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自《民主的細節◎劉瑜》至少還有記憶

至少還有記憶

最近去倫敦旅行，看了一個據說「近來最轟動倫敦的」話劇，名字叫「佛羅斯特／尼克松」。該劇是對1977年一場電視訪談半寫實半虛構的舞台重構，訪談者是英國脫口秀主持人佛羅斯特，被訪談者是美國前總統尼克松。

雖然當時水門事件已經過去了5年，尼克松也下台了3年，但是尼克松從來沒有真正坦然承認過自己的錯誤。佛羅斯特，一個當時事業正在走下坡路的節目主持人，雄心勃勃地想迫使尼克松在該訪談中承認錯誤，從而實現他自己商業上的突破，尼克松自己當然步步為營，將佛羅斯特咄咄逼人的提問轉化為自我辯護的機會。但是最後，在智囊團的幫助下，佛羅斯特還是「戰勝」了尼克松，使這個曾經不可一世的總統在億萬電視觀眾面前出盡洋相，最後不得不在自我唾棄中繳械投降。

這個故事的主題，用最簡潔的話來說就是：不忘記，不原諒。

不但尼克松下台3年之後不能原諒他的過錯，哪怕他下台30多年後的今天，這樣一個戲劇的出台、上演和觀眾的熱烈反應，重申了這種「不忘記、不原諒」。

佛羅斯特／尼克松的宣傳畫

無獨有仨。最近一年我就看了另外兩個主題類似的電影，一個是2006年贏得多項奧斯卡提名的電影《晚安，好運》，另一個是2003年底出品的紀錄片《戰爭的迷霧》。前者是通過一個新聞主播穆羅和議員麥卡錫的對峙，聲討1950年代反共的麥卡錫主義，後者是通過對約翰遜政府的國防部長麥克那馬拉的訪談，再次反思越戰。

令我感慨的，與其說是這些文藝作品本身，不如說是西方政治文化中公眾對政治家過錯「耿耿於懷」的態度。尼克松30年前的錯誤、約翰遜政府40年前的錯誤、麥卡錫50年前的錯誤，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在公眾的記憶中消失。雖然尼克松、麥克那馬拉、麥卡錫在世時就都受到了政治的、輿論的懲罰，他們並沒有因此得到救贖，幾十年來人們從來沒有忘記向已經落入「井底」的他們不斷扔「石頭」。

就拿尼克松來說，水門事件之前，尼克松幾乎可以被列為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之一，他推行東西陣營之間的「緩和」外交，和蘇聯一同協商軍備削減，推進和中國的外交，著手結束越南戰爭，國內政策上制定一系列有關環保、勞工保護、社會保障的開明政策，深得人心。這也是為什麼1972年的總統選舉中，尼克松能夠在50州中的49個州贏得勝利，以罕見的絕對優勢重新當選。

然而水門醜聞將這一切粉碎。

要許多習慣領導特權的人來說，美國總統，這個據說全世界最有權力的人——對競選對手進行竊聽，好像不是什麼大不了的醜聞。在同一時代的中國文革裡，還幾億人受到竊聽、相互竊聽、竊聽完了如發現反動言論還勞動改造甚至人頭落地呢。但是美國社會沒有這種「寬容」，也懶得對尼克松來個「三七開」，支持率的自由落體、彈劾的壓力甚至入獄的威脅，迅速將尼克松拋入歷史的垃圾堆。用「佛羅斯特／尼克松」這個話劇結尾的一句話來說就是：下台以後，尼克松一直極力扳回他的形象，但是沒有用，到今天他唯一的遺產，就是讓所有的政治醜聞後面多了「門」這個字眼。

「不忘記、不原諒」的表現，就是各類文化產品中反思主題反反覆覆的出現。拿水門事件來說，電影《尼克松》、《迪克》、《所有總統的人》、《我的美國同胞》都有對水門事件的再現和反思，電視片《辛普森》、《X檔案》、《福圖拉馬》、《愛家男人》、《什麼都不信》、《星期六現場秀》中也都有反映水門事件的劇情，至於歌曲《迪克完全是個屁眼》、《美麗的可憐蟲》，一看標題就知道有多麼寒磣尼克松。當然，文化產業對政治錯誤最不依不饒的典型，還是越戰的「文化工業」。且不說書籍、電視、歌曲、漫畫等，就拿電影一項來說，作品就已經汗牛充棟。奧利弗·斯通的越戰三部曲《野戰排》、《生於七月四日》、《天與地》是最信手拈來的例子，《現代啟示錄》、《逐鹿者》、《殺戮場》同樣經典，至於不太經典的，比如《越戰突擊隊》、《草莓宣言》、《歸鄉》、《越南血戰史》、《越戰家書》、《早安越南》、《前進高棉》、《漢堡高地》等等更是不計其數。

可以看出，在人類天生的健忘傾向面前，文化產業主動承擔了守護記憶、背負記憶、傳承記憶的責任。面對權力社會可能手無寸鐵，但是至少還有記憶。相比之下，中國有多少文藝作品在守護我們的集體記憶呢？越戰之中美國陣亡士兵不到六萬，就引起了如此波瀾壯闊的文化後果，中國的「三年自然災害」死亡成千上百萬，我們有幾個電影反映出那些苦難？面對十年動亂的「文革」，我們的奧利弗·斯通在哪裡？我們的《晚安，好運》、《戰爭的迷霧》、《佛羅斯特／尼克松》在哪裡？在《上海寶貝》裡？在《大話西遊》裡？在《無極》和《滿城盡帶黃金甲》裡？權力固然封鎖了記憶，但是社會本身、公眾本身又有多少回憶的衝動、訴說的衝動、用歷史的火炬去照亮未來的黑暗的衝動？

對於歷史的傷痛，我們習慣於說「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何必揭歷史的傷疤」；對於哪怕影射這一傷疤的文藝作品，我們塗抹著解構主義、荒誕主義、後現代主義的口紅的嘴又說，「這種宏大敘事是多麼的土氣」。但是，如果對生命和痛苦的漠視可以體現在我們對待歷史的態度裡，它同樣可以體現到我們對現實的態度裡。事實上，當我們的文藝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達、詩意、頹廢、華麗、放蕩、惡搞，以及最重要的，沉默去包裹怯懦時，它正在體現到我們對現實的態度裡。

當然，《佛羅斯特》、《晚安》、《迷霧》這樣的作品集中出現在這幾年，絕非巧合。顯然，這些作品的編劇導演都或多或少有影射當代政治、尤其是伊戰的企圖。《佛羅斯特》中對竊聽的諷刺，暗合美國政府伊戰以來的「反恐」竊聽政策；《晚安，好運》中對「恐共症」的批判，也可以被理解為對「9·11」以來「恐穆斯林症」的影射；而《迷霧》對戰爭的反思，幾乎就是對伊戰的直接批評。也許，歷史的妙處正在於此：它不僅是關於過去的事件，還可以是關於現實和未來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