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喜剧（4）
卡米拉
周末，他按照约定的前往安德烈亚的家。摁响门铃，等待片刻，安德烈亚的司机给他开了门。看见恩里科，他脸上露出一丝惊讶，但还是将他放了进去。
从客厅里传来了话音，与安德烈亚平时打电话、谈公事的声音不同，更加随便，轻快欢乐，语调忽高忽低，带着明显的笑意。安德烈亚没有呆在书房，他有客人，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女人。两人坐在一张长沙发上，正热烈的交谈着。她头发已经全白，脸棱角分明，眼睛深深陷进眼窝里，这严厉的面相因为快乐而柔和不少，原本高挑的眉毛都笑的撇了下去。他们讲皮埃蒙特话，比标准意大利语发音更扁更尖，安德烈亚平时那种善于讥讽的说法方式变得更加明显，他眉飞色舞，比划着手势，似乎在嘲笑什么人或事。而那个女人听完便大笑起来：“我的天，德亚，别这么坏！”她选择的昵称，讲话的语气，都好像一个妹妹在嘲笑自己顽皮的哥哥。
最让恩里科惊讶的是，阿尔多也呆在平时最喜欢的那张沙发里，手里夹着小说，偏过脑袋听他们说话。
他几乎听不懂三人交谈的内容，站在那里，感觉自己有些不合时宜。就在这时，安德烈亚注意到了他，交谈声顿时停了下来，三道目光落在恩里科身上。最初的惊讶后，女人调侃的望向朋友，好笑的说：“诶，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
安德烈亚拍了拍脑袋，夸张的叹了口气，“我前几天叫他来找我，今天就忘了。“他商量地问恩里科：“卡米拉不常过来。我们改天再谈，行吗？”
卡米拉。
无需介绍全名，恩里科都能搞明白眼前的人是谁，党内没有第二个让安德烈亚这么亲近的卡米拉。她是被格拉里亲自邀请加入《新秩序》报的编辑，她是那个1926年大镇压后幸存下来，重建党在国内的网络的人，她实际组织着整个党，进行所有日常决策，同时还亲自与安德烈亚在海外的流亡中心保持联系，直至1930年被捕。在监狱中，她与新秩序的老同志一起反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因此被开除出党。战后，安德烈亚在众人面前拥抱了她，他说，别管过去那些蠢事了，回来吧。
她是活着的传奇，传奇人物现在就坐在他面前的沙发上，懒洋洋地劝安德烈亚：“你耽误了这孩子一天时间，起码让他坐一坐，喝口水再走。”
恩里科连连推辞，按照以往的经验，安德烈亚这样询问就意味着要求，他无意违拗他的意思。可是，今天他第二次感到惊讶，安德烈亚耸了耸肩，做了个“听你的”的动作。“恩里科。现在在共青团工作。我跟你提过他，这是个很棒的小伙子。”他意恩里科可以进来，“这是卡米拉，我们的老同志，我的朋友，相信你听说过她的名字。”
屋内的氛围发生了轻微的位移，更加正式，更加客气，还多了种将新朋友接纳进团体时略带好奇的激动。是卡米拉留下他，也是卡米拉在主动和他交谈。她善于倾听，乐于解释，与她谈话就像在一条宽阔平稳的大河中漂流，不知不觉间就顺着自己的思路与她达成了共识。她问起那个经典问题：你是如何加入运动的？
恩里科谈过无数次，入党时写概括个人经历，在咖啡馆聚会和同辈的同志分享年轻时有趣勇敢或愚蠢的往事，在讲话时，在会议上，偶尔用简短地“我曾经在1944年抗议”“我就来自撒丁”来定位自己，赢得共识。
他像在长辈面前所应当的那样，用几句简单的话总结了过去的经历，随后适时闭上嘴，等待可能的评论或全新的话题。
回答他却不是短短地几句评价，而是卡米拉的自己的往事，“最初去社会党的党部时，我和你一样紧张的不得了。”她的思绪穿过了时间，又回到了揣着代哥哥缴纳的党费，站在大门前的那个早上，“我早就认可他们，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是站在一旁。”
她并未大肆渲染，可这几句话极为生动，引人共情，恩里科就几乎立刻在眼前勾勒出这么一副画面：一个黑发小女孩站在窗边，额头抵着玻璃，凝望着潮水般的游行队伍。在想象中，那个小女孩的头发变短了，换上男孩的衣服，游行队伍也变为三三两两聚集在酒馆旁的“可疑”工人，他想凑近一点，听听他们在聊什么。这就是他，恩里科。
一种多年不曾感受的酸楚和感动涌上心头，他是在1940年开始参与反法西斯聚会的，那时，纳粹还未显颓势，法西斯政权的统治似乎要持续到永远。可他依然无可救药的被共产党——政权最坚定的反对者——所吸引。最初打动他的，不是什么具体的要求，而是一个夜晚。
那晚，一个老党员与恩里科在亲戚的谷仓里谈话，他们被高高垒起的牧草包围，干草在冬日散发出极淡的近似于阳光的味道。他向这个年轻人描绘起记忆中的场景，平时，他们在俱乐部里消遣，休息，争论。工会总部气派辉煌，工人可以昂首挺胸走进这美丽的建筑里。游行时，街道被红旗占领，变成了红色的河，他们一跺脚，整个城市都要颤抖。路过工人街区时，女人和孩子全都从窗户探出头来，冲他们欢呼，他们就像凯旋的将军。
后来他了解了更多历史，知道在法西斯上台前，资产阶级和政府的镇压也绝不心慈手软。然而，那自由的场景，活在阳光下的感觉， 成为恩里科的梦。这场美丽的梦，便是他斗争的开端。
记忆真的很奇怪。在一旁沉默许久的安德烈亚开口，早在法西斯上台前，我们就吃尽了苦头，但后来却只记得发生的好事。战前，我们都太过年轻，而且穷的可怕。城市本身就是一座无形的监狱。
安德烈亚的一生波折辗转，他出生于热那亚，后来随母亲移居都灵，在那里住到读完大学。法西斯时期，他又在米兰、都灵、罗马之间活动，直至被迫出国，流亡巴黎将近十年，又在战争爆发后前往苏联避难，直至战争结束。在这么多城市里，没有一个像都灵那样令他爱恨交织。
世纪前二十年的都灵，从外表看是那么美，中心区保留着旧都的优雅，市中心排列着雕着漂亮装饰浮雕的建筑，大学附近就是王宫和拱廊。每到周末，全城的市民似乎挤在加里波第大道，波河大道和罗马大道上散步。
“只是什么都不属于我们。”卡米拉补充道。
安德烈亚摊了摊手，“是的。读大学的时候我们住在城外，和工人们在一起。”
在最终去报纸工作前，他和塞尔吉奥一起搬过好多次家，住遍了都灵最垃圾的地方。王宫市场上的小贩刻薄的能把人皮扒下来，看你是外地人就往死里宰客，安德烈亚则操着方言与他们对吵。多拉河那时是条臭气熏天的水沟，他们住过河边的半地下室，冬天每次下雨的时候都要祈祷别被淹死。生活中最大的娱乐就是周末去集市看别人卖各式各样的废品，低洼阴暗的巴隆区充满了南方人，聚在酒吧里赌博、吃酒、玩戏法。每次来这里，塞尔吉奥身上活跃开朗的一面就会冒出来，他变得格外兴奋，机警地左听右看，讲着撒丁话与人打招呼聊天，他愿意抓住每一丝和故乡联系的机会。还在卡利亚里读高中的时，塞尔吉奥遭遇过土匪，他们朝他搭乘的马车顶开枪。塞尔吉奥缩在马车底部，手紧紧抓住栏杆探出头去，极目远眺，用充满恐惧和敬畏的心情想看清这群人。
“你不害怕吗？”小安德烈亚问。
“还好，他们大概只是开个玩笑。”他眯起眼睛，似乎在努力回忆着那个场景，土匪持枪立马，高高立在山顶，“在那之前，我没见过土匪，只听过他们的故事。”他说，这些人为了失去的土地而战，反抗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南部，镇压让每家每户都都有人牺牲，纪念死者的黑布一直挂到被风吹褪色。
塞尔吉奥还给他读了一首方言写的诗，名叫《自由》，其中有几句纪念死者的话，
“若你们想救下一个土匪，
记住他的名字，
别去找他的尸体，·
因为对我们开战的人，没有怜悯。”（1）
他们在这样琐碎，吵闹，每分每秒都有日常琐事闯进门要人解决的环境里挣扎了许多年，可是塞尔吉奥却依然保持着明确的目标。南方，是他的第一份政治事业。可他并未就此止步，在完成学业，打零工补贴生活费的间隙思考政治，并且慢慢接近了一切的起点——
——都灵。都灵本身就是奇迹。这里有意大利最现代的大工业，新崛起的无产阶级训练有素，勇敢顽强，工人运动充满创造力，饱含伟大的力量和热情。他们举行长达几个月的罢工，到最后，连家里的被单都当出去了，可他们依然坚持着，坚持到不能再坚持。它日渐成熟起来，迫切的想为自己找到一种政治形式，找到一个组织。
大学毕业前，《前进报》邀请格拉里成为编辑。在他们的房间里，格拉里拆开了那封信，读完。他紧紧握住它，不住地笑，“安德烈亚，”格拉里叫他的名字，安德烈亚应声抬起头，他扬了扬手里的纸，“咱们可以换个好点的房子了。”
对于那个努力了许久的大学学位，他只是拿起论文看了看，叹了句“可惜”，便不再提起。
从此，格拉里成了活动家和记者。从《前进报》到《新秩序》，编辑部在他那里从来不只是办报纸的地方，他将它变成了一个开放的空间，那些年里，无数人来到这里——工人、学生、技术员、还有永远被忽视的女人们——带着他们的困惑与梦想，来提问，来争论。打开充满划痕的木门，熟悉这里的人轻车熟路前往开会的房间，第一次来的人怯怯的四处打量，顺着纸写的标牌找到正确的地方。十几二十个人围坐在一起，在真正开始开会前，有许多时间开玩笑、闲谈，大家互相熟悉，熟人彼此打趣，放肆的大笑声冲出了门和窗户。整栋房子嗡嗡作响，像一座巨大的蜂巢。
然后，格拉里进来了。开门的瞬间，他常常是笑着的，与其他人握手，击掌，打招呼问好。听到“你好，塞尔吉奥”，看到人们围在他身边，那些首次来这里的人惊讶的交换目光，在他们的想象中，写出那样文章的人应当是身形修长，气质锐利，打扮的体面，总之，一个教授的样子。格拉里看起来像个穿上大衣的农村牧羊人。他四处走动，和这个人说两句，那个人说两句，同时环视整个房间，注意着呆在一旁不敢说话的人，找个合适的时机主动走到他们身边聊天。他这个几乎能和任何人搭上话的能力起过很大用处——战争期间，政府调来镇压饥饿暴动的萨萨里旅被他说动，拒绝对抗议者开枪，转而和长官对抗。尽管最后暴动被镇压，可这件具有传奇色彩的事情传开了，许多人是那时候第一次听说格拉里的名字。
“如果不是他邀请我，我或许没有勇气迈出第一步。”
直到现在，卡米拉依然会微笑着想起加入《前进报》的日子。那个黑发的女孩在门外徘徊多年，久久凝望窗户后的男人谈话聚会。她只如痴如醉的看着人们激烈争论的嘴型，沉思，皱眉的姿势，而她隔着玻璃听不见的东西，在静默的书本中全读到了。给小学生们上课时，有时会听见游行队伍从窗下路过，她的心也随之飞走了，飞向街头；而她的身体还留在讲台上，手指黑板上的句子，眼睛盯着座位里的三十五张脸。教师们，尤其是女士们，要像母亲爱孩子一样爱学生。
前进吧，人民奋起反抗……红旗会胜利，红旗会胜利……游行者在合唱，她在心里哼唱，心的旋律与那颗更广大的心共鸣。
我还年轻，读过马克思，有教养，我的一辈子难道就这样度过吗？
学生的父母的职业——已知。家庭收入——可以推测。生活状况——？？？她开始从学校的表格入手，收集每个学生的状况，了解不同阶级的生活。平时有什么爱好？帮家里干活吗，干什么？爸爸妈妈给你读什么书？有兄弟姐妹吗，谁上学，谁辍学了？哦，你还自己去打零工，让我看看……你的老板是骗子，咱们想个办法对付他。
她最初出于一种紧迫的责任感去做这件事，后来，既然做也做了，就写成小文章投到报纸去，也不枉费一番心血。于是，卡米拉就这样开始了她的新闻事业，同时为了观察，在不同的学校中辗转。
某天，一个和她相熟的小青年找到她：“格拉里同志托我问你，有没有兴趣到编辑部去谈一谈。他很欣赏你写的文章。”
“起初，我没认出他。我按照他们指的路去了办公室，里面有两个人，”她扬起下巴指指安德烈亚，“他比塞尔吉奥高，一头卷发，戴个眼镜，中产打扮。塞尔吉奥个子矮，肤色黑，头发像羽毛一样飘来飘去，作为工人又穿的太文雅。我搞不清楚谁才是格拉里，对着他们两个说，‘你们好，我就是卡米拉，是塞尔吉奥·格拉里拜托马里奥找我的。’”
话音刚落，格拉里就快步上前，用力握了握她的手，“幸会。我就是格拉里，这位是编辑，莱昂帕尔蒂。”他的声音不大，却充满感染人心的喜悦，“来，坐吧，我们快点说正事。”
他的问题单刀直入：“我希望你来为我们从事新闻工作，成为我们正式的编辑，你意下如何呢？”他的介绍清晰明了：“《前进报》不是那些没有原则，随声附和的报纸，也不是只有正确而空泛的浮华言辞的报纸，最近一系列对俄国革命的文章足以证明——我们以革命的原则对当下的生活进行分析，并寻找未来可能的形式，新的文化、道德，以及——”他朝右上方一指“——组织"。
有备受尊敬的克罗齐教授，萨尔米维尼教授这样的人为我们撰稿，不论如何，也足够哄得一般读者对我们肃然起敬了。工资， 诚实的说，不够可观，但也够生活了。
从听完第一句话起，她的心就只有肯定的答案，可嘴还是不受控制地说出了许多废话。
一方不好意思地推辞，实在是过誉了，我是运气好读过几本书而已，我还不够有教养，你们是全城知名的人，我配不上……另一方不吝赞美，你观察敏锐，有为了事业愿意过不稳定生活的决心，还有许多同志都说，你懂理论。你不该白白埋没你的才华……谈话变得像一场喜剧电影，来回重复。而那个莱昂帕尔蒂起初似乎有心事，在一旁发呆，被格拉里连续几个问题拉了回来，终于专心致志的投入了，他言辞恳切：惯性是十分强大的，您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最终就会彻底滑向那种生活。
这话说的太重太急了，将她的难以自制的羞怯理解为犹豫，可她很难生气，因为……这是是实话。不论动机如何，总有一天，她会结婚，生孩子，成为一个主妇。谁会在乎家庭主妇的话？情急之下，她用力掐了掐大腿，想让自己住嘴。
卡米拉的神色几乎没有变化，或许只是手轻微地颤抖一下。可是，这细微的动作被格拉里察觉到了，他突然伸出手来，诚恳地握住她的手，认真地说：“请不要推辞了。我正式的邀请您加入，我完全信任您的能力。”
一下，就那一下，她终于从长久以来的犹豫中走出，那是她选择改变人生的时刻。
他们三人后来又去了咖啡馆，他记得。聊到一半，格拉里看了看表，“对不起，今天我实在有事，我要去见个人。卡米拉，我把安德烈亚留给你。”说完，他就去柜台结账了。
他独自面对着卡米拉，试图拾起刚刚的话题继续下去。她是个严肃认真的人，这方面肯定与塞尔吉奥处得来，工作也一定不会出离谱的岔子。她也是利古里亚人，是他的老乡。他们俩用方言说话，互相比对着词语的异同，乐的不得了。听见他刚服兵役归来时，她神情中似乎有些悲伤，又有欣慰。后来，他知道卡米拉心爱的兄弟们都死在了战场上，她为同志活着回归感到庆幸。
离开时，他们互相之间已经非常友好了。在送她坐上电车后，安德烈亚靠在车站柱子上，缓缓松了口气。他感觉有些脱力，花了很长时间才重新开始往家走去。讲实话，他有什么资格坐在卡米拉对面，那个做决定的人（之一）的位置上呢？
几年前，格拉里成为《前进报》记者，开始了政治活动，那时候他在写本科论文，研究罗马法。毕业后，格拉里邀请他成为记者，这个邀请背后隐藏的东西，他们却默契的没有点明。老师艾瑙第对他的打算置之一笑，“在我看来，你还是更适合呆在大学里，你天生适合做研究。”而辛苦养育他的妈妈也恳求他，如果不愿意再读书，至少也要去当个教授或律师。他站在十字路口上，犹豫不决，最后却被一纸征兵的命令带上了战场。
在战地医院的日子里，他得知了俄国革命的消息，和平的希望开始在人们的心中蔓延，几个月后，布尔什维克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均质循环的空洞时间被划开，历史从其中开启了新的运动，而当下，是蓬勃爆发的对行动的渴望。人们搜刮报纸上的每一个字，想多了解新生的苏维埃俄国一些。革命与苏维埃，这两个滚烫的词在舌尖一遍遍滚过，被无产阶级放入心中，让心燃烧起希望。连那些梦想改变意大利的进步知识分子，也跟在无产阶级身旁，如同宗教画中那些吹号撒花瓣的小天使，赞美着革命，呼唤着革命。
他收到了报纸，沉默、消息暧昧模糊的报纸，称其为不幸，称其为野蛮，称其为非法。格拉里的信紧随其后。为了规避可能的审查，他写的模糊，大谈道德和哲学。抱怨现代哲学太尊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忘记了发展本身也是由人对社会的理解和他们的集体意志驱动。现代哲学家以至于丧失了所有勇气，伟人在他们手中也变成了庸人。而落后国家的人民反而在深重的苦难中奋起反抗，掌握了自己的命运，避免沦为野心家的牺牲品。
安德烈亚知道他在隐射什么，格拉里从来都憎恨社会党的软弱无能。但这些信里有种新的东西，战前的疑虑消失了，前所未有的坚定一夜之间来到了格拉里心中，通过文字传递给了他。随信同时来的，还有几本书，衣服和一包火腿，包火腿的第二层纸是一篇评论苏维埃俄国的文章，从报纸上裁下来的。
信越来越多，寄来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形式多样，吃穿用无所不包，乃至他的战友朱利奥都开他玩笑，说“你朋友是把家都搬空了”。安德烈亚在所有意想不到的角落找到偷偷夹带进来的文章，有时是以妈妈，有时是以其它朋友的名义寄出，但他知道是谁的安排。
战争休假期间，他见到第一个报亭时就停下来，买了几家大报的报纸，出乎预料，在关于远方的新国家的报道上，他们竟然和战场上受过严格审查的报纸一样无知。
格拉里后来解答了他的疑问，带着孩子般的喜悦，“我这可是一手资料，独家消息，至少北方没有比得过我们的。”
通过复杂的关系，他结识了与图拉蒂关系恶化的库里肖夫，那几年她同时受了丈夫的打击，即便她作为老一辈的民粹派对布尔什维克的专断作风并不是很欢迎，但与图拉蒂老气横秋毫无底线的妥协和改良相比，她的心仍然向往着故乡的革命，她与自己回到俄国的朋友安杰丽卡——现在是列宁身边的战友，不断地进行着通信，从革命的心脏传递出所有或好或坏全部的消息。
“她是拉布里奥拉甚至恩格斯的那一代人。”就和所有传奇中的角色一样，她有点执拗、古怪，或许是目前唯一还活着的巴枯宁分子，而剩下的大概都被沙皇吊死了，包括她的第一任丈夫——但她仍和所有坚持到底的俄国流亡者一样意志坚强且神通广大，他们在欧洲甚至中国组织了复杂的通信网络，并且积极投身客居地的斗争。
“他们很有些天才的走私犯。”格拉里兴致勃勃地讲述着俄国到西欧的各种路线，通常都是途经瑞士或德国，而威尼斯是南方海路上重要的港口。库里肖夫虽然老了，却依然保留着自己的渠道，能及时收到来自俄国的信件，还有俄国主要政党的报纸、纲领、重要发言。他们两人又合作将这些内容翻译出来，刊登在《前进报》上。
努力是值得的。登有苏俄消息的报纸往往最受欢迎，一份报纸能传五六个人，更别提还有人将新闻抄下来带给朋友家人一起看。一批新的同伴出现在格拉里身边，他们来自不同传统，拥有不同的身份，有人是已经被判过刑的活动家，有人还第一次参加运动，有人是无政府主义者，也开始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连关心时事的教授也跑来和他打听国外的情况。
反对战争成为维系他们的共识，但很多人早已迫不及待要更进一步。格拉里回应这些需求，他与合作者们一起介绍俄国的情况，在他自己那里，介绍往往变成几乎公开的呼吁革命。世界突然间变得更为广大，一大块沉默的土地显现出来，原来遥远东方被称为俄罗斯的地方不只是金穹顶下的沙皇和他治下无数沉默的农民，在少数几个蓬勃发展的城市里，革命的风尚也吹拂了市民的心，造就了欧洲最弱小也是最顽强的工人阶级；今天，他密切关注着过去沉默着的土地，分析着当下烟花一样绽放的繁多可能。然而在设身处地地将自身带入中思考后，他领悟到革命者的重担：他必须在瞬息间对现实给出解释并作出解答，因为这是对人民和历史的责任。
那时，他逐渐成为了后来人们熟知的格拉里。
远方的革命没能让安德烈亚立即解脱。他又回到医院里，断断续续关注着谈判的消息。从报纸上，他知道布尔什维克做主签署了极端苛刻的《布列斯特条约》，俄国与德国停战了。几个月后，全面的停战终于到来，可以回家了。他坐火车从阿尔卑斯山区回到都灵市，往窗外看去，白雪覆盖在深黑色的山上，近处的草和树上都挂满毛茸茸的霜，驶过城镇时，太阳出来了，照亮淡蓝色的天。新门火车站人潮汹涌，喧嚣声冲进他的耳朵里，他深吸了一口气，去搭乘电车。战场是极端的，要么吵闹的让人难以忍受，人被塞在医院里，断掉的四肢，流出来的肠子，其它一万种稀奇古怪的伤和病，哀嚎，惨叫，笑声，粗鲁的打趣和谈话，低语，呻吟；要么安静的让人害怕，没有炮火的夜晚万籁俱寂，人声被隔绝在建筑物里，山黑的不见底。
电车来了，刹车时产生尖锐的声音，电线闪过火花。他赶忙踩上踏板往车里挤，手里捏着写有地址的纸条。战前，他与格拉里合租一套屋子，他参军以后，格拉里不得不另寻他处。窗外，城市似乎还是老样子，商店照旧开门，工作还在进行，但战争的迹象十分明显，街比过去空荡了不少，许多人失去了肢体，人们急切地寻找着食物，在它被飞涨的物价带走前抓住它。
他一边看一边打算，生活都不会再好起来了，他该怎么办呢？还是在那三条路中选一条吗？
“在我们去报社的路上，他向我谈到了建立新报纸的愿望。那天也就是卡米拉加入我们的日子。”
他曾多次对亲近的朋友讲过这个故事。在都灵中心区最资产阶级的建筑群中穿行，前往《前进报》编辑部的路上，格拉里对他吐露了未来的计划，那个几年之后诞生的党已经来到他的头脑中。
卡米拉自己就是亲历者，对细节已经很了解。“我刚加入《前进报》没几天就被他拉去给《新秩序》当编辑了，那时事情变化的真快。”说完，她站起来去厨房找果汁了。恩里科小子倒是很投入，很认真，他是第一次听安德烈亚说这些。
“应当有人负起责任来，历史的责任！”格拉里手势激烈，但压着声音，“尼蒂内阁已经注定要垮台了，这个所谓热心的社会主义者在政府里却都做不了，只能在基吉宫里一张张地签署法令，抚恤金法令，农业法令，工业恢复法令，但有意义的或许只有两个，一个是代表制改革——但在政治如此混乱的情况下，还有人在乎立法机构和政府的命运么？另一个就是设立了国家警察和特务部队！但物价仍然在上涨，工厂转产不利，很多战时被雇佣的工人失去了工作，而他们家里的女人和孩子们已经要饿疯了。军人们丢掉一两条腿从前线滚回来却仍然没有拿到许诺的退伍费，这你大概比我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各地都临近暴动了，就像德国，俄罗斯一样。而我已经告诉过你，党瘫痪了，死着不动，变成一块块的东西。报纸还在老一套，好像我们没打仗，没死上几十万人一样。”
“你不要觉得我在发疯”他回头看了眼安德烈亚，放慢了一点脚步，“现在所有人都疯了。而图拉蒂还在动员党去拥护这个所谓的进步政府的政治改革，这就像因为老板几句甜言蜜语，就在威尼斯那些快倒闭的黑赌场里把全部积蓄换成了筹码。”赌博？现在进行和平努力已经和赌博一样飘渺和绝望吗，安德烈亚仍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重要的是，进步的时代结束了，看看周围……”
这时有一群工人结伴走过，他们的衣服和鞋子上粘着水泥灰，其中一个人颧骨被打伤了，他们也低声议论着什么事情，有只言片语飘过来，“……石头……在拐角……电车…站的檐上……钢筋……。”
格拉里停住话头，不着痕迹地朝那群人走近了几步，用余光瞟了瞟他们的脸，“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们，”他皱着眉头，“也许是集会上吧。”
“你怎么见过那么多人？”
“工作需要。”格拉里挠挠头，“刚刚说到哪里了……对了，历史不会是进步主义者设想的那样运作，敌人也不允许。
不参与政治的人会被最坚定的人吸引，只要他们说的话看起来有道理。他们将这个纲领接受为自己的纲领。可是他们会走向革命，还是走下悬崖，这是说不准的。”
路过的书店橱窗闪过一抹绿色，安德烈亚瞥见一金发女郎头发披散正在惊慌逃命，而她背后是一个穿着五颜六色布条缝制的衣服，脸孔粗野的人，手握匕首正要刺下去。标题从余光中闪过，《群山的孩子》。格拉里的声音从前方传来，“……能诞生土匪的地方也能诞生黑手党，南方人也能来对工人开枪的，一切皆有可能。”
“那我们也搞暴动？”他想不出其它回答。
“现在？德国人就搞了暴动，但是暴动和革命是不一样的，德国人暴动只局限在几个地区，而他们过往的同志们显然对此不热心，甚至和那些退伍军人勾结到一起捍卫共和反对赤祸了。说到底革命不能仅仅依靠极少部分人的暴动，”拐个弯，他们就走上了编辑部所在的那条路，路的一旁是紧锁阴郁的政府银行，浮雕上的鬼脸怒目圆睁；路的另一边是城里最富裕的人的住宅，透过窗户可以隐约看到天花板上的壁画。工作时间里，路边的咖啡馆里还是坐满了人，只不过外面的露台都收拾起来了。
安德烈亚扫了这些人一眼，他们看起来真悠闲，战争对他们没有影响。
周围充满了谈话和电车穿行的声音，吵闹到格拉里又说了句什么话他完全没听清。他赶上几步，完全和朋友并肩，“刚刚你说什么了？”
“我说，我们该准备起来了。我们又不能独自发动革命…“格拉里刚刚连续和而坚决的谈话节奏切断了，在朋友面前，他没有掩饰心中的不确定感，也没有掩饰自己的渴望，“你知道的，我一直在办报纸，《前进报》至少达到了标准，但它还不够。我想办的新报纸，它不能像党过去搞的宣传——太多口号，最后总是服务于竞选和反对政府。我希望它能更准确，面向国际，分析那些无产阶级最关心的问题。让它成为一份为了走向起义准备的报纸。”
已经能看到编辑部正面口的小广场了，格拉里突然拉住安德烈亚，两人靠坐在广场的花坛上，“还有件事情，我想私下告诉你。”他朝那栋五层的大楼看了一眼“我正在找合适的编辑和合作者。现有的人里，安杰洛不赞成我的看法，工会也感到有困难，我们同志之间自己得先把这件事弄清楚，”他挽住安德烈亚的手，恳切地望着他，
“我需要你支持我。”
“我需要你帮我。”
两个月前，他就用这句话迎接安德烈亚。
经过几天的火车，几十分钟的电车，几分钟步行，安德烈亚终于回家了。格拉里给他开了门，紧紧地、紧紧地拥抱了他。房子变了，但风格依旧是他熟悉的格拉里的气味，清贫、整洁、有条有理地摆放着书和文稿。战争似乎从未发过，也许过去两年只是两个月漫长的假期，而格拉里只是又一次迫于房租压力搬家。
“安德烈亚，”格拉里依然抱着他，眼泪的湿润还留在颈边，却用一句话打破了他的怀旧之情，“我们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他率先离开了那个怀抱，转身将包放在桌子上，避开了凝视他的眼睛，小心地回答，“塞尔吉奥，我才刚刚回来就来找你了，谁那儿也没去……”
“不如我们去吃点东西， 庆祝一下，怎么样？”
说完这句话，他才敢抬头看格拉里一眼，他依旧站在门口没挪动，只是转过身对着他，认真的听安德烈亚讲话。
“今天……？“格拉里抬起手，看下看表，摇了摇头，“今天不行，我要去和米兰支部来的同志开会。”他抱歉地看着安德烈亚，“要不你趁这个时间去给你妈妈问个好吧，她肯定很想你了。”
他心里满含着苦涩回到妈妈那里。她还是老样子，在柜台背后无休无止的舀咖啡粉，压咖啡，倒牛奶，切生菜和面包做三明治，为客人们递碟子……安德烈亚隔着玻璃，看着她与一个客人说话，大笑，他默默读着嘴型，是什么自己认不得的方言。他推门进去，碰响了门铃。
室内安静了，妈妈呆呆地看着他，客人们都是老邻居，也都认得出来他，有一秒钟，他们像在看复活的死人。
我明明有按时写信的，这也太夸张了，他想。
妈妈丢开手里的活，抱着他哭起来，“感谢上帝，你还活着……”老街坊们也纷纷站起来，亲热地拍着他，“好久不见，成熟了不少啊。”“真正的男人……”“最近城里好乱，有你陪你妈妈就好了。”安德烈亚对他们笑着，回应着，一一和他们握手，回答自己在战争中的事情，安慰那些失去亲人的人。门铃再响了一下，进来了一个外国人，他用奇怪的口音点了杯橙汁。妈妈只得转回柜台去做饮料。几个客人都不谈话了，开始喝水，在杯子的掩护下打量着陌生人。他沉默着付完帐，沉默地喝着果汁，又沉默放下杯子出去了。
在咖啡馆打烊后，他最终还是陪妈妈吃了晚饭，又回答了她千百个问题，把两年的生活倒地一干二净。临到头，母子俩站在餐厅外，把光亮和喧哗都抛在身后。
“今晚我要去找塞尔吉奥，我们有事要商谈。”
他扯谎扯的如此自然，话说出口了才去想那个家里到底有没有地方给他睡觉。睡沙发，也许吧？进门的时候他看见了一张大沙发。
“好吧，去吧，去吧，”母亲答应了他——尽管伴随着长达五分钟的对城市危险的抱怨——她可能终于接受自己的儿子是二十多岁的成年人，而不是妈妈的宝贝儿，终于没再盘问他晚上到底要干什么了。安德烈亚想再与她拥抱告别，他转过头，母亲的神情在有些古怪，街灯把每一丝异常的表情都照得清清楚楚 ，“格拉里先生现在…也过的很好。他住在咱们家时，我只看他学习刻苦，我想他以后说不定能成大事。没想到我给你找了这样一个老师啊。你不在的时候，他还回来找我，请我给你寄点东西，他真是个好小伙子。只是，”灯被风吹的摇动起来，光和影在她脸上交替闪烁着，“只是，他要为你好，也该给你介绍个工作。他认识不少教授呢。”
他不想再听下去，沉默着吻了母亲的脸颊，裹起大衣在风中冲向车站。
晚上，他在沙发上过了夜。格拉里送走了最后一个来访的客人以后给他铺了个床，然后自己回卧室关上门工作去了。一直到晨光熹微，窗外有鸽子开始咕咕叫时，灯才熄灭。
他每天如此，每天如此，他读书时已经很刻苦，可工作起来像疯了一样。白天来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各种各样的客人都要把编辑部的门槛踩烂了，工会干部，党的成员，普通工人，大学生，新到北方的同乡……办公室装不下这么多人，溢出到走廊里，不等主人接待，他们自己就先聊起来了。许多重大活动就在这里酝酿成型，他接受要求，联系社会各界人士，又反过来给出指示，提议更好的方案，定义事件，指出它的方向。有些重要人物约他在外面，他就从一个咖啡馆走到另一个咖啡馆，一杯一杯地喝浓缩，坐上二十分钟谈好事情，再赶去下一个地方。
也有人只是……只是想来。十七八岁的学生们想缠着心目中的文化英雄说话， 有些工人来向他询问最近有什么好剧，新移民们听说这里有个撒丁人，抱着碰运气的心态求他帮忙找个房子。格拉里对任何类型的客人来者不拒，除非要赶稿子的时候。那时候他把大家全轰走，闭门谢客——印刷机已经等着了。
他常常被各种事耽搁到深夜，只能用的时间凌晨审稿、写长文章，一不小心就工作到了天亮。
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单独相处。过去他们总呆在一处，因为格拉里见任何人时都喜欢带着安德烈亚，况且那时他们还会在图书馆里共同消磨漫长的下午。
安德烈亚手里还有一小笔退伍费，没能让他富裕到开启新生活，也没贫穷到必须立刻找到一份工作。大部分时间里，他呆在沙发上发呆，通过随便读什么书消磨漫长下午和夜晚。格拉里很快适应了他的新状态，并且像对待一只快死的宠物狗那样给他盖了更多毯子，给他带些点心和水果，保证他受到最低限度的关心。
慢慢地，安德烈亚也受不了这种坟墓般的寂静，开始主动出门。但情况一天比一天来得糟糕，各个广场上大小冲突不断，“嘿，又打起来了，他们又打起来了！”大家这样喊着，从空旷地跑到走廊下躲着，远远关注情况发展。穿着黑衬衫和马裤的法西斯，与绑着红色臂章的人民突击队相互用棍子石头互殴，逼急了就开枪，甚至有些老骑兵翻出了自己作为退伍纪念的马刀，骑着自行车就挥舞着朝敌人冲过去。
而无数惊慌失措的人们挤在廊柱后面，小心地探出头看着外面发生的一切。
“该死，我的帽子！”有人大喊。
“小心些，来，站后面来。”大家齐声安慰，帮他把被流弹打飞的帽子捡起来。
城市变得危机四伏，划为一个个安全区和危险区，必须牢记地图，否则小心丧命。人们不再敢随便晚上出门散步，波河某些风景最优美，最舒适的路段的富人消失不见了，他们害怕危险，全躲了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凶狠的斗殴者。
万奇利亚和巴里耶拉米兰错综复杂的街道适合设伏，住在这里的法西斯一不小心就会掉入伏击圈，被打的鼻青脸肿，严重者横死街头。这里法西斯据点和红色据点犬牙交错，晚上进错了酒吧说错话，可能导致最严重的后果。也有的时候卷帘门会突然打开，几双手把被逼到绝境的人拖进店里，那里的工人和穷学生们身上一定带点红色，墙上挂着总工会的旗子还有歪歪扭扭写着自己组织名号的红旗。
南边的米拉菲奥里一入夜就是一片漆黑，煤气灯被砸烂了，电车时常被人推翻烧掉，工人总是秘密地破坏掉能破坏的一切。市政当局徒劳地想修复，可补上的任何东西又会在第二晚奇迹般地蒸发。米拉菲奥里的商店门帘是有凹坑的，街上永远布满玻璃碎片，烧焦的铁架残骸横卧在路边，周围拉着一圈警戒线。工人自发组织的警戒力量不分日夜在街上巡逻。法西斯对它咬牙切齿，报纸每天谴责南郊的流氓，当然，敌对行动也就仅限于报纸上了，没人敢真的入侵这片好战的土地——菲亚特的工人可不是跟你说着玩的。
在这被诅咒的土地上，格拉里可是如鱼得水。他需要经常往工厂跑，去办活动，去做讲话，或者就是单纯看望朋友。许多人都认识他，连混迹街头的小青年也尊敬格拉里，他们主动护送他往返，保证他的安全。有天晚上，这样两个保镖陪着他回家，他们三个人脸上都带着异常亢奋的表情，身上传来东西烧焦的糊味。
“我们把一辆电车烧了。”格拉里愉快的宣布。
“火烧的很高，都烧到天上去了。”他比划了一下，“一层楼那么高。”
熊熊烈火吞噬了钢铁，高温中电车“砰”的一声爆炸了，火焰腾空而起，呼呼作响。安德烈亚注视他闪亮的眼睛，仿佛那橙色的灯光是火的反光。
城市危机四伏，不给他独自思考的自由。格拉里从郊区归来的夜晚，让他决定至少应当重新和老朋友联系起来，以免莫名其妙的死在路边。大学时，翁贝托和他关系比较近，他们两人都爱读书，而且都念的法律，多少有点共同话题。顺理成章地，安德烈亚首先给他打去电话。
在约定的时间站在人民之家门口时，他忽然有些局促，现在想来，几乎每次来这里都是跟着格拉里，他向所有人介绍：“这是莱昂帕尔蒂，一位很有教养的同志，我的好朋友。”他们接纳了他，可他真的属于这里吗？同学们嫌他过于沉默，工人们觉得他太市民气。
十七八岁，甚至更年轻的孩子们笑着进进出出，无忧无虑地傻喝酒。他已经过了这个年纪，不能再悬而不决了。
“我给咱们仨都买了……”翁贝托带着三壶掺水的葡萄酒走了过来，扫了眼桌子，“塞尔吉奥不来？”
他点了点头。
“那我们自己都干掉吧。”翁贝托似乎总是特别快活。他比自己退伍的更晚些，却快速回到了党里。他谈论着格拉里准备办一份新报纸。他已经答应到时候一定加入，为他在报纸上写稿。翁贝托熟读法律，眼下很有希望在律所找到实习的工作，到时候他还可以为新报纸在运营上提供帮助。
“你准备写什么？我们暂时准备各写各的主题，先这样看看效果。”
他没问安德烈亚知不知情，要不要加入，这根本不需要被讨论。
安德烈亚玩着硬币，把它高高弹起，反手接住。
“没想好。”他说。
“那你快想，时间不等人。”翁贝托喝的太高兴了，根本没注意安德烈亚回答前古怪的沉默，“就是几个月的事情了。我们可以用《前进报》的建筑和印刷厂，党允许了。安杰洛找了几个投资人，正谈着呢。”
大概十点钟他就回去了，整夜没有睡着，一直干躺在沙发上发呆，想着人们手里各色的武装，想着武装的工人，黑衫打手，火光，自行车上待分发的报纸，冲进咖啡馆里躲袭击的人，尖叫，怒吼，演讲，煽动性的演讲，格拉里鞭辟入里的分析......一个声音，一个巨大的呼唤再不断叩击他的心：就是现在，别无选择。
中午，格拉里醒了，开始洗漱，穿衣服。他还像具尸体似的，衣着整齐地僵在沙发上，全身上下只有眼珠子在动弹，它紧跟着格拉里的身影转来转去。
格拉里收拾好自己，要出门去编辑部了。就在他扭门把手时，安德烈亚站了起来，他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拽住了格拉里，“翁贝托告诉我你在准备办新的报纸，”
格拉里停下了动作，等待着。
“我答应你。”他说。
这半句没头没尾的话，换别人会听得一头雾水。可是格拉里明白，他明白就够了。
“我答应过你。”他回答，“今天出门的时候就答应你了。”
格拉里站起来，抖了抖大衣，“我知道。”
在入伍前，他去过编辑部几次。城市因为战争显示出萧条之象，但这里倒是很热闹，人多的时段门半敞开着，方便客人进出。现在不但大门紧闭，一楼的窗户也封上了护板，以防有人突入进来。
格拉里掏出钥匙打开门，顺便将一套备用钥匙扔在他手里，“别搞丢了。”
说完，他率先钻进了狭小的门洞里。说是“钻”，因为原本宽敞的大门被石头砌的严严实实，只留了能让一人通过的洞。两个工人守在入口处的沙发上执勤。他们照例查了格拉里的证件，但显然只是走个过场，心思已经完全放在聊天上了，问他去罗马作报告的情况如何，是否真的像比安科说的那么好，全程是否安全。格拉里简短地回答着——很好，安全，甚至过分安全。
“对了，我还给你们带了礼物。”在惊喜的目光里，他从包里拿出马其顿牌香烟，塞到两人手中，“够不够？不够告诉我。”
上楼时，他们都还能闻到一楼飘来的烟味，“我们把不方便公开活动的同志调过来了，这份工作很辛苦……”格拉里说着，又往下看了一眼，两人正中有一个人正望着门口，另一个人一边抽烟，一边读书，他的声音突然变小了，近乎自言自语，“他们喜欢就好。”
二楼的走廊里也布了岗哨，靠街的窗户位置堆满了沙袋，背后放着一挺机枪。安德烈亚不禁感慨：
“这里变化真大，”
要说这里是军营未免过于夸张，但它的确成了战场的延伸……不，安德烈亚纠正自己，新战争的桥头堡。社会运动的头脑与野心被武装了起来。
“就像……反正你也变得不一样了。”
塞尔吉奥还是他熟悉的那个人，似乎又与他熟悉的那个人大有不同。他很急迫，因为急迫而专横。纵然他从来喜爱这种专横，也被全新的力量压的喘不过气来。
“因为今时不同往日了。”格拉里坦然承认，“俄国革命以后，我一直关注着他们，我是真心觉得，一个新时代开始了。我们必须抓住机会。”
格拉里的办公室就在二楼，位于建筑最深处，窗户向院子开，远离危险的街道。两人进去以后，安德烈亚第一眼就注意到，书桌侧方的墙上钉着两幅地图，意大利的地图和都灵城的地图，上面用各色铅笔做了标记，他恍然间觉得自己正身处司令部里，格拉里是正在发号施令的将军。
他对安德列亚详细解释着自己的想法，轻言细语、有条有理，“在路上，我不方便说那么多。现在的情况是，许多人都感觉到现在的党和工会都已经有局限性了，必须产生一种全新的组织。不然为什么所有人都抢着谈论工厂委员会？
而我们在工厂委员会里看见了什么？是工人能直接组织生产的可能性，我们都听说了他们主动给布尔什维克造武器，还有不同工厂的工人组织彼得格勒的生产，分配食物和日用品的事情。工人们也愿意这样，他们乐意把工程师，把职员，把知识分子们都抓在自己手里，使他们服从自己的指挥……”
听着，听着，他意识到，和平的路的确已经走到尽头了，社会的两大阵营都在紧张地准备着，再不选边站的人只会被碾碎。
“……它会带我们走向革命党的，能像布尔什维克那样能抓住社会的党。”
“我相信你。”安德烈亚只是简单地回来答。
格拉里把他拉近了些，随后轻轻吻了吻他的脸颊。
“我马上要见一个人，你和我一起吧？”
“——而那个人，巧的不得了，就是卡米拉。”安德烈亚笑道
安德烈亚讲完了，挑眉看着从厨房归来的卡米拉，“亲爱的，你有给我剩下一些点心吧？”
她噗嗤一声笑出来，从兜里掏出纸袋，扔到安德烈亚手里，“都在这里，没人跟你抢。”
“安德烈亚肯定没告诉你，那时候我们在吃饭的事儿上进行过多少明争暗斗，他太爱面子了，”她没有立刻坐下，而是走到恩利科背后，一手搭着他的肩膀，一手指着安德烈亚，“你说实话，是谁请外地朋友吃水煮土豆的？”
她的朋友捂住了脸。
卡米拉发出胜利的笑声，她转身坐在了恩里科身旁，对他说：“我们那时确实满怀热情，但一切都很艰难，而在法西斯政权建立后就更困难了。”
那时候，许多年轻的人挣扎地生活，但每当受到追捕、失业、没处可去的同志们来叩门，他们总会打开门，铺好另一张床，把面包一切两半分给朋友。卡米拉也是如此，她不能再公开露面，只能靠党的一点微薄的经费过活。她在城市与城市间流窜，必须高度警惕：因为每个人都可能长着告密的嘴，每一扇门背后都隐藏着危险——城市不再属于他们。
多年流亡生涯里，她极少回想过去，她用必胜的决心面对没有尽头的苦难。解放后，她从最南端回到了都灵，这里已经在轰炸中成为一片废墟。倒塌的残骸中，她认出了过去热闹熙攘的人民之家，认出了那些开到半夜的小餐馆。过去，编辑部的成员们总是工作到深夜，又赶在打烊前一窝蜂涌进餐馆，他们抽烟抽的房间里烟雾弥漫，每个人都在等着别人能宣布“我吃饱了”，他们会立刻瓜分这个人盘子里剩下的东西……无论如何，在这座城市的记忆是那些黑暗日子里她寄放心灵的地方。
“我实在受不了罗马。”
她曾经当过议员。可是，比起在议会里进行微妙的政治操作，她更想念都灵熟悉的街道和战后回去定居的老同志们。议员任期结束后，她告诉安德烈亚，自己不愿再参选，宁愿回北方去。很快，她的愿望得到了实现，她有机会再次和路易吉合作，管理党务工作。
有时，她感觉仿佛回到了过去——一个谦逊友善的小伙子，喜欢来《新秩序》的编辑部，和大家都混熟了，渐渐成为职业活动家，管理着新生的共产党的具体事务。那时，当她派路易吉去解决最棘手的难题时，他总说：“放心，我一定做到。”而他言出必行，令人安心。
现在，成为了党的二号人物以后，当干部们带着疑虑来时，他依然会笑着说：你放心去做，我会帮你。
新一代活动家也渐渐加入他们，五十年代中期的某天，她在北方领导层的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安德烈亚的妻子。她活泼自信，衣着时尚光鲜，代表着战后茁壮成长起来的新妇女的风貌。卡米拉心里感到欣慰，这一切都是她们努力的成果——然而，她却隐隐感到神伤，她追求的那些革命同志间的情谊，以及一代人共同相信的另一种生活的蓝图，伴随着战后建设的嘈杂正在慢慢远去模糊。
党的年轻人不用再蜷缩在一间房间里，绝望的梦想着未来。它有更强的的力量，更长的时间，更广阔的空间去巩固在抵抗运动中得到的一切。
菲亚特在扩张，将周边郊区里种着自己几亩地的农民也吸纳进工厂，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工业化的脚步一起壮大，万奇利亚和巴里耶拉米兰都成了国中之国，统治这里的是无产阶级。听卡米拉说话时，恩利科一直在想圣洛伦佐。
罗马没有遭到严重的轰炸，可是圣洛伦佐区——著名的工人街区——上空每天都有飞机飞过，投下成吨的炸弹。他离乡去罗马工作时，战争已经结束了一顿时间，这里依然没有恢复过来，到处都搭着铁皮房子，郊区则彻底地陷入了饥荒，河道里无数老鼠和河狸都被抓起来烤着吃了。 可城中心却像没有经历过战争一般，建筑沉重的横卧在街上，模仿洞石刷成的灰黄色墙壁坚固，沉默，安静的令人生厌。每一扇坚固的木门都紧紧关闭，保卫着世代住在里面的政治家和老板们的权力。
解放了国家的人被拒绝了。
愤怒是自然的。四十年代末，哪怕在这个沉闷的，充满政治家阴谋的城市里，恩利科也能感到沸腾的冲动——结盟被破坏了，打倒资产阶级国家，独掌大权！——更别说在北方了。
是安德烈亚考虑到了他们或许都轻视的东西，他提醒所有人，情势已经不同了，现在不能不考虑国际干涉的可能性。法西斯政权的镇压使我们没有机会成为一个群众党，现在绝不能因为冲动断送这个机会。
共产党应当对大众开放，应当领导运动的方向，巩固它的力量，并将非凡的斗争转化为实际的政治成果。安德烈亚不厌其烦的强调这个观念，将其作为党的立身之本。它实现了二十年代未曾实现的梦想，共和国建立十年后，国家现在不得不接受共产党人在政府里存在，圣洛伦佐重新焕发出独特的生机。
他们一直聊到日头偏西，安德烈亚说，“也不早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恩里科和他道了别，卡米拉也站起来，用力握了握他的手。
“有机会的话，再来北方看看。”
她的手依旧很有力，充满热情，正是这样的人构成了党的骨架。恩里科一边想着，一边推开大门。太阳正落在罗马城千万间屋子上，让豪宅与廉租公寓都变成灿烂的金色，阳光为他的车子蒙上一层金纱。
突然，有声音大声喊着：“恩里科，恩里科，等等我！”
一个瘦瘦的身影从大门钻出来，飞快地冲过街道，跑到他身边。阿尔多问道：“你忙吗？”他瞪着眼睛，神情急切。
恩里科摇摇头，“不忙，你想去哪里？我顺带捎你去。”
少年抿了抿嘴，还是没忍住露出放松的笑容，“去雷纳托家，可以吗？”
“你不和他们多呆一会儿？”他把钥匙插进车里，点火发动。
车开了，窗外掠过一排排灰色的廉租公寓，阿尔多脑袋抵着车窗，哈出的热气在玻璃上变成白雾。
“不用。他们有他们的事情要做。”
（1）为了剧情和人物有改动。原句是"Femmene belle,ca date lu core,Si lu brigante vulite salvà,Nunn'o cercate, scurdateve 'o nome Chi ce fa 'a guerra nun tiene pietà."意为“献出了心的女人啊/如果你想救一个土匪/忘记他的名字/别去寻找他的踪迹/因为对我们开战的人/没有怜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