月后，他在金沙江遇难。

他的死没有让后来者停下来。相反，在那个年代，长江漂流成了许多年轻人心里的一团火。

杨也是其中一个。

他坐在甘孜招待所走廊尽头的木箱上，说起姚茂书，说起自己的筏子，说：

“怕，但怕也得过。”

我不知道杨后来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最终有没有再次下水。

我只知道，姚茂书点燃的那团火，曾经传到过杨手里。

杨没有留下名字，没有雕像，也没有纪念碑。

但那团火，我看见过。

三十八年以后，我把它写了下来。我写下来了。

现在你也看见了。

——1988年夏·甘孜
——2026年9月·美国弗吉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