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权力简史前传2
马克思与”工人国际“
反思革命
在伦敦安顿下来后，马克思认真反思了法国与德国这两场失败的革命。他逐渐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尤其是小资产阶级）出于利益考量，总是对“私有制”这一“陋习”或多或少有所留恋，还偶尔不切实际地期待君王贵族和大资本家能良心发现、不再欺压底层民众。因此，革命每每发展到关键时刻——到了要彻底与以往的旧秩序决裂的时刻——这些人往往会掉链子。他们骨子里害怕革命，不愿建立一个真正的“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社会。
于是，马克思逐渐坚定了两个想法：一是要彻底与那些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断绝合作关系，将革命的主体确定为“纯正”的无产阶级；二是明确了革命在短期内无法快速实现。很显然，马克思所说的“革命”远不是推翻某个具体的政府，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内涵。要彻底理解这一内涵，就必须从他对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批判说起。
真正的革命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人普遍认可私有制的合法性。按照私有制的逻辑，占有某物不单单意味着物主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其使用价值（例如把房子拿来住），还意味着物主可以通过出租该物以出让其部分使用价值（例如把房子租给别人住）。同样是按照私有制的逻辑，出让使用价值的租金理应属于物主的合法收益（房子的租金理应归房东所有）。这就导致了一个现象：房东并未付出任何劳动，只靠宣称自己对房屋的合法占有就收获了财富。雇佣劳动、投资炒股甚至存钱收利息，这些资本主义的生财之道本质上都在遵循这一原则：只要占有了物，便占有了该物增值后所产出的一切收益。
马克思批判所有遵循资本增值逻辑的生财之道，因为诸如房东坐收房租之类的行为在他看来几乎没有创造什么新的价值。按照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只有劳动能够创造价值——其实这更像是一个道德判断：价值或商品价格“应当”体现商品中所凝聚的劳动量。还是以收租为例，按照马克思的思路，房东所付出的劳动主要体现在清洁、打理房屋和管理住户上。若以其他工种为参照，可知房东的工资理应与一般的房屋管理员差不多，可能还要更少，因为房东的劳动强度远低于这一工种。
既然收租的人没有创造新的价值（或者只创造极少的价值），那么房东的利润源自何处呢？马克思指出，这些利润源自对他人（尤其是无产者）劳动的剥削。租客所购买的服务是一整套舒适的居住体验，那么谁为此服务付出了相关的劳动呢？首先当然是建造房子的工人。如果房东一人收下了全部房租，那便是侵占了建筑工人的那份劳动所得，这就是所谓“剥削”。所以，在多方合作完成的工程中，若最后收益完全按劳分配，就不会存在剥削的情况；相反，若其中任何一方或多方要求自己以“参与劳动”以外的名义分得部分收益，那么他们就必然剥削了其余劳动者的劳动成果。简而言之，任何不劳而获都是在强占他人的劳动成果。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默许下，不劳而获的剥削行径大行其道（主要表现为雇佣劳动、收租、股权分红等形式），因此无产者可谓是深受其害。
正是因为深知无产者所遭受的系统性压迫，马克思才坚信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是推翻某个具体政府的政治行为，更是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其目标是彻底摧毁这套逐渐腐朽的剥削性制度，从而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社会秩序。在他看来，历史的发展在总体上有确定的方向，即社会必然从落后的阶段向更加先进的阶段演进。这种方向性源自物质财富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持续积累。我们难以否认这种物质积累——粮食产量总是越来越高，火车速度总是越来越快——但这一过程并非直线式的前进，而是曲折复杂的，在局部上甚至可能呈现出退步的趋势。这其中的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总是要求突破原本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当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而旧的生产关系不再能促进生产力继续进步，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便会随之出现。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例，早期的资本主义通过“异化劳动”（如大量雇佣劳动力、机械化和流水线作业等方式）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但随着生产力发展，这样的生产关系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具体表现为生产盲目追求利润、资源浪费严重、工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过剩的产品迟迟无法用于改善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等。这一系列问题愈发体现出“资本家剥削无产者”这一行为的不义性，被剥削的无产者首当其冲地体会到这种不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矛盾”。而阶级矛盾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这种斗争几乎必然伴随着暴力，但马克思坚信唯有暴力的形式才能彻底解决矛盾（或者用辩证法中的术语说，“扬弃”矛盾），推动历史进入下一个更加进步的阶段。这位革命导师预言，在资本主义之后的那个新阶段中，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将被扬弃，取而代之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的生产关系，这个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转变策略
群众总会在一定程度上自发地认识到阶级矛盾、自发地组织或加入阶级斗争。但前几次失败的革命让马克思有所警觉：群众的自发认识还远远不够深刻。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阶级矛盾还并未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导致人们过度沉迷于短期利益，从而轻易向私有制妥协。于是，马克思转变了策略，不再急于组织革命暴动，而是将斗争的重心转向了理论构建和串联工人团体的工作上。这样做的目的有三：一是为了静待时机，等到阶级矛盾再度激化时发动革命才更有可能成功；二是为了帮助其他工人提高阶级觉悟，动员工人积极参与阶级斗争，为今后更加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做准备；三是为了壮大工人社团的力量，毕竟工人们的经济实力远比资本家薄弱，只能依靠人数优势、彼此团结起来才有望抗衡财大气粗的反动势力。
同盟解散
认为革命无法在短期内实现的想法使马克思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成员发生了分歧。除了马恩二人以外，另有一大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尤其是领袖级别的成员）也在普鲁士革命失败后撤离至英国，毕竟伦敦本就是同盟总部的所在地。同盟中有一部分人以核心成员沙佩尔为首，迫不及待地主张尽快再次发起革命暴动。他们将推翻现有政权视作同盟的首要目标。此提议毫无疑问遭到了马恩二人的猛烈批判，致使领导层逐渐出现分裂。另一方面，马恩二人的性格也曾遭到不少人诟病。其实部分成员并不完全理解同盟内部两个派别在理念上的差异，不过他们深知马恩二人异常严厉，时常以尖酸刻薄的言辞批评责骂追随者们。更早些时候，当马克思在布鲁塞尔试图组建左翼人士的通讯会时，他的论敌就曾大骂马克思有独裁倾向。可见这位思想家的脾气并不比他的名气要小，他身边的一些同志也因此被吓退，逐渐向沙佩尔靠拢，强化了同盟内部的分裂。
遥望海峡对岸，同盟中另有部分成员在革命失败后选择留守德意志地区。这批人大多支持沙佩尔一派的主张，悄悄策划着新一轮的革命暴动。1850年，普鲁士政府开始派出秘密警察对革命团体进行渗透。这些卧底混入组织、搜集情报，最终直接导致了1852年的“科隆共产党人大抓捕”，同盟中的十一名成员被逮捕判刑。此事大大挫败了同盟成员的士气。1852年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了最后一次大会。考虑到大部分成员已不再有急切的革命意愿，保留组织只会更加方便警察抓捕因而徒增风险，于是包括马恩二人在内的与会成员一致决定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马恩二人的革命岁月自此告一段落。
久居异乡
此后时日里，马克思再次投入案头工作。除了继续撰文同论敌争辩、关注工人运动与国际局势以外，马克思还不忘加紧学习古典经济学，用新知识为自己的思想注入新能量。不久，他便决定要完成一本大部头的著作，以深刻且系统性的批判给予资本主义致命一击。这本著作就是《资本论》。抵达伦敦的第二年，马克思就注册成为了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读者，这里成为了他日后写作工作的重要场所。1850年至1867年，也就是《资本论》创作的高峰期，他几乎每天都会前往博物馆，从早晨一直待到下午或傍晚。到了七十年代，马克思的出勤率有所下降，但依旧保持着定期前往的习惯。直到1881年，时年六十三岁的马克思才由于健康原因而放弃出行，转而在家中继续整理资料。最后，他的大作《资本论》共有三卷成书，其中后两卷是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遗作。这三卷书也如他所料，成为了日后共产主义思想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与精神生活的丰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物质生活的困顿。马克思在伦敦期间仅从事过一份作为某美国杂志驻欧洲记者的正式工作。除此之外，一些零星的供稿与出版所得也是他的收入来源之一。但这些劳动所得根本无法支付马克思一家的日常开支。于是马克思只得求助于借贷、典当贵重物品（妻子燕妮本是贵族出身，因此他们家拥有一些值钱的奢侈品）和朋友接济。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他的七个孩子中有三个不幸夭折。马克思本人也时常透露自己因为没有衣服可穿而不愿见人的窘迫境地。直到六十年代，由于收到了家族的遗产以及恩格斯的定期资助，马克思的生活才有所改善。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马克思的生活发生了几段插曲，使他一度有机会重返普鲁士。来到伦敦后，与马克思保持通信的同志中有一位比他小七岁的年轻人，名叫斐迪南·拉萨尔。他在1848年革命时期受到马克思的《新莱茵报》的影响，加入了革命的队伍，并视马克思为自己的理论导师。但没过多久，这位自命不凡的小年轻就在工人运动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并立志超越他的导师。1860年，腓特烈·威廉四世退位后，以新上任的摄政王威廉（即后来的威廉一世）所颁布的大赦敕令为契机，拉萨尔邀请马克思重回故国办报，但遭到了马克思的拒绝。1863年，拉萨尔彻底自立门户，在国内创办了“全德工人联合会”。自1848年革命以来，德意志的左翼人士就多被视为国家的不安定分子，左翼工人团体也往往带有煽动暴力革命、颠覆现有秩序的性质。拉萨尔深知当时的政府对政治性结社——尤其是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性结社——有所忌惮，因此有意将联合会包装成一个无害的公益组织：联合会所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工人读书会、职业培训等公益活动；争取权利的方式比较温和，主张与国家展开合作；在宣讲中尽量避免提及“社会主义”、“革命暴动”等字眼。这样一来，官方也找不到理由取缔组织。如此争权夺利的手段着实让当时的德意志民众耳目一新；在民间，联合会很快便被视作工人合法斗争的楷模，打响了名声。但马克思作为坚定的革命派，自然对此不以为然。另一方面，拉萨尔张扬高调、自吹自擂甚至喜欢炫耀财富的行事作风更是引发了马克思的不满，导致他屡屡在个人信件中以“犹太佬”、“东欧种”、“犹太黄鼠狼”等蔑称指代他（乔纳森·斯珀伯）。1864年，这位极具个性的小伙子为了向一位巴伐利亚的高官之女示爱，答应了同她的未婚夫进行决斗，最终因爱情而殒命。群龙无首的联合会随即向马克思抛出了橄榄枝，但再次遭到拒绝（不过马克思在之后确实参与了联合会的一些工作）。
马克思两次拒绝回国，除了对拉萨尔个人的不信任和理念分歧以外，更是因为普鲁士当局迟迟不愿恢复他的公民身份，这意味着政府将来可以随时动用行政手段再次将他驱逐。如此境地，使得马克思难以完全回归自己所熟悉的德语圈子并大展拳脚，而他在异国他乡所能造成的影响力依旧极其有限。
第一国际的诞生
1864年九月，马克思的后半生终于迎来了真正的转折。这其中的渊源还得从几年前说起。1862年，法国政府精挑细选出一支工人代表团，派遣其前往英国伦敦参加第三届世界博览会。政府的本意是以“公费旅游”的名义收买这批工人，并让他们回国后多为政府多说好话，间接安抚其余的工人阶层。结果此次派遣间接促成了法国代表团与英国工会的深入交流。双方相见恨晚，在法国代表团回国后依旧保持联系。此时的工人们早已意识到了工人运动不能只局限在某片区域或某个国家。对于资本家来说，手下的员工若不合作，完全可以从别处再雇来更愿意配合的劳动力。如此一来，原来的员工便失去了和老板讲价的筹码，而新来的员工的待遇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因此，要想真正有效地为无产者争取权益，就必须统一全体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在这样的共识下，英法两边的工人团体们顺理成章地萌生了跨国合作的想法。
1863年，波兰人民为反对沙皇统治，爆发了起义。这股民族主义激情很快就引起了工人团体的共鸣（当时的工人运动与民族主义密切相关，因为工人普遍处于社会底层，向来反感权威的压迫；而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宣扬“民族自决”，意在呼吁帝王将权力交还给普罗大众，因此也具有反对皇权的性质）。1864年，以波兰起义被镇压为契机，英国诸多工会以及法国工人协会打算共同办一次会议以声援波兰。
在英法两国工人团体刚开始进行跨国通信的时期，有一批流亡英国的法国左翼人士起了牵线搭桥的作用。他们大多信奉激进的蒲鲁东主义（蒲鲁东是法国在1848年革命期间影响力最大的社会主义者，也是马克思的重要论敌之一），由于法国保守势力的复辟而出逃。其中有一位名叫维克托·勒鲁贝兹的法国流亡者，在1864年的九月突然找到马克思，希望他能推荐一位德国工人代表在声援波兰的会议上发言。那位被推荐的同志也是流亡英国的德国人，名叫约翰·埃卡留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还是“正义者同盟”的时候，成员们曾在伦敦创立过一个叫作“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公益组织，埃卡留斯当时就在这个组织中默默工作。另外，共产主义者同盟还未解散时，埃卡留斯是同盟中马克思一派的支持者之一，二人关系可见一斑。至于勒鲁贝兹为什么会特意联系马克思，至今人们还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马恩二人都是波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坚定支持者，马克思还撰文公开声援过波兰人民，这使得他的身份在一众与会者中并不显得突兀。
会议最终在伦敦一个叫作“圣马丁堂”的不起眼场所里召开。除了英法两国的工人代表外，许多其他国家的左翼工人（大多是居住于伦敦的流亡者）也被邀请或吸引前来参加。会议上人们讨论的主题很快就从“声援波兰”转到了“串联工人”上。与会者们决定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为方便与之后成立的几个重要国际工人组织相区分，后世人们将其称为“第一国际”。马克思在会议上表现得比较低调，全程并未发言，但依旧在会后被邀请加入一个小组委员会，与其他委员共同负责起草协会的章程。但他似乎并未将此事太放在心上，这与他当时身体状况欠佳不无关系。后来埃卡留斯提醒道，委员会中有一批追随马志尼的意大利人主导了章程的起草。朱赛佩·马志尼是早期密谋平等派的邦纳罗蒂的忠实继承者。他将追求意大利民族独立的地下组织炭烧党发扬光大，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但对于马克思来说，革命是无产阶级所必须承担的伟大历史使命，因此应当是一项光荣且公开的事业，以密谋形式所开展革命无异于走上歪门邪道。因此，埃卡留斯的警示可算是触及了马克思的逆鳞，他誓要将主导权从那些密谋主义者的手中夺回。
其实这对马克思来说也并非难事，毕竟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构建之完备，当时恐怕再无哪派革命理论能出其右。况且即使只看学历，马克思也曾实打实地拿到了哲学博士的学位，这番成就绝非一般手工业者能够企及。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就是第一国际内最有学问的人。通过主导起草协会章程，马克思学术上的能力渐渐转换成了影响力，而在这个国际工人组织内部的影响力终会使他声名远扬，日后成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公认的革命导师。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当时《资本论》的第一卷已经出版，马克思依旧忙碌于后续内容的创作以及打理第一国际的各种事务；而在海峡对岸，工人革命的形势发生了惊心动魄的转变。一群怀揣理想的法国工人们在一系列历史机缘的促成下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由工人阶级所领导的政权——巴黎公社。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权直接源于一场精心策划的战争。
“巴黎公社”风波
一封挑衅电报
在普法战争爆发的前夕，普鲁士的实际掌权者是时任首相的奥托·冯·俾斯麦。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与他的前任——那位愤然拒绝平民加冕的腓特烈·威廉四世——一样，都对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兴致索然。贵族出身的俾斯麦虽主张捍卫皇权，却在民族统一问题上与议会中的自由派代表们达成一致：德意志民族必须统一。只不过，他并非要对民众负责——统一并不是为了满足民意；相反，他必须对国王负责——统一是为了让国王掌控更大的地盘、稳固王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如此信念驱使下，俾斯麦在六十年代以发动战争的方式逐步吞并了普鲁士周围的诸多小邦国，使普鲁士王国成为了涵盖德意志地区北半部的联邦制国家。国王尝到了胜利的甜头，渐渐产生动摇，默许了这位“铁血宰相”继续追求民族统一的大业。
1868年，西班牙爆发了革命，女王伊莎贝拉二世被推翻，导致王位暂时空缺。为了稳定国内彼此冲突的多方政治势力，西班牙急需一位新的君主前来坐镇。威廉一世的一位远亲最终被定为候选之一，此人随即受到了西班牙方面的邀请。作为一家之长，威廉一世起初反对自家的这位亲王前往西班牙，担心此举会招致法王拿破仑三世的反感。但俾斯麦则认为这是扩张普鲁士国际影响力的绝佳机会，极力劝说国王改变心意。这一消息最终在1870年七月1日遭到披露，法王拿破仑三世了解到俾斯麦从中作梗，顿时勃然大怒。在前几年的时间里，俾斯麦已经野心勃勃地扩张了德意志联邦的势力，如今又打算将普鲁士王室向西根植进西班牙的土壤，明摆着是想将夹在二国中间的法兰西推向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眼看着拿破仑三世已经扬言不惜发动战争解决此事，威廉一世终于妥协，公开表示不赞成那位亲王前去继位。七月11日，那位亲王的父亲发电报给拿破仑三世，正式宣布自己的儿子将会放弃继承西班牙的王位。
此事本该就此打住，但法国当局依旧不依不饶。几天后，法国外交部指派一位驻普鲁士大使亲自前往威廉一世的疗养地，要求国王当面作出承诺，保证其家族今后永远不会有人成为西班牙王室的候选。国王此前的举措已是万般顾及了法国政府的情面，这下可好，法国竟反过来倒逼其进一步表态，还特意选在国王私下疗养之时挑明此事。国王起先对如此无礼之举十分错愕，随即严正拒绝做出承诺，没好气地将人打发了事，并表示不愿再因此事而接见法国大使。当日，威廉一世要求外交部官员向俾斯麦发电报以汇报这次荒唐的会面。老谋深算的俾斯麦立马意识到这份电报的内容很可能进一步激化法国对普鲁士的敌意，于是有意推波助澜。他删掉了电报中国王所使用的一些礼貌措辞，使“国王拒绝做出承诺”这一行为显得有些挑衅意味，之后将其透露给了新闻界。删减的电报公之于众后，又遭到了法国媒体的误译，听起来就好像威廉一世故意贬低法国大使似的，法国外交部长在听到电报后甚至宣称感觉自己“被扇了一记耳光”。如此一来，法国公众再也沉不住气了，舆论一边倒地要求政府向普鲁士开战。在议会中，鹰派势力也早已占了上风，反战的声音渐渐被淹没。1870年七月19日，法国正式向普鲁士宣战。
而在德国民众看来，自己无疑才是遭受侵略的一方。如此心态正中了俾斯麦的下怀。通过激怒法国政府，他不仅如愿挑起了战争，还避免了让德国成为不义的战争发起方，从而调动了德意志民众保家卫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鼓舞了士气、增加了胜算，真可谓一举多得。
巴黎之围
在战争开始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法国已经遭受了两次重大失利。八月19日，法国的巴赞将军率军与普鲁士军队在梅斯展开作战，结果次日便被敌军围困，自此陷入苦战。九月1日，国王拿破仑三世亲自率军在色当与敌军会战，结果这支法军同样于次日被击溃。不一样的是，当巴赞将军还在梅斯负隅顽抗时，拿破仑三世面对着色当的惨烈战况，果断选择向威廉一世投降，整个色当战役只持续了不到两天的时间。拿破仑三世随即被普鲁士俘虏，帝国失去了元首。色当的消息传到了巴黎，顿时激怒了民众。人们坚决不承认国王的投降宣言，并纷纷上街抗议。当时的帝国政府早已不得民心，终于在九月4日，革命爆发了。自1851年复辟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立刻被推翻，随之成立的是法兰西历史上的第三个共和国。在如此混乱局势之中被拥立的新政府，承诺回应民众誓死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呼声，因而又被称为“国防政府”。
两个星期后，德意志联军攻至巴黎城外。但这座城池比预想的更加难以攻破，德军随即选择从外部将其死死包围。通往巴黎的公路、铁路和运河陆续被切断，电报线路也遭到了破坏，导致城内的补给供应和通信几乎陷入瘫痪。德军只需耐心等待，等到被围困的人民耐不住饥饿，想必自会主动投降。
但城内的爱国民众又岂会坐以待毙。从军队人数上看，双方似乎实力悬殊。当时巴黎可调动的正规士兵大约有十六万，而外面德意志联军的人数则大约有二十五万。不过，城内另有一批由民众自发组成的志愿军，人数高达三十五万左右。再加上巴黎城固若金汤的防御设施，一时让人难以判断优势在谁。对于巴黎来说，眼下最不利的局面就是德军的围困。机智的巴黎人民见招拆招：既然陆路和水路行不通，那不如从天空突破包围。于是，巴黎方面开始大量使用飞鸽传书的方式与外界通信。能从天上送出去的不只有信鸽，还有人。不久，一位名叫莱昂·甘必大的共和派官员主动请缨，他要亲自乘坐热气球飞出巴黎，以外省为作战根据地，与巴黎里应外合，打德军一个措手不及。十月7日，甘必大带着他的光荣使命出发，最终抵达了南部城市图尔，并以国防政府的名义动员、训练当地人组建军队。十月底，被围困梅斯的巴赞将军终于宣布向普鲁士投降，而且巴赞本就拒绝承认新成立的国防政府，导致巴黎与梅斯的部队再无合作的可能。于是甘必大的军事势力便成为了巴黎最后的希望。
但信鸽、热气球这类通信方式终归不可靠，这导致了甘必大与巴黎本部之间的协调很成问题，甚至一度失联。两边最重大的一次联合行动发生在十一月。当时法国方面认为联合突围的时机已经成熟，便派遣信使乘坐热气球通知甘必大军事行动的具体日期。但由于飞行方向难以控制，信息传递滞后，甘必大未能及时得知巴黎发动突袭的具体日期。巴黎突围和外省军队支援的时间因而未能同步。德军虽对从外面赶来的援军感到诧异，但缺少了巴黎一边的压力，甘必大的临时军队终究敌不过这些训练有素的精兵强将。自此，法国方面便彻底失去了先机，毕竟德军已经得知了外省援军的存在并对此严加防范，断绝了两边再次包夹德军的可能。
由于法国方面再难找到突围敌军的突破口，胜利的天平便逐渐向普鲁士倾斜。正是在这样的战时条件下，巴黎城中被围困的人民们不得不艰难度日。由于物资的持续消耗，为了能撑过尽量长的时间，政府一再减少居民的每日食物配给。物资减少导致物价飙升，普通工人平均一天五法郎的工资只能勉强买来一颗卷心菜（阿利斯泰尔·霍恩，《巴黎陷落》）。一边是遥遥无期的胜利，另一边是逐渐蔓延的饥荒，国防政府在如此局势下于1871年一月28日向德军请求停战，德军随即解除包围。巴黎交通恢复后，政府高官们料到民众会不满停战决议，为了提前避开骚乱，便匆匆决定迁都至凡尔赛。二月，顺利撤离的政府与俾斯麦在凡尔赛密谈，最终正式确定了法国向普鲁士投降，并商议了战败后的割地和赔款事宜。
巴黎的”红色政权“
此消息传回巴黎，果然立刻激起众怒。首先，民众不满于政府的隐瞒，因为停战谈判并没有让众多参与战争的平民志愿军们知情；其次，民众不满于政府的背叛，认为政府一纸降书就让此前人们挨冻挨饿、战死沙场的努力全部付之东流。另一边，政府也开始更加主动地应对骚乱。当年三月，政府下令收缴原本由志愿军所掌控的炮台，以免百姓造起反来不好对付。若单论法理，收缴炮台的政策其实并不合理。虽说民众手里的炮台有许多是由政府提供，志愿军只是负责操作，但其中也有一些确实由民众筹资购买，并非政府名下的财产。但前来收缴的军队则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没收，且态度十分恶劣。更有甚者，据说有一位名叫克劳德·勒孔特的军官，在收缴过程中竟扬言要部下向不配合的民众开枪。这下可好，军队将枪口转向人民的戏码竟再度上演。不过所幸部下并未听令——这些士兵们心里清楚，自己奉命镇压的民众们在两个月前正是与之共同御敌的战友。之后，愈发狂热的市民们在混乱中枪毙了勒孔特和另一位将军。那些前来收缴炮台的士兵们也随即丧失了镇压民众的斗志，很快便被巴黎民众赶出了城市。
巴黎人民早已决心与出逃至凡尔赛的共和政府势不两立，如今又赶走了政府在巴黎的势力残余，而且还牢牢掌控了城中的武装力量，于是干脆宣布在巴黎城内施行自治，这个自治政府就是巴黎公社。战争结束后，身处巴黎的社会精英几乎都因担心当地群众暴动而随政府一道撤出，留在巴黎的多是些手工业者、工匠、小店主和少数左翼知识分子。这些留守人士多被外界视作破坏规矩的乌合之众，而巴黎公社也多被外界视作妄图分裂国家的暴民政府。但令人意外的是，正是这帮被瞧不起的群氓，将整个巴黎治理得有模有样。
在巴黎人民自治期间，人民采取了比以往任何法国政府都更加彻底的普选制，议员的任期被大大缩短，且能够随时替换，这使得基层选民得以直接制约议员的权力。另一方面，政府要员几乎全由一般工人担任，底层民众在议会中有了自己的代表，他们的声音终于得到了重视。更重要的是，所有官员的薪水一律不得超过一般熟练工的最高工资，官员的出行和饮食也一切从简。如此一来，官员不再高高在上，而是与一般民众平起平坐。在教育方面，公社更是提出了远超那个时代的见解。教育不再是交得起学费的富人小孩才能享有的特权，而是一项基础的公共事业。一切适龄儿童，无论性别、宗教信仰和家庭出身，都可接受免费的初等教育。教育的内容也被要求尽量世俗化，教会无权直接干预学校。此外，由于刚刚度过艰难的战乱时期，许多人一时交不上房租或无法赎回曾经应急典当的生活必需品，政府于是下令可适当缓缴房租、降低赎金的利息。在公共资源的管理方面，政府集中管理了当时因资本撤离而荒废的工厂等设施，召集工人恢复生产。巴黎随即出现了生产资料集中管理、工人合作生产的和谐景象。总体来说，工人民众们对公社的管理相当满意。
可惜好景不长，这个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仅仅存在了七十二天，就遭到了当局的血腥镇压。无论巴黎城内人民的生活是好是坏，对凡尔赛政府——甚至那些远未被战争波及的大批法国群众——来说，这终究是一个由叛乱者所建立的非法政府。东边的俾斯麦也对此事有所关注。当时由拉萨尔所成立的工人联合会在德国风头正旺，俾斯麦对这些不安分的社会主义分子早已怀恨在心，自然不愿看到他们的自治政府进一步壮大。当凡尔赛政府决定反攻巴黎公社时，俾斯麦不仅答应归还从色当俘虏的法军为其扩充兵力，还允许政府军从普鲁士的控制区内安全通过，从而绕至有利的进攻位置。如此重压之下，公社没能撑过政府军的围剿，于五月被攻破。政府随即下令清算公社成员，据说约有两万人因此被当场处决。双方的正面冲突连同后续的清算从五月21日开始，一直持续至28日才结束。后来由于镇压手段之残忍，这一周被人们命名为巴黎的“流血周”，以作纪念。
在流血周期间，有一位名叫欧仁·鲍迪埃的公社成员侥幸躲过了政府军的搜捕，后在其藏匿地点（据说是巴黎郊区某座老房子的阁楼里）创作了一首诗——《英特纳雄耐尔》——以纪念这个短命的乌托邦。1888年，移居法国的比利时人皮埃尔·狄盖特受法国工人党邀请为该诗词谱曲。这首歌曲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国际歌》。另一方面，公社沿用了法国人民在此前历次革命中所高举的红旗作为政权象征。自此，国际社会逐渐将红色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类左翼意识形态联系在了一起。
《法兰西内战》
巴黎的消息立刻引来欧美各大媒体的争相报道，人们对这次血腥的镇压大为震惊。就像历史上的所有争议性事件一样，舆论分为了两个阵营。一边支持法国的共和政府恢复秩序，另一边则赞扬工人阶级的伟大政治创举并对他们的遭遇表示同情。第一国际显然属于后者。在巴黎公社实行期间，第一国际的总委员会就要求马克思代表组织撰写一份宣言以声援这场史无前例的工人运动。1871年六月13日，这份宣言最终以小册子的形式在英国出版，题名为《法兰西内战》。就在出版前不久，清算了巴黎公社的法国政府突然将矛头对准伦敦的第一国际，在官方刊物《法兰西共和国官方公报》上公开指责第一国际是公社的幕后推手，并号召欧洲各国协同镇压。对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表示第一国际并未直接参与其中（但公社中确实有一些活跃分子是第一国际的成员），强调巴黎公社是由巴黎的工人阶级所自发组织。
不管法国政府的批评有没有道理，至少这次点名批评确实打响了第一国际的名声。而《法兰西内战》也借着热点事件未散去的余温在全欧洲的左翼圈子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不久后便被翻译成了多国语言，就连俄译本也很快在当年被译出。相较之下，同样字数不多、但出版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则历经二十一年才正式以俄文出版。可见这本书传播的范围之广。而作为此书的作者，马克思自然也正式进入了欧美左翼人士的视野。
四分五裂
《法兰西内战》的发表可谓是第一国际自成立以来的最高光时刻。可惜好景不长，就在第二年，组织内部爆发了危机。恩格斯多年后回顾组织的发展历程，表示第一国际最初就是一个“各种政治派别的混合体”；巴黎公社使得第一国际名声大震之后，不同派别的成员都企图利用组织的影响力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乔纳森·斯珀伯），因此各派意见经常无法统一，甚至陷入无休止的争吵。派系林立的局面预示了组织的衰落。
在众多派系的纷争中，最突出的莫过于马恩二人及其支持者与巴枯宁派的矛盾。1868年，米哈伊尔·巴枯宁与他的一众追随者申请加入了第一国际。巴枯宁是一位出身俄国，并在当时欧洲极具号召力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位激进分子的革命经历坎坷至极，曾在四十年代与马克思相识于巴黎，后来几度被捕、流亡，最终再次辗转至欧洲。加入第一国际时，他的活动范围多集中在瑞士周围。马克思从来都对俄国人没有多少好感，唯独对巴枯宁例外，他甚至一度对这位阔别多年的同志刮目相看。在理论方面，巴枯宁也像马克思一样关注穷苦百姓的生活并鼓励暴力革命，但他所重点关注的对象多是那些比工人阶级更加贫苦的人，如流浪汉。他认为任何带有强制性、等级化的秩序都必然带来压迫，而国家用以管理人民的秩序就是这类“压迫性秩序”的典型。因此，巴枯宁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政府，主张让人民自由联合，自下而上地建立一个“去中央权力”的、无政府的自由联邦。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第一国际工作期间则开始强调先觉者（即那些率先认识到历史发展规律、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正确革命理论的人）对群众的引导作用。在此思想驱使下，马克思致力于将第一国际建立成一个带有先锋性质的无产阶级政党——先觉者将在其中扮演“革命导师”的角色，鼓励广大群众自发加入阶级斗争的队伍，并指导今后的工人运动和革命起义。马克思的主张立刻遭到了巴枯宁的批评，因为在巴枯宁看来，这样一个所谓的“无产阶级政党”无疑会迷恋中央集权，这种“由先觉者集体领导其余无产者”的组织架构也无疑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压迫。果然如巴枯宁所料，后来列宁将“引导群众自发觉醒”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革命先锋队”理论，大大强调了先锋组织的决策的必要性，同时削弱了对群众自发性的关注，使得组织呈现出明显的独裁倾向。马恩二人则反过来指责巴枯宁过于自由散漫，认为单凭群众的自由联合根本不足以组建起强有力的革命力量。
巴枯宁对马恩二人不服气的同时，他在瑞士周边的影响力也日益壮大。分布于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的许多第一国际成员都成为了巴枯宁的拥趸。马恩二人对这些地区则一直鞭长莫及。1872年九月，第一国际的代表大会在荷兰的海牙召开。两派人物几年来的路线分歧终于要在会上做出了结，而这场斗争最终以马克思一派的胜利收场。其实单看与会代表的组成情况就已能推断出巴枯宁派的式微：意大利的巴枯宁派在此前的会议上已表示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断绝联系，因此并未到场；在其他国家的代表中，巴枯宁派的出席人数也相对较少；而总委员会更是主要由德、法、英三国的工人占据，他们普遍对巴枯宁主义不感兴趣。于是，马克思毫不费力地说服大家通过了开除巴枯宁的决议。
此外，恩格斯还在会上提议将总委员会迁至美国纽约。其实早在1872年的三月，马恩二人已经有了要搬迁总部的打算。此举既是为了让总部远离欧洲成员的内部纷争，也是为了避免欧洲各国政府的打压。但在许多与会成员看来，组织好不容易才在欧洲积累了一点声誉，就立刻另起炉灶，实在不可理喻。不过这一主张最终还是以微弱的票数优势得以通过，马恩二人也并非像人们原本以为的那样在总部搬迁以后就对第一国际置之不顾；相反，他们一直尽力支持着远在大洋彼岸的新委员会，希望他们能继续维持组织运作。但他们可能并未料到，搬迁总部的决定不仅没有缓解、反倒加剧了组织的分裂。
欧洲的一些成员为了推翻海牙大会上的决定，打算再次召开会议重新投票表决。类似的提议被恩格斯宣布无效。于是反对者们只召集了持有相同意见的成员们参加会议，以示抗议。这样局部的小会议越开越多，导致不同派系各自商议、独立行动的现象逐渐成为常态。而美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新成立的总委员会主张延续马克思暴力革命的斗争路线，但不久后，越来越多移居美国的德国工人将拉萨尔主义（主张为工人运动寻求国家支持，并以合法的政治手段进行斗争）带进了组织，美国支部也随之不再团结。如此一来，第一国际在欧洲和美国两边都已停滞不前，无法正常开展任何工作。1876年，美国的总委员会听从了马恩二人的建议，在费城召开大会，宣布正式解散第一国际。
导师病逝
七十年代后期，马克思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不再直接领导工人运动，但依旧与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保持着通信。在创作方面，他反复修改《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手稿，但迟迟未能定稿。八十年代，糟糕的身体状况使马克思的日常活动极大受限，他无法再亲自前往大英博物馆，并且时常短居于欧洲南部的温暖地区，以求缓解病痛。1881年十二月，马克思的妻子燕妮去世；1883年一月，他们家的长女燕妮·卡洛琳·马克思（出嫁后改姓“龙格”）也因癌症而去世，年仅三十八岁。送走这位黑发人后两个月，马克思病逝于伦敦，享年六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