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送歸鴻，手揮五絃——紀念朱令

大概從中學偶然知道朱令開始，就時常想起她。去年（注：指2023年）十二月她去世了。前幾個月我聽了柴靜與賀敏博士的對談。賀敏博士用科學儀器分析了朱令留下的頭髮，發表了論文。她說，如果她不做，就沒有人願意做。我在看柴靜的YouTube頻道時，能意識到她在逐一回應她人生中的議題；而那些議題我之所以都算熟悉，因為這就是我成長過程中，網絡與電視都在討論的。只是至今它們依舊沒有解決，也變得不能說了。

也許是因為朱令最後一次表演彈奏的是〈廣陵散〉（我一直想像著這個畫面，前幾個月才知道原來有視頻傳世），我總是無法不去想，她在已經中毒許久、數日未進食、用盡力氣去彈奏這首曲子的時候，是否有所感應。

這是一句意境優美的詩，但因為我為朱令感到的悲傷與憤怒，對柴靜、賀敏、朱令父母還有其他所有為朱令發聲者的敬意，我刻的方式十分激烈，幾乎把字寫成稜角分明的幾何圖形。「絃」既是琴弦，也可以是射落飛鴻的弓弦，我為這層聯繫而心傷。

在正義沒有被我們這些生者爭取到之前，我是不會平靜的。但我希望朱令在天上安寧，這句詩是我的祝福。

2024年平安夜

創作手記：

刻這塊版子時，我想起自己還在中文系讀書的時候，總是思考什麼才是重要的問題。研究一個沒有人研究過的偏僻的作者，或者在他人的論述上疊床架屋，在我看來毫無意義。中文系樂於培養苦大仇深、傷春悲秋之人，然而是誰的苦，誰的愁，誰的傷和悲呢？在這個結構依舊堅固、戰爭經年不息的時候，為什麼我們還要和遺民共情，共情他們這些既得利益者在新朝做官時流露出的隱晦的無奈呢？（這就是犬儒主義。）就算這是所謂「幽微」的書寫吧，我們也不再需要這一種書寫。這與文學、與我的生命，和我所關心的社群都毫無關係。我二十歲時，曾深深為自己不能寫古體詩、不會寫漂亮的書法而自責，甚至花了好多年的時間苦練鋼筆字。如今我可以寫一手漂亮的字了，可是這對我而言又有什麼意義呢？我無法用它來做創作，我始終都是在模仿。正如我仍然以為，當下寫古體詩、集句之類，大概只能算是愛好，並不是創作（除非你真的在其中完成了現代轉換——我並沒有看到過成功的例子）。正如許多人分不清什麼是時代浪潮下流行的東西、什麼是自己的東西一樣，也有許多人不明白，荒僻和困難並不構成意義，遊走邊緣也並不是反抗。文化資本不等於文化，學術/藝術圈子也不是學術/藝術本身。

離開中文系這五年，除去抑鬱不能做事的時間，我做過展覽、寫作、攝影、非遺研究和口述歷史訪問、中英日文的翻譯、文化導賞和人像攝影、脫口秀、小誌、版畫等等。只有離開了，才找到了對我而言「重要的問題」（女性/異鄉/語言/暴力），也看到了自己目前的創作方式——從寫作出發，去介入不同媒介。用里林的話說，「如果只是想寫漂亮的字，寫書法就夠了，為什麼要做版畫？」如果沒有做現代轉化，文學/歷史/文化的遺產留在那裡就好了，為什麼要把它們從墳墓裡挖出來，從書架上拿起來呢？除非是因為我們有新的話要講，除非我們有投入自己身體和生命去尋找新的話的自覺。

.

11月準備脫口秀稿子的時候，我提醒自己：「誠實和勇氣也只是創作的基礎，連第一步也不算。開始創作，不害怕做出失敗的作品，那才是第一步。」脫口秀讓我確信，閉門造車是絕無可能的。無論是否公開發表，都必須面向讀者，沒有創作是真正「獨自」完成的。版畫則告訴我，可以接受創作中的錯誤，但是如果想法成熟但技術不夠，那就得磨練技術，因為這樣的事無法借他人的手，要對自己的作品負責，就得對每一個環節負責。今年接觸這兩個媒介做的作品都讓我有信心說，就算把2024年作為創作的起始又如何，做就是了。

2024年平安夜