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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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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失的年代:菲律宾青年为何仍难走出沉默

Henry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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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has his timing,” 菲律宾青年Nikko这样说道。他的信仰如此虔诚,他的忍耐如此温柔,仿佛在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时机。在他身后,是一个国家巨大的发展裂缝:民主沦为表演,希望成为一种风险。无数个Nikko的人生轨迹,并非自然的河流,而是被制度之手强行改道的支离破碎的水系。


引子:一条街上的世界裂缝

几个月前,我在菲律宾旅行,曾走入马尼拉的一个街区。它的街道干净、商场林立、咖啡店里坐着带着笔记本电脑工作的青年——看上去与首尔、新加坡并无二致。但仅仅隔着几条街,一座排水沟旁,几名赤脚少年正在翻垃圾桶。夜晚,有人在电视上播放“勇敢者”钻进下水道的记录视频,一旁的市民笑着评价:“他至少还能拍视频赚钱。”

这一幕让我震惊——这不是一国之撕裂,而是一条街上的世界裂缝。

我想到另一个人,一个我在马尼拉认识的菲律宾男青年。他31岁,是一名私立医院的护士,每日上下班准时,生活节俭,偶尔和我分享菲律宾的社会现实。他很少表达抱怨,也很少表达梦想,更多时候只是轻轻一笑:“我们这里嘛,就是这样。”

他的态度沉稳、节制、礼貌,有时让我误以为他是一个生活已被安顿妥帖的人。但越了解,越觉得这份沉默背后,是他和这个国家共同的命运裂痕。

一度富裕的国家,为何走向停滞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菲律宾并非一直如此。

在1950–1970年代,菲律宾是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在美国殖民统治留下的基础上,它拥有当时亚洲最现代化的教育体系与医疗体系。马尼拉曾被称为“东方的巴黎”,菲律宾的大学生是东南亚地区最多的,他们讲一口标准英语,吸引大量外资、游客、学者。

然而这一切,在1972年发生转折。马科斯总统宣布全国戒严,开启了长达14年的强人统治。在那段时期,国家债务飙升、官僚体制腐败、民主制度崩坏。1986年人民力量革命推翻了独裁者,民主制度恢复,但国家却未能完成真正的政治重建。

当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韩国、新加坡、台湾,甚至后来起飞的中国与越南——先后搭上工业化与全球化的列车时,菲律宾却陷入了“民主制度存在但发展模式迷失”的长久停滞。

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停滞并非源于资源不足或人才缺失,而是一连串结构性错位与制度性怠惰导致的“主动性错失”。

Nikko的轨迹:一个普通青年的写照

我与Nikko的相识是在马尼拉的一个医院项目。他今年31岁,是一名护理助理,白班夜班轮换。他准时、克己,对家人极有责任感。

他说,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后来家庭负担太重,只能选择更快赚钱的护理方向。他的父亲是出租车司机,母亲开了李哥杂货店。家里三个孩子,他是老大。

他的生活轨迹很典型:中学毕业→职业培训→找一份低薪但稳定的工作→赡养家庭。梦想和远方,被收入与责任隔断。他说:“出国留学?那是有钱人的事。”

Nikko并不是一个懒惰或消极的人。他每天都在努力生活,有礼貌、有信仰、懂得感恩。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形象,是体面的,甚至让人误以为是一个“网红”。但在我看来,他的“平静”更多是一种制度性无力所塑造的性格产物。

很多菲律宾青年的轨迹,与Nikko类似。他们不是不努力,而是在没有制度支撑、没有公平起点的社会中,只能靠“顺从”来避免失败。而一旦失败,就可能永远无力翻身。

被操控的民主,停滞的国家治理

菲律宾的民主制度形式完整:总统直选、媒体自由、法院独立。但这些制度长期被利益集团操控,国家治理失效。

例如总统选举中,不乏明星、网红、军阀参政,政纲流于表演,民众的真实问题始终无人回应;例如国家大型基建常因换届而夭折,地方与中央之间缺乏协调机制;例如议员主要由大庄园地主出身的家族成员担任,政策更多服务财团,而非民众。

与此相对,中国、越南、印尼这些国家虽然制度各异,但都建立起“相对统一的国家发展目标”与“政策延续机制”。他们或推动出口制造业(如越南、印尼),或集中资源发展战略产业(如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迅速提升国力与民众福祉。菲律宾则被困在“看上去自由,实则混乱”的结构中。民主体制为民众提供了发声的管道,却没有提供真正改变生活的力量。

海外劳工经济:失控的结构性依赖

此外,菲律宾的经济高度依赖海外劳工(OFW)汇款——每年约占GDP的10%。在Nikko的家庭中,他的叔叔常年在中东做建筑工,他的表姐在香港当保姆。而他的同事中,也不少愿意接受就算比本地人工资低一半,去中东从事护理工作的合同制工作。

在我短暂的停留中,我听说过太多这样的故事:母亲十年未归,父亲因远程婚姻离异,孩子由祖母抚养。钱汇回来,但情感结构断裂,成长过程中缺席的不只是亲人,更是一种“有盼头的人生样貌”。国家对这种结构依赖过深,以至于缺乏推动本土产业的动机,最终演变为一种被制度合法化的家庭撕裂。

Nikko告诉我,他曾一度想去日本工作,但语言学费太贵,也没有熟人可以担保。他试图申请护士外派项目,提交资料后音讯全无。他笑了笑说:“我知道很多人最后都被骗了。”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对许多菲律宾青年而言,“希望”不是一个目标,而是一个风险。

温柔的国民性与信仰背后的沉默

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选择沉默、选择忍耐、选择留在熟悉但无力改变的生活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志气,而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被这个国家真正相信、支持或推举过。

菲律宾社会中宗教信仰极强,Nikko每周做弥撒,常说“God has his timing, prayer can move mountains”。这种信仰确实赋予人某种力量——但同时也被误用为制度性失败的心理安慰。

一种温柔、隐忍、克己的国民性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出来——让人敬佩,也让人心碎。

我们常在新闻里看到“菲律宾很自由”“菲律宾人很快乐”“菲律宾人英语好”,却忽略了那些走不出贫民区、也上不了外企的人。

我曾问Nikko,如果人生能重来一次,他会不会选择冒险。他想了想说:“也许我想再试一次读大学,能够进到外企成为稳定的上班族。”这句话很轻,却比很多政治宣言更真实。

尾声:不该被错过的这一代人

菲律宾不是没有未来,它有年轻的人口结构、有英语与教育基础、有文化感染力、有地区地缘优势。但这些潜力需要制度赋权、需要国家动员、需要政策连贯。而这一切,恰恰是菲律宾几十年来最缺失的。

一个国家的命运,往往藏在最普通的人身上。Nikko的沉默、礼貌与节制,也许正是这片土地上千千万万个“被错过的人”共同的面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出国,不知道他会不会“再试一次大学”。但我知道,这一代人,不该再被轻易遗忘。

因为他们已经被错过了一次,不该再被错过第二次。

#菲律宾 #发展困境 #全球南方 #Nikko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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