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瑞典大選故事：我眼中的瑞典政治人物（國會篇 中）
本期關鍵故事：在我看來，中左翼陣營的真正挑戰可能在選舉之後，如果他們真的佔據了議會多數席位，那按照現在的局勢來看，組閣對Magdalena可能是一件難事。因為Nooshi和Elisabeth給我的最大感受是相似的：她們是堅持自己的紅線的人，不會純粹為了權力什麼都吞的人。當然，你也可以說這與C和V本身的政黨特質有關。
這與隔壁陣營的Tidö協議形成了比較鮮明的對比。具体内容请期待我下期分解。
客串嘉賓：Magdalena Andersson（S）
祝閱讀愉快。
今日推薦音樂：Birds of a Feather
引子：
Magdelena最近有些頭疼。
她最近多次呼籲並強調要廢除“等待期扣除額”（簡單解釋是病假第一天不發薪水，瑞典語：Karensavdraget）的制度。這得到了工會的高度讚賞，但與此同時，企業界與右翼政黨因認為這一政策將會大量增加雇主的成本而強烈反對，而且一旦取消自付扣除額，瑞典的病假率和缺勤率將再度飆升。
被視為社會民主黨潛在組閣夥伴的中間黨亦對該提案表示強烈抵制，中間黨堅決反對向企業轉嫁更多成本，甚至公開表示如果社民黨堅持廢除該扣除額，中間黨寧願走向反對黨席位而拒絕與之聯合組閣。
當然，對她來說，還有另外的頭疼。C明確表示，可以支持Magdelena做首相，代價是V不能進政府，而且連取消 karensavdraget的S核心承諾都別想隨便做。甚至Elisabeth Thand Ringqvist明確表示，我們寧可在野。
V也有不可妥協的地方——對V來說，選擇 Magdalena做首相的原則是不能執行C的經濟政策，Nooshi今年甚至說過：“我們選擇了Magdalena Andersson作為我們的首相候選人，但她没有选择我们，這令人擔憂，難過和心碎。”這樣的話。（Vi har valt Magdalena Andersson som vår statsministerkandidat – men att hon inte väljer oss är bekymmersamt, tråkigt och sorgligt）
瑞典目前這個反 Tidö 的多數，最大的特點可能正是這個：大家都有原則，而且原則彼此衝突。所以C可以同時反 Tidö、反 SD、支持換首相、傾向 Magdalena，同時反 V 入閣。V 可以同時：支持 Magdalena、願意和 C 談，卻又說沒有 V 的政府我不會放行。誰當首相不是這些中左/中間政黨的最終政治目的。V的邏輯很明確，不只想換掉Ulf，而是要換政策，如果只是讓Magdalena上台，那為什麼不能直接選S。從一個政黨維持自身存在意義的角度，這其實完全是合理的。
這是2026年瑞典選舉最值得關注的看點，大選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政權輪替對於反Tidö陣營意味著什麼，我目前可以總結成以下幾點：S想要換政府，保持治理能力，V想要換政府，更換經濟政策的走向，MP希望換政府，而且必須改變氣候政策方向，C想要的是換政府，但不能因此經濟大幅轉向左翼。
因此如果四個黨一起把Ulf投下去之後，真正的問題可能剛剛開始。
讓我們來看看這些人的故事吧。
第三位，人物關鍵詞：倔強
Nooshi Dadgostar（Vänsterpartiet 左翼黨）
1985 年Nooshi出生在 Ängelholm 的產房，彼時，她的父母作為政治難民，剛剛逃出伊朗，住在Perstorp 的收容所。Nooshi在遷徙之中度過了她的童年，她在 Klippan、Norrköping 和哥德堡的 Hisingen 之間搬遷。14 歲時，她加入了左翼青年團，在2004–2006 年，她在哥德堡市當看護助理（vårdbiträde），2009 年去了斯德哥爾摩念法律但沒畢業。她成了全職黨務。
Nooshi的氣質和V的氣質非常符合，在我看來，她幾乎是V在2018-2026年這八年政治創傷之後，自己長出來的一個人格。想要講述Nooshi，離不開左翼黨的歷史。
V和S其實有相當大的相似性。V是社民黨身上掉下的一塊肉。一百年過去了，從來沒有走的太遠。時間回到1917年，左翼黨的前身瑞典社會民主左翼黨（SSV）從社民黨中分裂出來，導火線是一戰期間的國防預算與黨內青年團的激進路線，當時的青年團領袖 Zeth Höglund、Ture Nerman 等人反對黨中央的妥協路線，最後基本上是被開除的。
S與V共享同一套歷史記憶，同一套詞彙，同一套工會源頭。一切相似性的根，這是一切的開始。後來，V換了很多名字，1921年的瑞典共產黨SKP，1967年在 C.H. Hermansson 主導下改名“左翼黨—共產黨人”（VPK），1990年，共產黨人才變成今天的Vänsterpartiet。每往社民黨靠攏一次，它就會再分裂一次。1924 年 Höglund 一派乾脆回歸社民黨，1977 年親莫斯科派出走成立 APK。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政黨也是有歷史創傷的，理想與創傷相伴相生。
左翼黨最害怕的事情是自己變成社民黨的附庸，然後被吸收掉。這可能是今天的Nooshi寧可孤立也要死守要求的原因，她的執拗本身也是他們可以存在至今的原因。
從 1930 年代到 1980 年代，社民黨長期是少數政府，他們靠共產黨的議會票數維持執政。但這個關係是根本不對等的，共產黨提供選票，卻幾乎拿不到任何回報，因為它別無選擇。他們不想投票支持右派上台。瑞典政治學裡有個說法叫“沒有影響力的支持黨”（stödparti utan inflytande）。冷戰期間社民黨政府對共產黨員進行過系統性的登記與監控（後來爆發的 IB 事件揭露了這件事）。社民黨一邊在議會裡吃它的票，一邊在安全部門裡建它的檔案。他們一邊利用，一邊排斥，這種雙重經驗讓不信任成為了左翼黨的一條傷疤。
到了1990年之後，1998年至2006年，左翼黨和綠黨與 Göran Persson 政府簽了正式合作協議，參與預算，但不入閣。2010：S、V與MP 第一次以「紅綠聯盟」共同綱領參選，這是是左翼黨史上最接近執政的一次。可他們輸了。2014到2018：Löfven 政府時期，左翼黨有預算談判權，換到了一些福利利潤限制的政策，但仍然不入閣。時間推到2019：一月協議把左翼黨完全排除在外，社民黨選擇了中間黨和自由黨，代價是接受一整套自由化政策。
這是壓垮駱駝的一根稻草，也直接通往 2021 年的倒閣。
我總會在左翼黨身上看到過去的影子，看到社民黨九十年代之後向中間移動時，左翼黨如何接手了它拋下來的那部分綱領。在市政和區域層次，S和V共同執政的部分其實非常多。在公共服務部門，工會會員，城市低收入群體中，有大量S和V的選民，社民黨需要左翼黨的票，左翼黨需要社民黨的影響力，到了今年就成了僵局，左翼黨要求入閣，社民黨低強度的不贊同，中間黨劃死紅線，Thand Ringqvist 甚至公開算過：只要中間黨和左翼黨在席次上對調，紅綠政府就不需要左翼黨。
社民黨很可能又在面對同樣的歷史選擇，左邊的票還是中間的席位，過去一邊年裡，它幾乎每一次都選擇了後者。
Nooshi和S不是敵人，根據我們上面所講的內容，不難看出她們共享了太多的政治語言：福利國家、工會、租客、養老金、公共醫療、勞工權益、再分配。Nooshi真正氣的，很多時候甚至都不是「S 太右」，而是：“為什麼你明明是社會民主黨，但是為什麼只有需要我的票的時候才想起我，談政策的時候卻排去找C？”這是左翼黨人無法從情感角度理解的疑問。
2018 年大選以後，S 為了繼續執政，和 C、L、MP 談出了 Januariavtalet。政府依靠 V 不投反對票才能成立，但 V 卻不能參與政府政策方向的協商。當S說Nooshi/Jonas我需要你的票的時候，C提出你不能跟他們談我們談好的政策。V就會問：所以我的票是免費的？
這套結構可以解釋Nooshi的整套政治哲學的來源。
於是，到了2026年，V的選舉綱領已經寫的相當清晰：“如果成立政府需要 V 的票，那麼 V 就必須進政府；V 不會再放行一個自己不在其中的政府。而且 V 明確說第一選擇是與 S、MP 合作，有必要時甚至可以和 C 合作。”這是Nooshi的倔強，也可以說是V的倔強。因為無論是V還是Nooshi，都不能接受2019年的事情再發生一次。
2021年是Nooshi 政治生涯最重要的一幕。在她 2020 年接替 Jonas Sjöstedt 時，很多人其實還不知道她會是什麼類型的黨魁。 Januariavtalet 裡那顆延時炸彈就是這時出現的。
關於新建出租住房的自由定價／市場化租金改革。對 C 來說，這是住房市場自由化。對 V 來說，這是一個可能開始瓦解瑞典租金談判制度systemskifte。
住房問題是Nooshi本人的紅線，我對她的一個故事記憶特別深刻，大約十歲的時候，因為家裡很難找到負擔得起的住房，於是她自己跑出去貼寫著：“Hyresrätt sökes”——求租出租住房的小紙條。
Nooshi在Botkyrka 第一次受到全國政治圈注意，就是因為參與反對出售 kommunala bostäder，也就是市營出租住房。2020 年，她成為 Vänsterpartiet 黨魁。僅僅一年後，2021 年，Löfven 政府準備推進新建住房租金市場化相關改革。Nooshi 給政府發出了著名的 48 小時最後通牒，表示如果政府不撤回，就不再支持 Löfven。
然後她真的這麼做了。這場衝突最終促成瑞典歷史上第一次成功通過針對現任首相的不信任投票，Stefan Löfven 被迫下台。之後，時隔不久，帶領瑞典許多年的首相Stefan Löfven辭職，之後就有了之前我們講的關於Magdalena的故事。
十歲，她因為家裡租不到房，在街上貼求租紙條。
三十多歲，因為租房制度問題，參與把一個社會民主黨首相趕下台。
似乎正是從那一刻開始，S 再也不能把 Nooshi 的紅線當作劇場效果。
你並不知道過去射出的子彈什麼時候命中靶心，她的經驗是從身體記憶開始的，我還記得一個特別有趣的事情， 2026 年，Nooshi在接受 SVT Valkompass 時，被問“政治榜樣是誰”的時候，她沒有選Palme這種大人物，她選了自己黨內的同事 Ida Gabrielsson。
不過還有一個精彩的部分，Nooshi 推翻 S 以後，第一反應並不是我要右翼上台。恰恰相反。她的意思始終更接近，OK，Stefan，你回來可以。但這次你得跟我談談。這是一場很奇怪的「弒父」。她的目的是讓S承認V 是一個真正的議會談判方。到 Magdalena Andersson 接班時，這一點變得特別明顯。2021 年 11 月，Magdalena 拿到議長的組閣探詢任務後，很快就邀 Nooshi 正式談判。兩人第一次會談後，Magdalena公開說談得「很好而且具建設性」；V則把提高低收入退休者待遇等問題放到談判桌上。這對 Nooshi 的象徵意義其實非常大：
V終於進房間了。終於不是 S 跟 C、L 談完以後通知 V：請在星期三投黃色。而是：Nooshi，坐下來吧，我們來聊聊你們的想法。
所以，Nooshi對Magdalena 的感情，我覺得實際上要比對 Löfven更微妙。尤其是現在，她希望Magdalena 當首相，但2019年的路線一定讓她心有餘悸，Magdalena對V的攻擊讓她感到憂慮、難過與遺憾，背景就是S不願與先接受必須進政府的要求。
現在，S跑去和Elisabeth合照了。就在 2026 年 8 月 20 日，SVT 的分析直接指出，Magdalena Andersson 和 Elisabeth Thand Ringqvist 刻意一起出現、同時向 KD 示好，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淡化下一屆 S 政府會依賴 V的形象，以爭取中間選民。而且就在同一天，Magdalena 和 Elisabeth 還寫了聯名寫文章談 AI 與經濟增長。
第四位，人物關鍵詞：穩定
Elisabeth Thand Ringqvist （Centerpartiet 中間黨）
S和V的愛恨情仇我們稍後再講，現在，我們聊聊第四位人物，Elisabeth Thand Ringqvist。
Elisabeth 所在的Centerpartiet 最近這一年的領導權故事本身就像連續劇。2025 年 2 月，Muharrem Demirok 因長期低迷的支持率和黨內路線爭議辭職。5 月，前 Annie Lööf 時代的重要人物 Anna-Karin Hatt 接任。然後僅僅五個月以後，Hatt 在 10 月宣佈退出，其中一個公開原因就是自己作為黨魁遭遇的威脅、仇恨以及對安全的擔憂。到了 11 月，Elisabeth Thand Ringqvist 接任了黨魁。Centerpartiet 在不到一年時間里出現了三位黨魁。
Elisabeth不像典型的 SSU/MUF/LUF 青年政治家。她在 Jämtland 的 Frösön 長大，母親參與環保運動，父親經營企業。她自己說很多政治討論最初發生在家裡的廚房桌邊，她的一邊坐著環境主義母親，另一邊坐著企業家父親。這個組合幾乎就是 Centerpartiet 後來幾十年的意識形態難題本身。她家的餐桌幾乎就是一個微型的中間黨。她特別喜歡講這個幾乎像編劇寫的一樣的故事。
1992 年左右，20 歲的 Elisabeth 和兩個高中朋友一起經營 Lit 的一個 camping。她自己後來專門說過：她在那裡學會了實際記賬，也第一次發現一個小企業最讓人頭疼的可能不是宏觀經濟，而是類似：怎麼連乳製品供應都這麼難搞。她說，她爸爸聽到女兒要創業時，第一反應甚至不是“你有沒有商業計劃”，而是大意問：需不需要借車呀？
她後來把這個小故事解釋為一種很重要的價值：年輕人有想法的時候，社會首先應該給予信任，而不是先設計十道障礙。今天 Elisabeth提出的那些是她真的在20歲就已經體驗過的事情。因此我能理解為什麼她對 V 那種“用更多規則約束市場”的本能反應可能會非常強，因為她人生最早的政治經濟經驗之一，就是站在小企業經營者這一側看行政和市場問題。
Elisabeth Thand Ringqvist是我覺得氣質上和Magdalena 非常相似的一位黨魁，她們是同一所學校也是同一種職業養成路徑出來的人，兩個人都讀了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的 civilekonom。Thand Ringqvist 1995/96 年畢業，Magdalena 要早幾年。而她們兩個是先有專業身分、再正式進入進政治的。Magdalena在博士論文寫一半的時候成了 Göran Persson 的政治顧問，後來做財政部國務秘書和稅務局分析主管，再之後是七年的財政部長，最後是首相。
現代的C是 Maud Olofsson、後來 Annie Lööf 等一整個時代的轉型後形成的，但我相信，Elisabeth一定也在這個轉型後台中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Elisabeth 1997到2005 年在 McKinsey 擔任顧問，然後 2005 年，她突然從 McKinsey 跑去當Centerpartiet 國會黨團辦公室主任。因為當時 C 面臨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2002–2006 年間，它在Stockholm、Göteborg、Malmö 三個大城市的國會議席表現都非常糟糕。一個傳統農民黨如果繼續主要靠鄉村，而人口和議席不斷往大城市移動，長期來說會越來越危險。她後來乾了一件特別咨詢顧問的事情，把市場分析方法拿來做選民分析。她說自己把咨詢業的“strategiverktygslåda”整套都帶進了黨部，包括：定義目標市場、做目標群體分析、研究 C 在城市和鄉村分別可以吸引什麼樣的人。那是 C 第一次系統性進行這種 målgruppsanalys，而且那套思路後來長期留在黨里。
Stureplanscentern 就是這麼長出來的。Elisabeth 在 2006到2010 年間擔任產業部政治專家（正好經歷了金融危機），之後做企業家協會執行長，然後是議員和黨魁。
幕僚的訓練本身會留下痕跡，這種類型的政治家思考問題的預設方式還是更像應對項目：一個提案如何落地，由誰來支付。而不是思考我如何設計一個動人願景，把人號召起來。
你看，她本人出身商學院，搞投資，搞startup，標籤裡有McKinsey，有政策幕僚的部分，她講工作增長，講企業，綠色技術的時候沒有一點錯位。她也有點冷酷，問到C為什麼在傳統鄉村掉票的時候，她會說那些地方本來就是S和M的選民主導的，不是自由派選民，但她確實出身小鎮，去了斯德哥爾摩，最後成了城市自由派。
不過在我選關鍵詞的時候，我斟酌再三，把秩序一詞給了Magdalena，秩序的意思也包括控制的傾向，包括復原的過程，在我看來她的氣質裡面有這些類型的東西。我把穩定給了Elisabeth，因為這裡也包括Elisabeth自身的狀態。
我從沒看見過Magdalena說“我不知道”，能掌控全局確實是執政能力的重要體現，我對她的敬佩來自她能把對手的數字算得比對手自己還熟，在辯論裡當場把不合理的東西拆掉。她有這樣的自信，8 月 17 日的辯論一開場，她和 Kristersson 就互相指控對方有不當個人獲利，她的權威建立在“她永遠準備好了”上面，因此她不會說“我不知道。”
Thand Ringqvist的氣質更少一些控制，她會說“我不知道”，她允許不確定性出現，評論者把這個當成她的優點。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權力風格：一種是掌控，一種是開放。她的穩定也來自這種開放。
Magdalena 的技術官僚氣質底下有一個群眾運動撐著，工黨和社民黨背後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她可以只當管理者，感情動員由黨去做，Thand Ringqvist 底下沒有這個東西，所以當她也只當管理者時，就出現了《Dagen》那個批評：她應該“敢想大一點”。同樣的務實，在 Andersson 身上是資產，在她身上是缺口。
她們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兩種命運。Andersson 證明了瑞典選民願意接受一個不會鼓動人心的黨魁，只要她背後的黨會鼓動人心。Thand Ringqvist 正在測試的是：如果黨也不會呢？現在，這兩個人是同一場大選，同一場談判裡的對手兼潛在夥伴。
當然，Elisabeth就用她那個相當平靜，相當 management consultant 式的氣質，提出大家都坐下來合作，但Nooshi不行，V不可以進政府。
2021 年 Nooshi 和 Annie Lööf 的國會辯論有時候精彩到近乎一場情景喜劇。我想，如果 S 是 Nooshi 很想得到承認的親人，那C就是她真正的 ideological foil。那年 6 月 Nooshi 在議場裡甚至直接喊：「Annie Lööf 在哪？Hallå, hallå！」她認為 Annie 一面推租金改革，一面又不願真正跟 V 坐下來談。幾天後的直接交鋒更狠。Annie 指責 V 散播對市場租金的恐懼，甚至直接問 Nooshi什麼時候停止“撒謊”，Nooshi則反問：如果這個改革真的這麼微不足道，為什麼 C 願意冒政府危機的風險也非做不可？到了同年 9 月，兩邊基本已經不裝了。
Nooshi 將C 批判了一番：“你 Annie 要什麼就必須得到什麼，其他人只能坐著閉嘴”用居高臨下的口吻。Annie 則反擊說 Nooshi 一面把 C 的政策罵成新自由主義，一面又要求合作，還指責她為了推翻 S 政府而和 SD 投同一張不信任票。
但有一個很多人會忽略的反轉：其實 V 比 C 更願意跟對方合作。2021 年 SVT 調查 V 各地方黨部時，發現明確拒絕和 C 合作的地方組織反而非常少。也就是說，即便經濟政策差距巨大，V 內部不少人仍然認為，我很不喜歡你的政策，但如果這是取得左翼政府的必要條件，我可以談。但是反過來，C 現在卻堅定的提出V不能進政府，Elisabeth把這條線講得比 Nooshi拒絕 C 強硬得多。8 月 19 日 C 發表的 Mittenalternativet 正式主張建立不受 V、SD 這些「ytterkanter」控制的中間政府，甚至公開浮出S + C + MP + KD。
原因是，C可以接受S，S 是社會民主黨但接受市場經濟、財政紀律和企業競爭力。可以接受 MP，因為兩黨在氣候和部分社會自由主義議題上有共同語言。但C無法容忍V，因為私營福利、企業稅、資本、勞動市場、租金、再分配這些問題是 C 的核心神經。
第五位，人物關鍵詞：分裂
Simona Mohamsson（Liberalerna 自由黨）
Simona是讓我感受上感覺最複雜的一位瑞典黨魁。
在講Simona之前，我想先問一個問題。在你們看來，自由主義到底先應該反社會主義，還是應該先反民族主義和威權？我希望你們帶著這個問題來讀接下來的內容。
L在面對一場很大的存在主義危機。Simona和她領導的L 這些年過的很不太平，L這些年的黨魁更迭本身也是一部連續劇：Björklund在2019 卸任，Nyamko Sabuni執掌了2019-2022，Johan Pehrson負責了2022到2025年，Mohamsson負責2025至今。2022 年他們以 4.61% 勉強過門檻，靠的是右翼陣營的戰術投票。然後是 2026 年 3 月的那次大轉彎。
2025 年 10 月，Mohamsson 還在《DN》聯署，說不要瑞典民主黨進政府，理由是“SD 不會做人”。五個月後，她說她改變看法了：“根本上是因為 SD 變了。”交換條件是：L 接受 SD 入閣，換取 SD 支持自由黨的核心訴求：學校國有化和歐元公投。3 月 13 日她宣布 L 對 SD 入閣說“是”，她的紅線就此消失。4 月 1 日，Kristersson 和 Åkesson 共同宣布：若右翼勝選將組成四黨多數政府，SD 將取得包括移民與融合在內的重要部長職位。
自那之後，多名自由黨人公開表示考慮退黨：黨執委 Pär Lundqvist 說“這大概意味著我和自由黨的旅程結束了”，自由黨婦女聯盟主席 Malin Sjöberg Högrell 表示不會競選連任。3 月 22 日召開臨時黨代表大會，議程只有一項：Mohamsson 是否續任黨魁。SVT 的評論員形容黨領導層的態度是：如果不能接受新路線的話，就退黨吧。四個星期後，SVT 的分析標題是：“Mohamsson 的豪賭還沒有回本。”兩個陣營的差距反而擴大了。最近 SD 的 Richard Jomshof 公開說想當“民主部長”，Mohamsson 直接回應他“這不合適”。她確實讓 SD 進了政府，但還要保留否決人選的姿態。
如果說SD的Jimmie給我的感覺是矛盾的，或者說矛盾中帶著一點穩定，他至少知道自己要走向何方，只是存在著記憶與事實的分歧，那Simona給我的感覺是分裂的，Simona或許真誠，但在拉扯中，她其實不知道自己將走向何方，也不知道L將走向何方。她回答不了哪些問題。
你也可以在Simona身上看到這樣的經歷，她是很典型的人權國際主義自由派，卻最終選擇了依賴SD。但我還是想先從L本身開始講起，這也正是為什麼我會把V和C還有L放在一起寫的原因。
L 和 C 曾經差點變成同一個黨，今天我們看 Elisabeth 的 C 和 Simona 的 L，會覺得：“嗯，好像都是自由派，但一個死守中間、一個已經跑進 Tidö 了。”倘若時光倒流六十年，兩黨曾經親密得不得了。
在1960 年代，Folkpartiet（今天的 L）和 Centerpartiet逐漸發展出所謂 mittensamverkan（中間合作）。它們想在 S 與當時的 Högern/Moderaterna 之間建立一個強大的自由主義中間力量。到 1973 年，這已經發展到兩黨之間開始討論合併的程度。C 剛在 1973 年大選拿了驚人的 25.1%，Folkpartiet 9.4%；如果合併，新黨會有接近 35% 的選票，Fälldin 幾乎肯定會成為新黨的領袖。結果 1973 年 11 月著名的 Uppsala möte 上，C 的基層直接把這個方案打死了。
C 和 L 曾經是“自由派兄弟姐妹”，1976 年 S 結束四十多年連續執政以後，Fälldin 組成了C + M + Folkpartiet，三黨政府。但這裡面 C 和 FP 往往把自己視作“中間兩黨”，共同限制 M 的影響。1978 年政府因為核能問題炸了。C 的 Fälldin是非常堅定的反核人物，而 Folkpartiet 和 M 更支持核能繼續發展。最後矛盾無法解決，Fälldin辭職；接著非常奇妙地由 Folkpartiet 的 Ola Ullsten 組成一個 FP 單黨少數政府。1979 年三黨又重新組成政府。然後 1981 年又炸了一次。這次是稅收和經濟政策衝突，M 離開政府，結果：C + Folkpartiet繼續一起執政。從 1981 到 1982，Fälldin領導的就是一個 C–FP 兩黨政府。所以從歷史血緣講，C 和 L 真的是非常近。
2018年，它們又一起“私奔”了，2018 年大選以後，傳統 Alliansen：M + C + L + KD已經沒辦法在不依靠 SD 的情況下執政。於是 Annie Lööf 和 Jan Björklund做了一個非常大膽的共同選擇：離開傳統右翼陣營，跟 S、MP 簽 Januariavtalet。這等於 C 和 L 一起告訴 M：我們是 borgerliga，但我們的自由主義身份使我們不能靠 SD 上台，這一步事實上終結了舊 Alliansen。在疫情經濟支持、勞動力市場、稅制、企業政策等等問題上，兩黨一起和 S/MP 談判；國會記錄甚至會反復出現類似：“Centerpartiet och Liberalerna tillsammans……”（中間黨與自由黨一起）2019 的 C–L 距離比今天近太多了。
真正把C和L拆開的人，是Nyamko Sabuni。從這裡，開始進入了 L 的連續內戰，在同一條裂縫裡反復地震，這個裂縫就是我最一開始問的那個問題：自由主義到底先應該反社會主義，還是應該先反民族主義和威權，敵人到底是誰？
2017年，Birgitta Ohlsson 代表當時 L 最鮮明的社會自由主義 + 女權 + 國際主義 + 人權，Alliansen當然優先，但如果數學上不行，她並不排除和 Stefan Löfven 的 S 一起執政。她唯一明確排除的是：V 和 SD。Björklund贏得絕大多數地方組織支持；Ohlsson後來撤回挑戰，並離開瑞典政壇。Björklund甚至後來承認，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她挑戰自己時非常生氣，甚至一度認真考慮辭職。
但是這個時候，最大的問題是，L裡面已經出現兩個黨了。一個覺得我是自由派，所以必要時可以越過傳統左右界線阻擋民族主義。另一個覺得我是自由派，所以我首先屬於 borgerligheten。這個裂痕再沒消失過。
2018–2019，Januariavtalet帶來了第二個裂縫，Björklund最終選擇了 C 那條路：支持 S。黨內吵得非常凶。支持 Januariavtalet 的一方認為：絕對不能讓 SD成為政府權力基礎。反對者認為：一個 borgerligt 自由黨怎麼能把 Stefan Löfven送回首相府？最後 Björklund贏了，但大約三分之一的黨內咨詢機構成員投了反對票。SVT 當時直接說 L 是整個組閣過程里內部最分裂的黨，而這場衝突也嚴重削弱了 Björklund 的地位。幾周後他宣佈不再競選連任黨魁。然後來了2019黨魁大戰。
L的兩個人格最後產生了嚴重的撕裂，Erik Ullenhag代表socialliberal（社會自由主義）、國際主義、比較開放的移民政策、延續 Björklund 的中間合作。Nyamko Sabuni代表：kravliberalism（需求自由主義）、融入要求、治安、個人責任、重新回到 borgerligheten（中產階級），而且願意重新考慮怎樣對待 SD。SVT 當時甚至直接把兩人歸納為：Ullenhag = socialliberal Sabuni = kravliberal。一開始許多政治觀察者覺得 Ullenhag 才是自然接班人。結果基層投票出來Sabuni越來越強。L 開始慢慢離開 C。
2021年，C 和 L 正式分道揚鑣，Sabuni 說：下一屆我們應該重新組成 borgerlig regering。問題是：M + KD + L 不可能靠自己拿到多數政府，那就意味著必須接受 SD 的支持。2021年3月28日，L召開了一次極其激烈的 partiråd。最後投票：59–31，另有1票棄權Sabuni路線獲勝，L 爭取組成 borgerlig 政府，而且必要時可以在具體議題上尋求 SD 支持。但反對派真的非常憤怒。他們要求明確寫入，不得與“極端黨”談預算，這個提議沒有通過。反對者之一 Nina Lundström甚至在正式記錄里寫：這樣下去黨可能繼續分裂到下一次大會。L自己的正式會議記錄里就有人直接寫“splittring”。而這時候C說：你瘋了嗎？Annie Lööf 的路線完全相反。她的基本立場仍然是：可以和 S 談。可以和 MP 談。甚至面對現實以後也可以想辦法跟 V 談。但不能讓 SD成為政府權力基礎。而 Sabuni反過來批評 Annie：不能把“隔離 V 和 SD”本身當作民主政治最高目標。到2021年政府危機時，C甚至試圖重新調整 Januariavtalet，讓 V 能夠容忍政府，然後邀請 L 回來。Sabuni直接拒絕。她基本告訴 Annie：你想減稅、搞自由主義改革，那跟我們回來 borgerligheten 做不是更好嗎？
這就是兩黨的正式分叉，C寧可跨左右跟 S 合作，也不依賴 SD，L：寧可回右翼並依賴 SD，也不繼續把 S 當長期政府夥伴。於是從這裡開始，他們走向了完全相反的道路。
第三次分裂在2022年，大選以後：M + KD + L 入閣，SD 在外面參與正式政策與預算合作。Tidöavtalet誕生，L內部又炸了。因為協議裡面有移民收緊、減少配額難民、匿名證人、乞討禁令討論，所有的東西都和傳統社會自由主義有明顯張力。前黨魁 Maria Leissner、LUF 等都猛烈批評，部分成員退出。前黨魁 Bengt Westerberg甚至在2022大選前公開表示自己改投 Centerpartiet。這個是個象徵意義特別強的事件，前 L 黨魁覺得今天最像自己過去那個自由黨的，反而是 C。甚至到了2023年，L自己的審查機構還批評了 Tidö 協議形成過程中的內部民主問題，黨大會為此發生激烈爭論。
故事還沒有結束，2026，L又裂了一次。Simona Mohamsson 2025 接黨魁以後，一開始堅持可以繼續 Tidö合作，但 SD不能當部長。2025年10月她還公開這麼說。然後今年 2026年3月突然轉向，L接受 SD進入下一屆右翼政府。這隻過了五個月。她解釋說，SD在合作中發生了變化，也接受了大量自由主義和社會自由主義政策，黨內一片譁然。Liberala kvinnor主席形容這個處理過程是：“一記耳光。”並批評黨領導層決策圈過窄、缺乏內部民主，甚至警告黨可能 implodera內爆，隨後出現一批退黨。前國會議員 Eva Eriksson 在黨內待了 50年以後宣佈退出。最終3月22日的特別大會仍然讓 Simona 留任，新路線也撐過去了；所以它沒有正式分裂成兩個黨，但傷口顯然還在。
L是分裂的——你可以在所以其他的政黨裡能看到穩定的原則，但L的兩套原則一直在互相拉扯，像是一個身體裡住著兩個完全不同的靈魂。一個原則是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borgerlig identity。另一個原則是國際主義、少數權利、反民族主義、開放社會。這兩套以前可以同時存在，但一旦SD變成20%左右的大黨以後，你就必須選擇一個。
在我看來，我覺得Simona心理素質很好，她要麼非常遲鈍，所以她不會感覺自己那麼難受，要麼極度能忍受痛苦。因為只有這樣，她才可以不被巨大的撕裂擊垮。在我看來，一個人如果擁有一個堅定的原則和價值，會比較知道自己的方向，會更好一些，但這是Simona選擇的生活。
1994 年，Simona 出生在 Hamburg。她的父親有巴勒斯坦背景，母親來自黎巴嫩，她家後來從德國搬到瑞典西部 Svenljunga 的小地方 Överlida，那一年她大約八歲。她自己在演講里描繪童年時說，家裡住的是非常經典的：“紅色木屋、白色牆角”，她青少年時甚至自己開過一個小冰淇淋店。她現在介紹自己時常常會同時說：我是 Västgöte、瑞典人、歐洲人。她家原來的姓是 Mohammed，後來父親給她改為聽起來更“瑞典化”的 Mohamsson。她將自己的融入與歸屬以及對瑞典社會的感激。
她政治覺醒的直接刺激之一，恰恰是 2010 年 Sverigedemokraterna 進入國會。她高中時因此開始參與自由派政治，後來進入 LUF、Göteborg 地方政治；2025 年 4 月才成為 Liberalerna 黨秘書，兩個月以後就在 30 歲時成為整個黨的黨魁。她是一個因為 SD 崛起而進入政治的移民家庭女孩，現在領導著一個必須和 SD 共處於 Tidö 權力結構中的自由黨。
然後，在她接掌 L 以後，自由黨內最痛苦的問題其實還是沒變：下一屆政府到底能不能正式讓 SD 入閣？自由黨到底還有沒有一條不可跨越的反民族主義紅線？她個人身上幾乎濃縮了過去十五年瑞典自由主義的全部矛盾，這正是我提到她在承受巨大的撕裂的原因。
接下來，我想說說，Simona的移民成功故事，她的同化與多元文化、反極右翼、右翼聯盟立場和自由主義身份，為了實際執政到底可以退讓多少。
有趣的一點是，Simona可能是最關心香港問題的瑞典政治家。她去過香港，做過觀察，採訪過抗爭者，寫了一整本書。
她提到：因為憤怒，我看到雨傘運動的畫面（Av ilska. Jag såg bilder från Paraply-rörelsen），我停了下來，我對那種戰鬥意志說不出話，她說的工人階級父母一直提醒她要理解他們為了讓她過得更好做出了什麼犧牲，但也告訴她，這份感激應該用來盡全力幫助別人。於是，作為自由青年團（LUF）的前副主席，她主動聯繫了自由黨在香港的姊妹政黨，青年新政（Youngspiration）。
青年新政是本土派，梁頌恆、游蕙禎在 2016 年立法會宣誓風波後被 DQ 的那個政黨。一個瑞典自由黨的青年幹事，聯繫的窗口是本土派而不是傳統泛民，對於熟悉香港政治光譜的人來說是個有意思的細節。《Kinamedia》刊出的書摘裡，有一段是她和一位化名 J 的受訪者的會面。J 白天在中環穿西裝上班，晚上會換上黑色工裝褲和薄風衣，帶她走向理工大學周邊，那是前一週激烈衝突的地點。地上是成堆的地磚，學生用椅子和雨傘在校門口堆成路障。她寫：“空氣很重，一開始還能忽略，但吸得越多就越沉，然後手臂和腿上裸露的皮膚突然像被幾十萬根針慢慢刺進去。那是催淚彈。”
她說，年輕的活動者過去把香港警察視為朋友，如今卻完全失去信任。她因此公開要求 EU 對北京施加更強壓力，並說不能因為中國投資和就業利益就在基本權利問題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那一年她開始跟香港活動者長期接觸。她說瑞典語裡根本沒有任何一本書描寫香港的命運，知道正在發生什麼的人太少了。在和援助基金會 SILC 的討論中，對方提出用一本書來給香港民主運動發聲、讓行動者的證詞被傳遞出去。後來就有了她寫的第一本書，《Hongkong RIP》，書中的時間跨度從 2014 年的雨傘運動，一直到越來越多人被迫流亡的當下，書中訪談的對象包括劉頴匡（Finn Lau）和羅冠聰。序言由前歐盟與民主事務大臣 Birgitta Ohlsson 執筆。
在書中，Simona寫了活動人士從香港逃往歐洲以後，面對難民系統、鄉愁和身份斷裂的經驗。她後來甚至進入了對華政策活動網絡，參與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IPAC） 的中央秘書處工作，負責過 network development；這個國際網絡主要組織各國議員在人權、安全和中國政策方面協作。直到不久之前，在2021–22年她還在持續的參與香港國安法問題，研究中國媒體影響，EU–China投資協議，香港民主活動者流亡和新聞自由惡化。她還參加過許多 Befria Hongkong、ISDP 等組織的活動。
香港和中國與民主自由，可以說是Simona在成為L黨魁前最鮮明的國際政治議題。這也是我了解她的原因。我認同她對受威權壓迫的人的關注，我認為這是傳統的瑞典自由黨中最經典的一套思想血統。
她的書裡有一段講述的是黃台仰（Ray Wong），本土民主前線的創辦人之一、在德國獲得政治庇護的那位，講他在難民營的日子：情緒很低落、失眠，有些晚上只是坐在床上哭，想念家人和朋友，擔心未來。
當然，如果你要讀她的書的話，她的書裡面關於何韻詩的一段敘述是錯誤的。但它的價值事第一人稱見證，這仍然是一本很有價值的書。
不過，就在短短三年後，她成了那個把黨對瑞典民主黨的紅線拆掉的人。她給出的理由是“SD 變了”。
說實話我無法接受這樣的理由。我無法接受一個在香港學會“原則不可交易”的人，回頭到了本國政治裡就做了一次教科書一樣的交易。當然，你可以把這理解為“她學到的東西是一黨一個政黨消失那就什麼改變都做不了了”，也可以解讀為“人權關懷從來只是對外的”。
我不知道Simona是否痛苦，我相信她有一個時刻被打動過，重要的是，在我寫到這一段的時候，我感覺痛苦。如果這是維持她人格的東西，那一個人的人格可以如此不穩定嗎？我沒有經驗，我無法確定人如何在這樣的境遇下很好的生活。
有很多事情不是簡單的議會教學問題，尤其對於社會自由主義的L成員來說，這就是身分問題，我作為曾經對他們很有好感的人，我聽過三月的那段內部錄音，她說，這不是她的第一選擇，這甚至不是第二選擇，她認為為了讓 L 留在國會，黨必須明確選擇左或右陣營。她還承認，SD 有很多成員甚至不把她視為瑞典人。這個決定不代表 L 和 SD 變成“最好的朋友”。
我想，Simona應當從Elisabeth和Nooshi身上看到自己非常缺乏的東西，即清晰與一致性，Simona和L現在每做一個重大決定都要回應一次下面的問題：
這還算自由主義嗎？
我們還算borgerlig嗎？
我們做完這個決定之後還能不能超過4%？
她的履歷偏偏那麼社會自由派，她談香港，談人權，談尋求庇護者，移民家庭，她親身經歷融入，親歷歐洲主義，對民族主義保持警惕，可她每天合作的重要戰略夥伴之一，偏偏是 Åkesson。我想想過這樣的一個畫面，Simona在電視裡看到Nooshi，Nooshi說這是我們的紅線，媒體問，如果S不答應怎麼辦，那Nooshi說，那麼我們就不支持。這個時候Simona應該會有一秒鐘會想：“天啊，能這麼說一定好爽。”
因為如果Simona說“這是我們的紅線”，記者下一句一定會說：“你們去年不是這麼說的，三個月前你們不是這麼說的，如果你這麼說L會不會掉出國會，沒有SD你們怎麼組成右翼政府？”她的每一根紅線都需要附帶腳注，V不需要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S太溫和，那有V，想往左拉，有V。討厭市場化改革，那也有V在。Nooshi的最大問題是“我如何擴大我的黨”，Simona的問題是：“我怎麼保證我的黨不被C，M或者S吃掉”。Nooshi的不受歡迎甚至可以是政治資本——挑戰不喜歡她們的人同樣能加強身分，但Simona夾在這之中，一旦被討厭，那就沒有她的位置，她的想法就無法實現。
Nooshi知道自己是誰，Elisabeth同樣知道自己是誰，只是她立場與V不同。Nooshi知道自己要保護誰，Elisabeth知道自己要建立什麼，她們可能是很懂彼此的敵人。Simona，我可能現在還不敢說她知道自己相信什麼。如果她知道的話這些問題的答案，她就不會做出自相矛盾的選擇。她怎麼可能不知道SD是什麼？怎麼不知道大家對這件事的看法。她決定在做出陣營選擇的時候選擇求生。我們都知道選擇求生未必能生。
Simona不知道自己是誰，她的黨也不知道自己是誰。她們只是碰巧在邊界模糊的地方活了下來。
但是如果你放棄你相信的，去尋求妥協，你並不會因此得到更多信任，這是歷史教會我的。九月之後，Simona和L將面臨更大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