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送歸鴻,手揮五絃——紀念朱令

大概從中學偶然知道朱令開始,就時常想起她。去年(注:指2023年)十二月她去世了。前幾個月我聽了柴靜與賀敏博士的對談。賀敏博士用科學儀器分析了朱令留下的頭髮,發表了論文。她說,如果她不做,就沒有人願意做。我在看柴靜的YouTube頻道時,能意識到她在逐一回應她人生中的議題;而那些議題我之所以都算熟悉,因為這就是我成長過程中,網絡與電視都在討論的。只是至今它們依舊沒有解決,也變得不能說了。
也許是因為朱令最後一次表演彈奏的是〈廣陵散〉(我一直想像著這個畫面,前幾個月才知道原來有視頻傳世),我總是無法不去想,她在已經中毒許久、數日未進食、用盡力氣去彈奏這首曲子的時候,是否有所感應。
這是一句意境優美的詩,但因為我為朱令感到的悲傷與憤怒,對柴靜、賀敏、朱令父母還有其他所有為朱令發聲者的敬意,我刻的方式十分激烈,幾乎把字寫成稜角分明的幾何圖形。「絃」既是琴弦,也可以是射落飛鴻的弓弦,我為這層聯繫而心傷。
在正義沒有被我們這些生者爭取到之前,我是不會平靜的。但我希望朱令在天上安寧,這句詩是我的祝福。
2024年平安夜
創作手記:
刻這塊版子時,我想起自己還在中文系讀書的時候,總是思考什麼才是重要的問題。研究一個沒有人研究過的偏僻的作者,或者在他人的論述上疊床架屋,在我看來毫無意義。中文系樂於培養苦大仇深、傷春悲秋之人,然而是誰的苦,誰的愁,誰的傷和悲呢?在這個結構依舊堅固、戰爭經年不息的時候,為什麼我們還要和遺民共情,共情他們這些既得利益者在新朝做官時流露出的隱晦的無奈呢?(這就是犬儒主義。)就算這是所謂「幽微」的書寫吧,我們也不再需要這一種書寫。這與文學、與我的生命,和我所關心的社群都毫無關係。我二十歲時,曾深深為自己不能寫古體詩、不會寫漂亮的書法而自責,甚至花了好多年的時間苦練鋼筆字。如今我可以寫一手漂亮的字了,可是這對我而言又有什麼意義呢?我無法用它來做創作,我始終都是在模仿。正如我仍然以為,當下寫古體詩、集句之類,大概只能算是愛好,並不是創作(除非你真的在其中完成了現代轉換——我並沒有看到過成功的例子)。正如許多人分不清什麼是時代浪潮下流行的東西、什麼是自己的東西一樣,也有許多人不明白,荒僻和困難並不構成意義,遊走邊緣也並不是反抗。文化資本不等於文化,學術/藝術圈子也不是學術/藝術本身。
離開中文系這五年,除去抑鬱不能做事的時間,我做過展覽、寫作、攝影、非遺研究和口述歷史訪問、中英日文的翻譯、文化導賞和人像攝影、脫口秀、小誌、版畫等等。只有離開了,才找到了對我而言「重要的問題」(女性/異鄉/語言/暴力),也看到了自己目前的創作方式——從寫作出發,去介入不同媒介。用里林的話說,「如果只是想寫漂亮的字,寫書法就夠了,為什麼要做版畫?」如果沒有做現代轉化,文學/歷史/文化的遺產留在那裡就好了,為什麼要把它們從墳墓裡挖出來,從書架上拿起來呢?除非是因為我們有新的話要講,除非我們有投入自己身體和生命去尋找新的話的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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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準備脫口秀稿子的時候,我提醒自己:「誠實和勇氣也只是創作的基礎,連第一步也不算。開始創作,不害怕做出失敗的作品,那才是第一步。」脫口秀讓我確信,閉門造車是絕無可能的。無論是否公開發表,都必須面向讀者,沒有創作是真正「獨自」完成的。版畫則告訴我,可以接受創作中的錯誤,但是如果想法成熟但技術不夠,那就得磨練技術,因為這樣的事無法借他人的手,要對自己的作品負責,就得對每一個環節負責。今年接觸這兩個媒介做的作品都讓我有信心說,就算把2024年作為創作的起始又如何,做就是了。
2024年平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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