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贵”统治者？还是秦晖“左手要福利”的权利维护者

最近朱总理去世，从X上到微信群，都在讨论东北工人大下岗问题。对下岗工人被下岗，是否应该的问题争论尤其激烈。这里面有一个辩护理由就是秦晖的“左手要福利，右手要自由”，这些东北工人的福利待遇是他们应得的权利，当时应该做的是提高农民的福利待遇。我对秦晖的这个思路在中国应用，其实很早就有点怀疑，大约是2017年左右，凤凰周刊发过一系列东北国企子弟怀旧文章。这些文章里面描述的国企福利待遇让人嫉妒。

秦晖早年有个知名的“尺蠖效应”用来形容中国的经济改革，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叫“左手要福利，右手要自由”。秦晖认为当年东欧剧变能够走向民主化，跟他们国企员工借着社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停向政府要福利（70-80年代东欧国家普遍向西欧借债搞福利）有密切关系。以波兰为例，当时政府官员搞权贵私有化，涉嫌腐败被国企员工抵制非常厉害，剧变之前国企私有化没搞成；另一方面，团结工会组织工人要福利的斗争也很厉害，政府不断提高国企福利待遇，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统治者统治压力巨大，却没捞到什么好处。财政危机引发了剧变。

  秦晖这个理论，我向来是赞成的。2018年范冰冰事件，全网几乎一边倒的支持罚款，我的一些同道好友也支持，唯独我从“唔代表，不纳税”角度反对。

  但是秦晖这个理论，在中国应用的时候有个模糊区域很难解决，就是中国的国企员工究竟算是有特权的权贵还是争取福利的普通工人？  

    要知道，很长时间里中国社会是一个身份制社会，你享受什么样的福利待遇主要跟你的身份有关系，跟你个人能力关系不大。当时的身份等级次序，基本上可以认为是: 干部>单位职员/国企工人>地方国企工人/无单位城里人>国企临时工>农民。在这个等级秩序里，农民地位最低也最受压迫，但是却占总人口80%以上。从这一点来说，几乎所有城里人吃国家粮的，几乎都可以被认为是压迫者。  

    东欧各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像波兰/匈牙利他们的农村没搞集体化，但是却搞了全国职工社保，农民非但没受压迫还享受跟工人同等的福利。苏联的情况也类似，自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的国家收购价，同时把集体化后的农庄当成国企来经营，农民成了国家职工，不仅每月领工资，也享有跟普通工人一样的福利待遇。这种情况下，苏联东欧国家的国企如果一直经营亏损，那国家财政很快就会破产。好在苏式理性计划经济下的国企，虽然经营效率不如市场经济，但也不至于普遍亏损。  

    中国的国企在一五计划时期学习苏联制度，引进了苏联一整套企业管理制度包括福利待遇体系。但是很快猫发起了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之争，苏式理性计划经济那套很快就被推翻，搞政治运动成了国企主业，文革期间国企原有管理制度被砸得稀巴烂，盛行各种“伪创新”。国企普遍亏损，这个时间段城市人口全靠农村人口上缴的粮食养活（72年后开始进口粮食，用原油换粮食），国企完全靠工农剪刀差输血。只有少数采矿企业（石油/煤炭/铁矿石）有利润。  

    所以东欧各国国企员工把自己当做被压迫者没问题。中国国企员工则更像体制内的压迫者。网上有大量描述东北国企员工“工贵”式生活的资料，什么自来水管里每周放汽水，节假日发放粮油米面/饼干糖果什么的。  

    当然，我也不否认中国此前也有那种经营良好，员工为了企业流汗流血一点点做大的国企。这些国企资产主要来源于企业自己经营积累。这些企业的员工，则跟东欧各国国企员工无异，他们伸手要福利，我是支持的。只是东北大下岗的那批国企，可能大部分不属于此类。80年代有人研究过文革时期东北国企与上海国企生产率的差异，东北国企要低很多。  

    并且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延伸下去，比如事业单位的职员，像教育科研机构，气象局，国营广播电视出版社的员工，他们是否也有权“左手要福利”？再更近一步，体制内基层公务员（他们也很累，薪资微薄）是否有权要福利？  如果连这些“统治者”，特权享有人为自己的特权福利呼喊都有正当性，那岂不是跟以前那种“贪官越多越好，贪官加剧封建王朝倒台”逻辑一样了？

    究竟谁属于统治阶层？谁不是？在中国有时候并没有那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