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喜剧 后记

“塞尔吉奥”

恩里科·贝林格，1972年起成为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在任期间，为了应对国内的经济危机和蜂起的群众运动，他决定与共产党的老对手天主教民主党（下简称天民党）达成合作，这一计划被称为“历史性妥协”。

1978年，共产主义武装组织红色旅（Brigate Rosse）执行了举国瞩目的“贝林格绑架案”。3月16日上午，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在前往议会的路上被红色旅拦截并绑架，羁押于蒙塔尔奇尼街8号——红色旅称之为”人民法庭“。绑架发生后，红色旅立刻要求与政府进行谈判，并在后续第8号公报中具体给出释放囚犯的要求；同时他们通过一系列公报中对共产党施压，要求它放弃历史性妥协，停止支持紧缩政策，直面群众运动。这场绑架持续了55天，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执政党天主教民主党保持着坚定的沉默，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的尝试。而共产党旋即陷入了巨大的混乱，起初，他们指责红色旅是恐怖分子，甚至将他们与法西斯类比，随着时间推移，对政府毫无作为，摆明要进行蓄意谋杀的愤怒和恐慌情绪逐渐占据上风，同时，共产党基层对所谓欧洲共产主义路线长期存在的不满也爆发了出来，许多地方党支部的干部被要求检讨甚至辞职。

在国家和党团之外，在广大议会外左翼运动之中，对红色旅的行为反应各异。武装和半武装的团体自然全力支持，而自治运动虽然并不认同他们的行动方式，也承认此次行动揭露了国家、执政党、反对党和广大无产阶级间存在的巨大矛盾，并表示了团结。

绑架最终以贝林格公开承诺结束历史性妥协而收尾，他的公开信和红色旅著名的第九号公报（标题“国家谋杀”）迅速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5月9日，人们在一辆红色雷诺4的后备箱中发现了昏迷的贝林格，车被丢弃在卡埃塔尼街，即共产党和天民党的总部之间。

1988年，时任总统的塔齐亚娜·洛蒂签署了大赦。左翼武装组织成员得以无条件大幅减刑或无罪释放，依然在逃的不予追究。在新千年来临之际，红色旅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毛里齐奥”（马里奥·莫雷利）决定和我们共同重建整个武装运动史。

（以下内容节选自莫雷利的访谈录《红色旅，意大利故事》第五章。采访者：雷纳托·潘泽耶里，卡拉·莫斯卡。整理者：雷纳托·潘泽耶里）（1）

……

采访者：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对你们在贝林格案中对信息的精确掌握和你们展示出的军事能力感到惊讶。基耶萨将军评论说，这是专业人士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毛里齐奥：我一直觉得，对所谓专业人士的信任简直变成一种迷信。无产阶级在没有资产阶级引路时无法完成任何事，这种想法催生出无数阴谋论：我们受法国人指使，我们受过巴勒斯坦人的训练或为他们做事，我们受克格勃雇佣，同时又有相反的说法——我们为美国人工作，全都是摩萨德特工，听命于安德烈奥蒂，等等，等等。可事实就摆在眼前，红色旅背后只有红色旅，一个被工人，学生，运动中观点不同的同志都接纳的组织，那个时代的团结是难以想象的。

单论军事能力，我们会让任何新兵发笑，就以我为例，我开枪的次数不超过二十次，只拿过两次机枪。我们取胜，靠的是无产阶级的团结，组织，近乎自我奉献的严格纪律，以及为阶级而战的信念，现在想起来，这种奉献近乎于牺牲。有人质疑我们为什么能收到如此精确的消息……我敢打赌，提出这种问题的人从不亲自踏上大街一步，他们坐车出公寓，去RAI，去新闻报的光滑的编辑部里开始胡编乱造。他们的眼睛肯定一次也没落在周边的人身上。那时，或许正有个人正在一边扫地一边抄车牌。

采访者：这其中一点秘密也没有吗？

毛里齐奥：如果你问的是任何秘密协议——就像国家喜欢做的那样——答案是没有。

采访者：那么“塞尔吉奥”同志又是谁？他至今依然没有被捕，也从未被确定真实身份。

毛里齐奥：显然，我不会告诉你。这个人现在过着自己的生活，不希望被任何人或事打扰。

采访者：佩西告诉检察官，“塞尔吉奥”是一位在政府中任职的高官。

毛里齐奥：胡扯。佩西自己也在供认中说过，他从未亲眼见过“塞尔吉奥”，只听说过他的名字。你们不该这么轻信叛徒的话。

采访者：然而，许多人认为这个神秘地人物起到过重要作用，你们的沉默的确助长了各种猜测，包括你们不喜欢的。

毛里齐奥：是国家首先试图制造阴谋论。判决书称“塞尔吉奥”为“红色旅的政治顾问”，很快所有记者和作家都抓住这个词不放了。

实际上，任何一个加入过红色旅的人都知道，政治是所有成员的事情，不论你是执行委员会成员，还是同情者，事实上，我认识的那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正是被这个理念吸引，尽管他们有些过于理想化了。

采访者：并非官员，也不是特殊的顾问……你知道的，目前还有一种猜测认为，他来自共产党，毕竟他的化名很容易让人想起塞尔吉奥·格拉里。他与格拉里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吗？

毛里齐奥：我们有许多来自共产党的成员，但“塞尔吉奥”不在其中。我可以告诉你，我相信他也希望让人了解的是，他是来自运动的同志，也始终忠于运动。尽管出身于一个处于权力中心的共产党家庭，但他很年轻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与我们合作时，他已经证明了自己。

“塞尔吉奥”带给我们的不是某些政府成员的具体信息，而是对权力有本能的洞察力。他无意间的一句话给我们提供了另外的方向。

采访者：“我们要去杀掉共产党员吗？”这话可是轰动一时啊。

毛里齐奥：“塞尔吉奥”原话是“要对付共产党不一定要去罗马。”而你说的是加里纳利从监狱中递出来的纸条，他反对我提出的方向，所以才这样问。总有些人把这些事弄混。

加里纳利是我们中最不可能杀掉共产党员的人，那个党培养了他，教会了他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斗争，他是从那里出来的……对抗是一回事，流血冲突又是另一回事，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

采访者：为什么“塞尔吉奥”能第一时间接受这种可能性呢？

毛里齐奥：什么样的可能性？杀死共产党？别开玩笑了。绑架贝林格时，我们连他的护卫都不准备杀死，因为什么？无非他们是共产党，怎么样也算个同志。对他们的行动要更加慎重。

共产党的领导层并未给我们同样的仁慈。七十年代中后期，它十分残酷的反对武装运动，支持天民党所有的镇压方案，这绝非对待同志的态度。在他们心中，质疑意共在工人阶级里绝对领导的人就是恐怖分子。为了消灭我们这些恐怖分子，他们不惜与老敌人合作。

因此，我也能理解许多同志对他们有更极端的想法，可我们从没有真正把它付诸实施。

采访者：弗朗切基尼说他“改变了组织的策略”，他似乎在暗示你们都被他控制了。

毛里齐奥：一个老朋友，红色旅的历史核心，现在说出这种话，监禁和失败真的改变了他。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在出狱后沉溺于被害妄想，失败是集体的，后果也已经由集体承担，不仅仅是红色旅一个团体，是所有同志都承担了责任。有多少人被抓，多少人遭受酷刑折磨……现在，武装运动失败了，但我们的记忆没有被抹除，我们与国家之间至少有一个政治的解决方案，而不是靠摇尾乞怜，靠出卖自己身份得到减刑，这是集体努力的结果。

“要么全部，要么一个也不“，这是我们的口号。

组织的策略不可能由一个人决定，他最该清楚这点。75-76年对未来方向进行讨论时，监狱阵线也参与了，我们总是保证监狱中的同志能收到最新的思考和路线。“塞尔吉奥”提供了灵感，可是灵感的闪光成为行动，靠的是集体思考。1975年，越来越多大工厂被关闭，产业整批的转移，面对工人的斗争，老板以裁员回应，而且这种趋势无法停止。国家不承认国内存在新的政治力量，犯罪化运动中的同志，把我们作为单个的罪犯消灭掉。从组织和运动里都传来呼声，认为应当升级打击的对象。我们已经走出工厂，将目标对准了法官，检察官，记者，宪兵这样国家镇压的结点，那么接下来呢？“国家”自然而然就浮现在我们心中。要在更高层次上打击国家，这点很容易取得一致。

采访者：可为什么选择共产党？国家的象征有很多，天民党的成员，工业联合会的成员……当然，你们对这些人也实行过打击，但为什么最终将共产党选为向国家的进攻的象征目标？

毛里齐奥：在“塞尔吉奥”提到共产党应当受到某种打击以后，许多同志是不接受这个想法的。他们可以在工厂里与共产党的工会干部或者支部书记发生激烈冲突，也不介意打伤几个乱说话的共产党记者，可用枪对整个党进行批评？这是另一回事。

打击天民党无需解释。这个党控制着国家，而国家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至于绑架或杀死老板们就更加无可非议，我敢相信某些最平庸的社会主义者都会私下在家里庆祝这群人的死。

可是共产党不一样，它毕竟是自己人。

在最激进的工人中间它已经名誉扫地：改良主义，官僚，老板的皮条客……说这些话的人是一无所有的年轻工人们，他们出生在战后，从南方双手空空来到北方，或者从北方的农村到城市里打工，他们不愿意接受那套面包与工作的说辞。但不是所有人都在过这种生活，不少人依然选择加入工会、加入共产党或者它手下的各种协会，这也情有可原。拥有广泛承认的、稳定的阶级组织，在共产党的庇护下生活，的确比孤身一人面对资本主义世界更安全、更舒适。

这些人里，有的已经无药可救了。他们脑子里只有工作、养家，别的什么都顾不上，干到五六十岁浑身都是病，为老板着想的比老板本人都多。可还有些人，他们心里依然梦想着革命。在工厂和社区里，许多共产党员同情我们，悄悄地支持我们。运动里的其它人，尤其是学生们，一直与共产党保持着脆弱的联系，直到1977年之后才彻底断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然而，正是共产党特殊的地位，最终成为了我们选择它的理由。

在议会中，或者广泛地来说，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共产党代表着无产阶级，也组织着无产阶级。直到六十年代初，它还被当成危险的革命党对待，但转向从莱昂帕尔蒂活着的时候就开始了。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共产党的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无法应对新一代无产阶级的要求，他们只好接纳其它阶层的成员，也一并接受了这些人妥协的纲领。

共产党从一个活动家组成的党变成一个普通的群众政党，由革命党变为体制外的反对派，而贝林格时期它更进一步，疯狂地尝试挤进政府，想成为执政的反对派。

它在无产阶级中的组织也逐渐成了变成了警察组织——排斥最危险的革命者，并将颠覆性的斗争引向有序可控的改良，说服工人理解和支持政府的政策。过去需要凯撒提供的面包和马戏，现在也一并由他们提供了。共产党才是国家真正的灵魂。

采访者：选择贝林格除了因为他是共产党的领袖，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毛里齐奥：他是公认的领袖，全党团结在他身边，无产阶级也将他看作共产党的代表。对我们来说，有这些条件就足够了。

此外，共产党依然保留着好的品质：他们不会抛弃自己的同志，任其去死。

这会让事情在某些方面更加容易。只要我们在绑架中坚持下来不被抓住，国家就会陷入两难境地：谈判，就意味着承认我们不是罪犯，而是一股政治力量；不谈判，不止共产党，整个左翼都不会再全心全意的协助国家了。

然而，除此之外，其它方面的困难增加了十倍。当时的局势非常紧张，我们已经预料到绑架共产党后，会有无数人说我们是法西斯。而武装运动是象征的运动，如果这个行动被错误解读，我们就完蛋了，而且还会连累其它同志。

为了体现红色旅的身份和目的，我们给那次绑架制定了严格的要求。绑架-审讯-谈判-发布公报，这些红色旅典型的行动必须在针对贝林格的行动里出现。

绑架期间我们还实现了一个疯狂的计划：每一份公报都应该在主要的大城市中同时刊登。

效果很好，显得红色旅无处不在，也能使任何模仿我们的人轻易被证伪。运动中的同志也协助我们进行宣传，作为交换，后来交换囚犯的名单中增加了自治派的囚犯。

而且，不管谈判结果如何，绝对不能杀死贝林格。为此，我提早想好了几个版本的公报，很不幸最后是“国家谋杀”派上用场了。

当时，谁心里也都没底，都用这个想法给自己打气：我们的底牌是我们反对的东西本身。没有任何工人能接受紧缩政策，哪怕最听话的党员，只要他还要工作，就不可能无动于衷。这种最根本的需要会超越身份认同的惯性。

采访者：有人透露，你的好友菲多私下说你们曾经考虑过一些疯狂的方案，比如“让贝林格和莫罗去人民监狱里达成历史性妥协吧“你们真的考虑过同时绑架两个政党的领导人吗？

毛里齐奥： 菲多很喜欢开玩笑，你们不能把他的每句话都当真，否则事情可就乱套了……不，我们绝对没考虑过这件事。绑架一个政治人物，一个大老板，这件事倒是被严肃的计划过，但绑架贝林格以后到处都是检查站，我们没法随便在罗马行动。

不过，莫罗的确在名单的最前列。他是天民党主席，从76年起，我们已经打击了天民党将近一年，对他采取行动是合理的战争升级。况且，除此之外，谁是天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政治掮客，谁是历史性妥协的重要推手，谁在争取“团结”以便一致对抗无产阶级？是他。况且他的安保措施不足，行动也很固定，绑架他难度比别人低。许多同志都认为他是理想目标。

采访者：安德烈奥蒂，科西嘉，范法尼……这几位运动最强硬的敌人呢？

毛里齐奥：我们都考虑过，但他们的安保措施比莫罗严密的多，没必要冒多余风险。

那时候，天民党的丑闻还没有泄露，我们把他们互相暗杀的事情看成侦探小说和小报纸编出来的惊悚情节。

采访者：后来我们都知道他们之间，尤其是是莫罗和安德烈奥蒂的分歧有多么深刻。

毛里齐奥：是啊，我每次回想起来都会后怕，没选他是幸运的。也正是从贝林格那里，我们才了解到天民党的运作方式。他们是不同利益的结合体，通过分赃维持关系，并不是一个有机的政党。我现在毫不怀疑，如果绑架的对象是天民党里的某个人，剩下的人一定会想方设法迫使我们不得不杀了他。那样事情可就不好办了。

采访者：你提到，在红色旅内部有过激烈的争论。你们的分歧是什么，最终又是如何达成共识的？

毛里齐奥：分歧不是换个人绑架那么简单，本质上，这需要诚实的回答一个所有同志都不愿意面对的问题：运动现在发展到哪一步了，而我们用什么方式继续下去？

红色旅的主力几乎都是六十年代末工厂运动里成长起来，经历过工人运动的人，我们最初了解的斗争手段依然是有严格组织起来的群众运动——罢工，示威，等等。但七十年代一切变得更加暴力，法西斯团体制造了爆炸案，国家有政变的风险，同时老板开始通过关闭工厂， 转移产业来对付工人，武装运动就在那时诞生了。它代表着从工厂走向社会的斗争，也代表着以武力对武力的斗争。

可是，在77运动爆发后，我们意识到，运动中已经诞生了新一代人。而他们的需求和我们的需求，他们语言和我们的语言都不一样。他们是学生、失业的工人、女人们、街头的孩子们……他们已经开始面对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匮乏，没有房子，没有工作，也没有未来。

我们知道他们在占领房屋，在组织降低生活成本的斗争，但我们很难在这些事情上帮上忙，那也是我们无法真正理解的斗争。

而从自治派中出来，来找我们的人……就这样说吧，今天宣称自己不支持武装运动军事化的人——当年他们可是真正的战争狂人。许多人被混合着希望和绝望的情绪感染，一方面不愿意承认运动正在走向失败，渴望奇迹般地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又对未来没有真正的计划。他们希望我们给出答案，可是，除了“加入我们”之外，我们甚至不知道该说什么。

为跨越两代人的运动找到方向，这是一个非常……政党化的目标，可红色旅不是一个党，运动中也没有涌现出一个解决方案，党尚待争取。

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个问题，同志们才改变了鼓动起义的想法。决定首先要打破国家一致的镇压，在国家中制造混乱，为运动取得喘息和思考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是我们唯一可用的工具。

经过漫长的争论以后，我们决定去做，不论作为组织要付出什么代价。共产党是不会再变回革命党了，没有一个革命党是靠忏悔诞生的。我们只是要强迫它从执政的反对派从变为与政府对抗的反对派，让政府无法顺利运转，这样，第一步就完成了。

（1）书名是真的，为了呼应剧情修改了一些信息。真实的作者是马里奥·莫雷蒂（Mario Moretti），采访者是卡拉·莫斯卡（Carla Mosca）罗萨那·罗桑达（Rossana Rossanda）。采访内容是虚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