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士大夫”

一

有三个小男孩，八九岁样子，在玩。小明和小华一人拿根树枝，当成剑，约定对打——“打到头伤五滴血、打到身体伤三滴血、打到手脚伤一滴血，每个人一共十滴血，血伤完就死翘翘”。这显然是他俩玩电子格斗游戏的后遗症。

第三个小男孩叫小乐。他昨天看了电视上的古装戏，觉得“客栈”很有意思，就拦住小明和小华，说自己是开客栈的，还说两位“大侠”要在自己的客栈打尖，酒足饭饱后才动手。小明和小华急于开打，说“哪有什么客栈！”。小乐却硬要开客栈，几乎是央求他们必须先打尖。或许小明和小华就勉强答应他，小乐高兴极了，忙让他俩点菜，问他们喝几两酒，见二人发愣，索性教他们台词，“可以说三两，一两也可以”。两人就说，“好，那就一两”。小乐虽然很投入，但小明和小华颇觉扫兴，甚至莫名其妙，到这地步干脆撇开小乐，直接“拔剑”开打了。

三个小男孩都是在想象，但有所不同。小明和小华的想象，只是把树枝对打包装了一番，他们确实在进行一种运动身体的游戏。小乐的想象，完全是凭空创造，压根就没什么客栈、什么酒。

我在中文系读研究生时，认识很多在公务员体系或教育体系的人，他们就是小乐。他们的客栈，叫做“士大夫”。即他们很惯于且乐于按照古代的士大夫阶层来设想自己。他们的语言之中，把出国的人叫“去国”、把升职的人叫“拔擢”，甚至连考公务员还是考教师资格证，都给分析成“出处去就”的问题，要拿定主意，自己这辈子是准备当房玄龄还是严子陵。如果说在康有为梁启超这拨人，其做梦程度尚且算举着树枝的小明和小华，今天这些人的做梦程度，绝对达到小乐级别。我见过一些讨论，比如说二十一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里塑造格局的中流砥柱”是李零还是高王凌，这些讨论的做梦程度一样是小乐级别。“知识分子”这个词语固然有，而且从西方传来，但在二十一世纪，尤其今天，那纯粹是空气中臆想的客栈。

这些人倒不至于糊涂到眼瞎，但他们的的确确很享受这种臆想，故宁愿眼瞎。二〇一八年某天，我早上打开朋友圈，见到好几个人写七律，大概是个义不帝秦的意思。读来似乎愤慨，但显而易见，他们简直是庆幸自己获得了这么个一展诗才的机会，千载难逢，过了把当顾炎武、黄宗羲的瘾。当然，这已经全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整体脑回路有问题。他们把自己当作苏东坡、韩退之，今天左迁，明天见用，后天被谗，今年到香港出差，是“十生九死到官所”，明年回广州当老师，是“万人如海一身藏”。这真不知是活在古代，还是活在梦里。

所谓迷信，即比如说“人日”这个传统节日，一般人可能听都没听说过。这一天是“人”这个物种的节日，习俗上要剪人形纸片，贴在家里。唐诗里就有很多“人日”，例如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韩愈《人日城南登高》。但是今天，这节日已经消亡了。我们清明扫墓、春节放鞭炮，是科学意义上的迷信，不过习俗既在，也就从众为之，算不得出格。现实是，有些人却非要嚷嚷着过这个“人日”，特立独行，在家里剪人形纸片，还发朋友圈。这不但是科学意义上的迷信，而是精神上对“传统”的中毒式迷信，用成语来讲，就是“刻舟求剑”。这些人恨不得今天还是古代，大家过“人日”、拿毛笔写文书、按照《礼记》给长辈行礼、沐浴要焚香、敬惜字纸必须烧掉，这才有仪式感，才风雅。即不如此夸张的，最低限度，也得把自己所在的局、部、科、院等等，一律改为衙门，从而自己是苏东坡，同事——不，同僚——是黄庭坚、秦观，关系差的可以是蔡京、蔡卞、王安石，老上司是欧阳修、梅尧臣，就一律齐活了。这和小乐指定别人当大侠，要打尖住店，台词要说“三两酒”，有什么区别呢？

二

既然你是苏东坡，我是黄庭坚，都是千古大才子，自然是要文采风流一番的了，自然是要杯盘狼藉一通的了。从《世说新语》开始，就崇尚吐属不凡，于是“士大夫”们文学甚至学术的指导思想就是：是否适合酒桌，是否适合谈资。就文学言，最紧要修炼的是诗，古的不行今的来凑，其次散文，最好是零札、随笔这种，总之越是“零”的“随”的，越觉得潇洒，在酒桌上不落下风。就学术言，可以张口就说“某本笔记里说过张飞是三国第一书法家，能作擘窠大字”、“吾以为李白之后只有两个半诗人，一个是李贺，一个是李之仪，再半个是清末民初的和尚一休”，听着很过瘾，完全错误也无妨。倒不是说这些人是非不分；他们的说法叫“姑备一说”，就是说任何不负责任的论断，哪怕再离谱，也有谈资的价值——而这是最高价值。于是苏东坡和黄庭坚对喷诗词，品鉴一番，互吐掌故，姑备一说，配合着过才子瘾。这倒是比孑然一人开客栈的小乐幸运多矣。

于是这些人在文学上，最怕的是小说。绝不是说小说先天上优于诗歌、散文，而是说这些人能够写假诗歌、假散文，原则上却很难有假小说的。这些人根本连写都写不出来。同理，这些人在学术上，最怕的除了理科，就是语言逻辑相关的论题，也因为这些题目都是死生立判，不容“姑备一说”的。把出国叫做“去国”的那位朋友，听闻我们高中搞奥数到处补课时，觉得很惊讶，说“没想到奥数都是补出来的，我还以为数学天才都是轻描淡写就解决题目的”——这显然是以为欧拉、高斯等人发现数学定理，也如同自己科里边的苏东坡、黄庭坚喷诗词掌故那样，张口謦咳之际，便珠玉错落，向四面八方喷出来的。要是知道怀尔斯二十年苦干证一个费马大定理，还是站在无数前人的肩膀上，这些大才子必要觉得大煞风景；要是教育他们，世间各行各业之成就者，下到奥数金牌，上到奥运冠军，莫非从血汗泪中熬出来，这些大才子更要觉得到底数文史最风雅洒脱；等到提醒他们，巴尔扎克写得快，像驴，海明威写得迟，像牛，他们又要觉得小说不适合自己；等到你说连苏东坡黄庭坚也莫非苦学而致，这些人恐只得假装在知道不知道之间，也拟好好读两本书，以为自己在成为苏东坡的路上，然而读了一本半就上酒桌卖弄，享受“姑备一说”去了。

三

本文所谈，只是说“中国有之”，不等于说“外国无之”。这不是文化比较，仅仅是我在中文系这“才子”辈出，“知识分子情怀”浓郁的环境里，所见所感而已。我虽很惊讶于他们的精神状态，但我还算懂那是怎么回事。如果换了我的中学同学，有一半到三分之二在美帝搞计算机或生物，绝不会知道世上竟有这种人种，一如“士大夫”们也不知道有我中学同学这种人种。至于我的本科同学这档子人，也颇有心仪文艺的，当时看看阿兰·德·波顿、维特根斯坦，写写博客大巴，写写小说，后来呢——有的去了美国坚持文科学术、有的在东南亚弄NGO同时盘算要不要读个商学院、有的在香港卖保险、有的回国过吃香喝辣的小日子——皆有，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去国”自命，或者“万人如海一身藏”的。他们的文科水准不在诸位苏东坡、黄庭坚之下，而绝没有“士大夫”之念。相比起来，我比较喜好古诗文，写出来的文字，很有些“清谈”、“掌故”的味道，又曾跑到中文系这环境里，遂被“士大夫”们引以为同类，竟用他们的那套词汇语法跟我交流。殊不知这令我极度生理不适，终于以大才子应有的姿态，“文不加点，一挥而就”，写出了这篇文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